分家那天,婆婆只给了我一袋黄豆
一九八二年秋,陈家分家。
那天下午,堂屋里坐满了人。大队会计老赵坐在八仙桌东边,账本摊开,铅笔夹在耳朵上;族里的三爷坐在西边,手里盘着两个核桃;我婆婆刘桂香站在桌子中间,像生产队长念工分一样,一样一样往下派。
我站在门边上,靠着门框。
我男人陈立国不在。他在二百里外的林场,一年回来两趟,秋天这一趟还没到。
“正房三间,给立军。”刘桂香说,“立军要说媳妇了,没房谁跟。”
小叔子陈立军坐在炕沿上,两条腿晃着,嗑瓜子,壳吐在地上。
“缝纫机、自行车,也给立军。”
老赵抬头看了一眼:“嫂子,缝纫机是你儿媳妇陪嫁的吧。”
“陪嫁进了这个门,就是这个门的东西。”刘桂香说,“再说了,立国媳妇会蹬吗?她娘家是卖豆腐的,卖豆腐的蹬缝纫机?”
堂屋里有人笑了一声。
我没说话。
“水浇地三亩,给立军。”她接着说,“坡上那二亩旱地,给立国。”
三爷的核桃停了一下。
“桂香。”三爷说,“那二亩地,靠天吃饭,一亩打不了一百斤。”
“打多少算多少。”刘桂香说,“立国有手艺,在林场挣工资,还差这两亩地?”
“房子呢。”三爷问。
“西厢那半间,给立国媳妇。”
“西厢那半间漏雨。”
“漏雨她自己补。”刘桂香说,“她年轻,爬得动房。”
堂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老赵把铅笔拿下来,在账本上写了两笔,又停下,抬头看我:“立国媳妇,你有啥说的。”
我站直了。
“没了?”我问。
“没了。”刘桂香说。
“锅碗瓢盆呢。”
“灶上那口铁锅,豁了个口,你端走。碗给你四个,筷子一把。”
“粮食呢。”
刘桂香往墙根一指。
墙根下放着一条麻袋,半人高,鼓鼓的。
“黄豆,一百斤。”她说,“你娘家卖豆腐的,给你黄豆,正合适。”
堂屋里又有人笑了。
这一次笑得更响,连老赵都低下头去。
我走过去,蹲下,把麻袋口解开。
黄豆是好豆子,圆,黄,抓一把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抓了一把,凑到鼻子底下闻,有一股新豆子的腥气。
“立国媳妇。”刘桂香说,“你要是不服,现在说。”
我把那把豆子倒回袋子里,系上口。
“服。”我说,“一袋豆子,我认。”
我扛着麻袋回西厢的时候,二婶在院门口择菜。
“给了啥?”她抬头问。
“一袋豆子。”
“就一袋豆子?”
“还有一口锅。”
二婶的手停在半空,看了我半天。
“你婆婆这是……”她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了,“你娘家人呢,不来?”
