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川是被一阵极轻的金属摩擦声弄醒的。
声音来自铺面方向,像有人用指甲划过玻璃柜台,又像某种细小齿轮在缺油的状态下强行咬合。他睁开眼,床头闹钟的荧光指针指着十一点四十七分——他每晚十点关门,十一点前必然入睡,这个时间点不该醒。边境小镇的冬夜冷得干脆,风从界河方向灌过来,把窗框吹得咯吱响,但刚才那声音明显在屋里。
他披上棉袄摸黑下楼。钟表铺一楼的空气永远比楼上凉,混杂着煤油、铜锈和松节油的气味。月光从临街的百叶窗缝隙里挤进来,把柜台上的工具照得半明半暗。周德川先摸到柜台后面的总闸拉了一下,没跳。又检查了卷帘门,锁扣完好。他松了口气,正要转身回去,脚底踩到一样东西。
硬邦邦的,鞋底碾过时发出“咔”的一声脆响。
他蹲下去摸,指尖碰到冰凉的金属链子。拽起来凑到窗边月光下一看,是一只黄铜壳的猎表,表盖雕着缠枝花纹,磨损得厉害,但擦干净后能看出做工不差。表壳侧面有个小按钮,他按了一下,前盖弹开,里面的玻璃面完好无损,时针对着十二,分针也对十二,秒针卡在五十八秒的位置不动了。表冠拔出来上弦,阻力正常,可就是不走。
周德川翻过表背,后盖内侧刻着一行极小的字:沈记照相馆,民国三十七年。下面还有一串数字,像是底片编号。
沈记照相馆。镇上唯一一家照相馆,开在邮局隔壁,老板沈秋白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手艺好,话不多,三年前从省城搬来,带着一台老式座机和满屋子的玻璃底片。周德川跟她不算熟,但每个月她会来铺子里给座机换一根发条,上回见面是十天前,她穿一件墨绿棉袍,头发用一根银簪别着,坐在高凳上看他拆机芯,说了一句“周师傅,你这铺子里的钟走慢了”,他当时正埋头调游丝,没接话。
三天前,沈秋白没去开照相馆的门。邮局的老赵敲了半天没人应,撬开门一看,屋里整整齐齐,暗房红灯还亮着,显影盘里泡着一张没捞出来的底片,人不见了。镇上派出所来了两个人,转了一圈,说是成年人自行离开,没发现打斗痕迹,让再等等。老赵在邮局门口骂了半天街,说沈秋白连座机上的防尘布都没掀开,不可能自己走。
周德川把怀表放进工作台抽屉里,想了想又拿出来。表壳里的机芯是瑞士货,十五钻,不算顶好但也不便宜,镇上能修这种表的人只有他。沈秋白失踪前把表送到他这里来,是让他修,还是留给他什么信息?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在后盖夹层里摸到一片薄薄的硬纸——一张剪裁过的底片,对着台灯一看,黑漆漆的,只有边缘有一排曝光过度的白字,是沈秋白用底片头写的:“子时,桥下。”界河上的石桥在小镇西头,连接着两个国家。桥中间有道铁栅栏,白天开,晚上锁,两边各有边防哨所。周德川在镇上住了四十年,桥走过无数回,但从没在半夜去过。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十一点五十三分。怀表现在还躺在他手心里,秒针依然卡着不动。他又看了一眼挂钟,忽然觉得哪里不对——挂钟的分针指向十一点五十二分的位置,可他的床头闹钟刚才明明显示十一点四十七分。他下楼花了不到两分钟,中间没碰过任何钟,这五分钟是怎么多出来的?
周德川把挂钟摘下来,打开后盖检查。机芯走时正常,发条刚上过不久,擒纵叉的摆动声均匀有力。他又跑去看了柜台里的几块样品表,时间都对得上,唯独这只挂钟,比所有表都快了五分钟。他按住挂钟的摆锤让它停下,把指针拨回正确时间,转身去穿大衣准备出门。
出门前他又看了一眼挂钟。十二点整。他刚才拨回去的时候明明是十一点五十二分,这八分钟又从哪里来的?