“我爹死得早,我娘瘫了三年,去年也没了。”我说,“来不了。”
二婶低下头,继续择菜,择得很快。
西厢半间,说半间是真半间。
三面墙,一面是原先的隔断,拆了一半,露出里头的秫秸秆。房顶的瓦碎了好几块,从窟窿里能看见一块天。地是夯土的,靠墙角有一片常年渗水,黑的,踩着发软。
我把麻袋放在靠里的墙角,用两块砖垫起来。
那口锅是生铁的,豁口在沿上,缺了两指宽,倒水会漏。
我从墙根找了块破瓦片,比着豁口磨了半天,磨出一个形状,塞进去,用黄泥糊住。
糊完,我端了瓢水进去,看漏不漏。
一滴一滴,从锅底往下渗。
我坐在灶门前,看着那滴水,看了一会儿。
我想起我娘瘫在炕上那三年,她不能动,就躺着教我点卤,说小满你记着:豆浆落滚的时候声音会变,从咕嘟咕嘟变成咕——嘟,一声一声拖得长,那就是到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人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却亮,像灶膛里的火,一阵一阵往上蹿,说完就咳,咳完了接着说。
天黑下来的时候,公公陈老栓来了。
他一瘸一拐,手里攥着个东西,进了门,把门掩上。
“小满。”
“爹。”
他把手里的东西塞给我。
一个窝头,还热着,用干玉米叶子包着。
“你婆婆不知道。”他说。
我接过来,没吃。
他又摸出一样东西,五块钱,两张两块的,一张一块的,边角都磨软了。
“爹,这钱你留着。”
“我留着干啥。”他说,“我这条腿,留着钱也治不好。”
他把钱塞进我棉袄兜里,按了一下。
“立国不在家,你别跟他妈硬顶。”他说,“她那个人,你越顶她越来劲。你不吭声,她反倒没辙。”
我点点头。
公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看房顶的窟窿,叹了口气。
“那瓦,”他说,“我明天上房给你补。”
“爹,你腿不行。”
“腿不行,手还行。”
他走了。
我把窝头掰成两半,一半留着,一半就着凉水吃了。
那五块钱,我压在炕席底下。
第二天一早,我扛着豆子去了二婶家,借磨。
二婶家的石磨在院子东头,磨盘上落了一层灰。
“你要磨豆子?”二婶问。
“做豆腐。”
“你会?”
“我娘家三代做豆腐。”
二婶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
“行。”她说,“磨用完,把磨盘给我刷干净。”
“刷。”
我把豆子倒进磨眼,推第一圈的时候,胳膊上的筋一抽。
一百斤豆子,泡上八斤水,泡一夜,第二天磨。
我一个人推磨,推到日头升到房脊,磨了四十斤。
手上的泡破了两个,血渗出来,沾在磨杆上。
我拿布条缠了两圈,接着推。
做豆腐,豆子是本,卤水是命。
我娘教我的时候说过一句话:点卤这个事,手比眼准,眼比嘴准。
豆浆烧开以后,舀进缸里,等它落滚。落滚的当口看不见,得听——滚水的声音从“咕嘟咕嘟”变成“咕——嘟”,一声一声拖得长了,就是到了。
到了就得点,早一分嫩,晚一分老。
卤水是一小勺一小勺往下滴的,滴一勺,搅三圈,看花。
花是豆浆表面结的那层细沫子。花散得慢,就等;花散得快,就再加半勺。
点老了,出来是豆腐脑,筷子一夹就碎。点嫩了,豆花不成块,一上屉就塌。
我娘说,好豆腐是能立在刀上的。
那天晚上,我在西厢点了一缸。
柴是捡的,湿的,烧起来冒黑烟,呛得我眼泪直流。缸是借的,缺了个角。卤水是娘家带回来的一小瓶,用棉花裹着,塞在棉袄里头,一路捂回来。
第一缸点老了。
我心里急,火大了,卤水下去得猛。
出来的豆花碎得像豆腐渣。
我没舍得倒,盛了一盆,自己吃,吃了三天。
第二缸成了。
我用刀切成四四方方一块,托在手上,立着,没塌。
那天夜里,我坐在灶前,看着案板上那几板豆腐,忽然哭了。
哭得很小声,怕人听见。
我娘没教过我怎么做买卖,她只教过我怎么把一锅豆浆点成一块豆腐,说这是咱家的饭碗,你端稳了,走到哪儿都饿不死。
但她没说过这饭碗,还能换钱,能盖房,能让我在这个家里直起腰来,她要是知道,大概会笑,笑完了又该心疼,因为她这辈子端着的那个碗,一直没端稳过。
第二天四更天,我挑着担子出门。
三十斤豆腐,两板,用湿布盖着。
扁担是捡的,一头高一头低,走起路来晃。
从我们村到镇上,八里地,中间要过一道土坡。我挑着担子上去,歇了三回。
到镇上的时候,天刚亮,供销社门口已经排上队了。
我把担子放在供销社斜对面的墙根,掀开布。
豆腐还温着,白,颤,冒一点热气。
头一个买的是个老太太,拿两分钱来买一小块。
“多少钱一斤?”
“一毛二。”
“供销社才一毛。”
“您尝尝。”我切了一小块,用刀尖挑着递过去。
老太太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眼睛睁开了。
“再给我来二斤。”
那天早上,三十斤豆腐,卖了一个钟头。
最后来的是供销社卖豆腐的老孙,他站在我担子前面,看了半天。
“你这豆腐,”他说,“用的什么卤。”
“卤水。”我说。
“卤水点,不能这么嫩的。”
“能。”我说,“得看花。”
老孙没再说话,回去把他的摊子收了。
我数钱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三块六毛。
三块六毛钱,全是毛票和钢镚,装了半个口袋。
我把钱倒在炕席上,一枚一枚数,数了三遍。
三块六。
一百斤豆子,能磨出二百六十斤豆腐,能卖三十一块二。
这个账我算了一晚上。
卖到第五天,队上来了人。
是大队长王福田,还有公社的一个干部,姓张,戴眼镜。
他们站在我院子门口,看着那一缸豆浆。
“周小满。”王福田说,“有人反映你在搞投机倒把。”
我手里的勺子没停。
“王叔,”我说,“我卖豆腐,一斤一毛二,镇上供销社一毛。我没抬价。”
“不是价的事。”那个姓张的说,“个人经营,要办手续,要交管理费。”
“在哪儿办?”
“公社。”
“那我明天去办。”
姓张的看了我一眼,眼镜片反了一下光。
“办了也不一定能批。”他说,“现在政策是政策,下面有下面的规矩。”
王福田在旁边搓手,不吭声。
我把勺子放下,擦了擦手。
“张同志。”我说,“我问一句。”
“你说。”
“中央的政策,是让不让个人做买卖?”
他没说话。
“今年一号文件,我让立国从林场给我念过。”我说,“文件上说,农民可以搞家庭副业,可以长途贩运。我一个字不认得,我是听来的,但我知道有这一条。”
姓张的脸色变了一下。
“你倒是懂政策。”
“我不懂。”我说,“我只知道,我男人在林场一年挣三百块,寄回来一半,我婆婆拿走。这半年我没吃过一顿饱饭。现在我做豆腐,一天挣三块六,我吃饱了!就这个事!”
院子里静了一会儿。
王福田咳了一声。
“老张。”他说,“她这个……也就是个家庭副业,规模不大。”
姓张的把笔记本合上。
“手续去办。”他说,“管理费一个月两块。”
“我交。”
他们走了。
我站在原地,腿有点软。
那天晚上,我坐在灶前,把那一百斤豆子剩的最后一点底翻出来看。
袋子底下,还留着几颗,是我分家那天抓在手里闻过的那一把。
我把它们捡出来,装进一个小陶罐,塞在灶王爷的像后面。
腊月里,我买了一盘小石磨。
二十六块钱,是我攒了两个月的。
石磨搬回来那天,二婶来看,围着转了三圈。
“你这是要开张啊。”
“嗯。”
“你婆婆知道了,能气死。”
“她知道。”我说,“上礼拜她来过,让我每个月交十块钱给她。”
“你交了?”
“交了五块。”
“为啥交?”
“因为我男人还姓陈。”我说,“他回来,得有个妈。”
二婶看了我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这人,心里有本账。”
一九八三年开春,我在镇上有了个固定摊子。
供销社斜对面那块墙根,一个月交三块钱管理费,王福田给我开了张条子,盖了大队的章。
二婶来帮忙,一天管两顿饭,一个月给八块。
我买了一头小毛驴,一头驴比人强,能驮八十斤,走得也稳。
到夏天,一天能出四板豆腐,卖二十五块,净挣十一二。
我开始记账。
账本是一个学生作业本,蓝皮的,两毛四。
第一页我写: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豆子一百斤,锅一口,钱五块(爹给)。
底下画一道杠。
从那以后,每一笔进来的,每一笔出去的,我都记。
包括给婆婆的。
九月给了五块,十月给了五块,腊月给了十块,过年给了二十。
一笔一笔,日期,数目,都写着。
我不识几个字,字是跟二婶学的,写得歪,但认得出来。
那年秋天,立军把缝纫机卖了。
蝴蝶牌,我娘家陪送的,我娘攒了两年工分买的。
他卖给镇上收旧货的,三十块,拿去赌了,一夜输了一百二。
债主找上门,站在院里骂。
刘桂香把他护在身后,说孩子年轻不懂事。
那天我正好在院里晒豆子,隔着院墙听。
我没进去。
第二天刘桂香来找我,眼睛肿着。
“小满。”她说,“你借我五十。”
“干什么用。”
“还账。”
“立军赌的钱,凭什么我还。”
“他是你弟弟。”
“他是我小叔子。”我说,“分家的时候,他是拿正房三间、水浇地三亩、缝纫机自行车的那个人。我是拿一袋豆子的那个人。”
刘桂香站在门口,脸一阵红一阵白。
“你现在有钱了。”
“我有钱是我磨出来的。”我说,“我一天推三个钟头磨,手上这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到现在没停过。他赌的钱,我不还。”
她走了。
第二天她又来,站在我摊子前面,当着排队的人。
“周小满。”她声音很大,“你挣了钱就不认婆婆了?你男人知道你这么干吗?”
排队的人都不说话,看着她。
我把手里的刀放下。
“娘。”我说,“账我记着呢。”
我从钱匣子底下把那个蓝本子拿出来,翻到中间。
“去年九月五块,十月五块,腊月十块,今年过年二十。四个月,四十块。”
我把本子递过去。
“我一个月挣十一二块,交给你五块。你说我不认婆婆,那这四十块是给谁的。”
刘桂香看着那个本子,不认得几个字。
旁边有个排队的老太太伸头看了一眼,念了出来:“九月十二,五块。十月二十,五块。”
刘桂香的脸挂不住了。
“你这是记账骂我。”
“我记账是为了我自己明白。”我说,“我一个不识字的人,不记账,我怎么知道钱去哪了。“
她走了,走得很快。
那天摊子上的豆腐,卖得比平时快。
腊月二十八,立国回来了。
身上一股煤烟子味,脸黑,瘦了,眉毛上还带着雪。
进门先看房顶。
“瓦补上了。”他说。
“爹补的。”
“爹的腿能上房?”
“扶着梯子站底下,指挥我上。”我说,“瓦是他递的。”
立国站在院子里,看了一圈。
看那头毛驴,看那盘新石磨,看墙角码着的一摞豆饼,看晾在绳上的豆腐布。
“小满。”他说,“这院子我快不认得了。”
“你走的时候是啥样。”
“你坐在这屋里哭。”他说,“我走前一晚,听见你哭来着,我没敢进来。”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把铺盖铺在炕上,坐在炕沿,半天不说话。
“我听二婶说了。”他说,“分家的事。”
“嗯。”
“你咋不跟我说。”
“你在林场,回不来。”我说,“说了你能怎么办,你能跟你妈吵?”
他低下头。
“小满,我这人笨。”
“你不笨。”我说,“你就是软。”
他抬起头,眼睛红了。
“我以后不一样了。”
“你别以后。”我说,“你现在就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你妈再要钱,你别背着我给。”
“我不给。”
“你记住了。你要给,你就跟我说,我同意了你再给。”
“我记住了。”
那年冬天,公公的腿不行了。
先是走两步要歇,后来拄上了棍,再后来连院子都出不去。
他坐在西厢门口晒太阳,一坐一上午。
我每天给他送一碗豆腐脑,不放糖,放一点酱油。
“小满。”他有一次说,“我这腿,是不是该治治。”
“该。”
“你婆婆说,老了,治不好,白花钱。”
我蹲在他跟前,看着他那条腿。
膝盖那儿肿着,像扣了一个碗,皮是亮的,一按一个坑。
“爹。”我说,“开春我带你去县医院。”
他摇头。
“不去。”
“为啥不去。”
“我没钱。”他说,“我这辈子攒的钱,都给你婆婆了。”
他说完,把头转过去,看着院墙。
我在他旁边蹲了很久。
那年他给我五块钱,是分家的第二天。
他那五块钱,我一直没花。
我把那两张两块的、一张一块的,压在一个铁盒里,跟账本放在一起。
一九八四年开春,公公摔了。
在院里,踩到一片冰,摔在台阶上,人没起来。
我听见声跑过去,他已经躺在那儿,眼睛睁着,说不出话。
我背他,背不动。
叫了二婶家的三轮,拉到公社卫生院。
大夫看了片子,说是骨头裂了,得去县医院,还得开刀。
“多少钱。”我问。
“连刀带药,四五百。”
四五百。
那时候我手里有八百六十块,是攒着盖房的。
那天晚上,堂屋开了个会。
还是在八仙桌边上,还是那盏灯。
刘桂香坐在中间,立军在旁边低着头,脚在地上划。
“四五百。”刘桂香说,“四五百块钱,治一条老腿。”
“娘。”立国说,“那是爹的腿。”
“他六十二了。”刘桂香说,“六十二的人,开了刀也长不好。这钱花了,白花。”
“那你就让他在炕上躺着?”
“躺着呗。”刘桂香说,“我又没说不给他吃。”
我在门边站着,没说话。
“再说了。”刘桂香说,“钱在哪?”
她转头看我。
“你有钱。”
“我有。”
“你拿出来。”
“我拿出来。”我说,“我明天就去交。”
刘桂香的嘴张了一下。
“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爹以后归我养。”我说,“吃药、吃饭、住院,都我出。他这条命,从今天起,是我这条腿。”
堂屋里没人说话。
“还有。”我说,“从下个月起,我不给你钱了。”
“你说什么?”
“我说,那五块钱一个月,我不给了。”
刘桂香站起来:“你凭什么。”
“凭我养着你老头。”我说,“你要是觉得不公道,你去大队说,去公社说,我跟着你去。”
三爷的核桃不盘了。
“桂香。”他说,“这话在理。”
公公在县医院住了三十八天。
开了刀,打了钢钉,出院的时候人瘦了一圈,但能拄着拐走了。
大夫说,这腿以后不能干重活,慢慢走动可以。
住院花的钱,一共五百二十块。
我把账记在本子上,第五百二十块后面,画了一道杠。
出院那天,我雇了个三轮,把公公接到我家。
我家那时候还没盖新房,我把西厢收拾出来,炕烧热,买了两床新被子。
刘桂香没来接。
三月里,刘桂香来了,带着立军。
站在我院子里,看着躺在新被子里的老头。
“周小满。”她说,“你把人接走,是什么意思。”
“治病。”
“治病接到你家来,你图什么。”
“我图他能多活几年。”
“你图的是他那间房!”刘桂香说,“老宅那三间正房,是给他的!”
我笑了一下。
“娘。”我说,“老宅那三间正房,分家的时候给的是立军。你忘了?”
她的脸一下子涨红。
“你要把老人抢走,村里人怎么看我。”
“村里人怎么看您,是您自己的事。”
她冲上来要打我的手,被立国拦住了。
立国站在她和我中间,两条胳膊张开。
“娘。”他说,“爹在这住着,我每个月给您三块,够您买盐买油。”
“三块?”
“三块。”立国说,“我一个月挣三十。”
刘桂香看着自己的儿子,看了很久。
“你变了。”她说。
“我该变了。”立国说。
那年七月,立军出事了。
赌债滚到了六百,债主带了五个人来,坐在堂屋里不走,说要拉缝纫机、拉粮食,拉不够就卖房。
刘桂香哭着来找立国。
立国站在院里,没让她进门。
“娘。”他说,“这钱我没有。”
“你有!”刘桂香说,“你媳妇有八百多!”
“那是我媳妇的钱。”
“那是陈家的钱!”
“娘。”立国说,“分家那天,你给了我媳妇一袋豆子。她的钱,是那袋豆子长出来的。”
刘桂香坐在地上,哭了一场。
村里围了二十几个人看。
我站在门口,一直没说话。
等他们哭够了,我才开口。
“娘。”我说,“我借。”
刘桂香抬起头。
“六百块,我借。”我说,“立军,你过来。”
立军低着头走过来,站在我跟前,二十几岁的人了,手指头绞着衣角。
“你写个字据。”我说。
“我……我不识字。”
“我念,你按手印。”
我从账本上撕下一页,写字,一笔一笔写。
“今借到周小满现金六百元,用于还赌债。三年内还清,利息不要。逾期不还,老宅三间正房归周小满。”
我把纸递给他。
“按吧。”
立军的手抖,按了三次才按清楚。
按完,刘桂香一把抢过去看,不看还好,一看脸都白了。
“你这是要我的房!”
“娘。”我说,“你听清楚,三年。他三年能还上,房还是他的。”
“他还不上!”
“那您替他还。”
她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债主走了。
我把六百块钱数给立军,一张一张,数了三十张二十的。
数完,我把账本合上。
“立军。”我说,“这六百,是我推磨推出来的。一年半,光豆子磨了两万斤。”
立军接过钱,手一直在抖。
他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
“嫂子。”他说,“你咋不骂我。”
“骂你有用?”我说,“你娘骂了你三年,你听了吗。”
他站在那儿,眼圈红了。
“钱我三年还上。”他说,“还不上,我自己搬出去。”
他走了。
那天的月亮特别亮,照在院子里,照在磨盘上,照在我手上那一道道磨出来的茧子上。
一九八八年秋,我在镇上租了间门面。
两间,带一个后院,后院能放磨、能点卤、能晾豆腐布。
门面上头挂了块木牌,蓝底白字,是立国找人写的,五块钱。
写的是:周记豆腐。
开张那天没放炮,我在门口摆了一张桌子,一板豆腐,一盆豆腐脑,谁来都能尝一口。
镇上的人来了不少,排了半条街。
老孙也来了。
他退休了,供销社那个豆腐摊早散了。
他站在桌子前面,看了半天,说:“我卖了三十年豆腐,没卖过你这个味。”
“您尝尝。”
他尝了一口,没说话,又尝了一口。
“石膏点不出这个。”他说。
“能。”我说,“得看花。”
他笑了,说了一句:“当年你说这话,我还不服。”
立军是那年冬天回来的。
他去了南方,跑运输,两年多,回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皮夹克,头发留长了,人黑得像个炭。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后院点卤。
“嫂子。”
我抬头,看他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包。
他把包放在磨盘上,打开,从里头一沓一沓往外拿钱。
“六百。”他说,“加上利钱,七百二。”
我没接。
“字据呢。”他问。
我从账本里把那张纸翻出来,递给他。
他接过去,看了两遍,然后当着我的面,撕了。
撕成一条一条,扔进灶膛里。
“嫂子。”他说,“那三间房,我住不上,也不能卖。你要是想买,我卖给你。”
“我不要。”
“为啥。”
“那是你爹的房。”我说,“你爹现在住在我这儿,房空着也是空着,你回去住。”
立军站在那儿,忽然蹲下去,抱着头。
我继续点卤,一勺一勺,看花。
公公那年七十一。
腿治好了以后,能拄着拐走,走到门口,坐在一张小马扎上,晒太阳。
他每天早上要一碗豆腐脑,不放糖,放一点酱油。
“小满。”他有时候会说,“你这豆腐,比你娘做的嫩。”
“我娘点得老。”
“她那时候,舍不得卤水。”公公说,“卤水贵。”
他说完,就不说了,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
有一天他忽然问我:“你恨你婆婆吗。”
我正在晾豆腐布,手停了一下。
“爹,您问这个干啥。”
“我问问。”
我想了想。
“我不恨。”我说,“我就是不想跟她一个屋檐下。”
公公点点头。
“这话实在。”他说。
刘桂香是那年腊月来的。
一个人,穿着那件旧的蓝棉袄,拄着根棍,站在我店门口,往里看。
她瘦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像干裂的河床。
我正在给客人切豆腐。
看见她,我手上的刀停了。
她没进来,站在门外。
客人走了以后,我走出去。
“娘。”
她不看我,看着店里的桌子。
“给我切一块。”她说,“嫩的。”
我进去,切了一块,二斤多,用荷叶包好,递给她。
她伸手接,从棉袄兜里摸出两毛钱,放在我手上。
“我不要钱。”
“我买。”
“娘——”
“我不欠你的。”她说,“我这辈子,不欠人钱。”
我看着她那只手,手上都是斑,指关节肿着。
“您手怎么了。”
“风湿。”
“治了吗。”
“治它干啥。”
她把豆腐抱在怀里,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停下来。
“小满。”她说。
“嗯。”
“那年分家,是我不对。”
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一点。
“我那时候,就想着立军要娶媳妇。”她说,“我想着,你是外来的,你能忍。”
我没说话。
“我没想到,你比谁都能。”
她说完就走了,抱着那块豆腐,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得很慢。
我在门口站着,看她走远,走到街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歇了一回,把豆腐换到另一只手上,腾出手捶了捶膝盖,然后接着走;雪还没化,她的鞋底在地上踩出一串印子,一深一浅,走到看不见了。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那年过年,立国没去林场。
他把林场的活辞了,说是要留在家里帮我。
“你干得了吗。”我问他。
“干得了。”他说,“我推磨,你点卤。”
开春以后,他真就在后院推磨。
一米七几的人,弯着腰推那盘磨,推一上午,汗把棉袄都湿透了。
“立国。”我说,“你累不累。”
“不累。”他说,“我在林场背木头,比这个沉。”
他推了一个月,胳膊上的肉硬了。
有一天晚上他洗脚,忽然说了一句:“小满。”
“嗯。”
“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不完了。”
“你欠我什么。”
他没说话,低着头,把脚在水里晃。
“我不欠你什么。”我说,“我嫁给你,是我自己愿意的。”
一九八八年冬天,我把灶王爷的像挪开。
墙后头塞着那个小陶罐,罐口用一块布堵着,布上落了一层灰。
我把罐子取下来,擦干净,把布抽开。
里头是分家那天的豆子。
我把它们倒在手心,一颗一颗数。
四十颗,四十五颗,四十七颗。
一百斤豆子,剩下四十七颗。
我把它们倒回罐子里,塞上布,又把灶王爷的像贴回去。
立国在旁边看着。
“这是啥。”
“分家那天的豆子。”我说,“我留了一把。”
“留它干啥。”
“留着看。”
那天夜里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我把店门关了,炉子生上,把豆腐脑盛了两碗,一碗给立国,一碗端到公公屋里。
公公坐在炕上,接过去,喝了一口。
“小满。”
“嗯。”
“你娘要是活着,看见这店,准高兴。”
“她不识字。”
“她不用识字。”公公说,“她闻一下就知道了。”
窗外雪下大了,街上没人。
我把门关严,回过身,看见我那本蓝皮的账本放在案板上。
最后一页我写的是今天的账:豆腐四板,卖了三十一块二。
底下画了一道杠。
再底下,我写了六个字,是我这几年学的,写得还是歪:
日子,是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