他站在原地愣了几秒,然后听见身后传来“咔嗒”一声轻响。回头一看,挂钟的指针又动了,分针正一格一格地往前跳,速度比正常走时快了好几倍,像有人拿手在拨。周德川后背一阵发凉,他这辈子修过的钟表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从没见过这种自己疯跑的东西。他一把扯下挂钟的摆锤,指针终于停了,停在十二点零三分。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像是踩在雪沫子上。周德川屏住呼吸,从百叶窗缝往外看。街对面路灯底下站着个人,中等个头,戴一顶护耳皮帽,正抬头往铺子二楼窗户看。那人看了大概十几秒,转身往西走了,步子不快不慢,靴跟磕在石板路上发出有规律的响声,听着像钟摆。
周德川等到脚步声彻底消失才拉开卷帘门。冷风灌进来,他缩了缩脖子,快步往西街走。路过沈记照相馆时他停了一下,门板上贴着派出所的封条,但侧面窗户没关严,留了一道两指宽的缝。他伸手推了推,窗框从里面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只能开这么大。借着路灯往里看,暗房门口的地上有什么东西反光,像一摊水,又比水稠。他没敢多看,继续往桥头走。
桥头哨所亮着灯,窗户上结了厚厚一层霜。周德川没走桥面,从桥南侧斜坡下去,沿着河岸摸到桥墩底下。石桥有三个拱,中间那个最高,底下是干涸的河滩,夏天涨水时淹过,冬天就露出一片碎石和枯草。他摸到桥墩背风的那一面,脚下踢到一个硬物,蹲下来看,是一只铁皮盒子,饼干盒大小,盖子没盖严,里面塞满了底片。
他把铁盒抱到月光底下翻看。底片全是黑白负片,拍的是桥面——准确地说,是桥中间铁栅栏门两侧的哨兵换岗过程。每张底片左下角都用针尖划了极小的时间:二十三点五十八分,零点零一分,零点零二分……连续十几张,记录了从午夜到零点十二分之间的桥面情况。前几张一切正常,到零点零五分那张,画面里多了两个人影,从对岸哨所方向走过来,在铁栅栏前停下,跟这边的人交换了什么小物件。后面几张里,人影又消失了,桥面恢复空旷。最后一张底片的边角上划了一行字:“慢了七分钟。”周德川盯着这行字看了半天,忽然明白过来。他铺子里所有钟表都被人调慢了七分钟。他今天下午校准过柜台里的样品表,当时是下午三点整,对过收音机里的报时。如果那些表后来被人往回拨了七分钟,挂钟就会比它们快七分钟——所以刚才他才会觉得挂钟在“疯跑”,其实挂钟一直准的,是其他表被人动了手脚。有人趁他不在铺子的时候进来过,把所有表统一调慢七分钟,这样他每天关门对表、开门校时,都会比真实时间晚七分钟。七分钟不长,但足够让一个人在桥头换岗的空档里做很多事。
沈秋白发现了这件事,拍了下来。然后她失踪了。
周德川把铁盒原样放回去,快步往回走。他需要天亮后去找老赵,把底片交给边防哨所的人看。但走到半路他又改了主意——派出所的人三天前没查出什么,难保镇上有眼线。他拐回铺子,把怀表和底片锁进保险柜,坐在工作台前等天亮。
凌晨四点,卷帘门被人从外面拍响了。
“周师傅,开门。”是沈秋白的声音,沙哑,带着喘。
周德川拉开门,沈秋白站在门口,墨绿棉袍上沾着泥和草屑,右手缠着纱布,左手攥着一卷没冲洗的胶卷。她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瘦高个,穿深灰制服,是边防哨所的副班长刘建业,周德川在桥头见过他无数次。
“进来说。”周德川侧身让路。
沈秋白进门先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他拆下来的那只还躺在工作台上,指针停在十二点零三分。“你发现了。”她说,“我本来只想把怀表塞给你,没想到他们连你铺子里的钟都动了。”事情比她说的复杂。沈秋白拍了桥面换岗的画面,是因为她发现照相馆的座机每隔几天就会在半夜自己走快几分钟,她以为是发条问题,拆开检查时发现有人往调速器里塞了一小截焊锡丝,让整台机器走时偏快。她顺着这条线查下去,发现镇上不止她一家遭了手——邮局的老赵说座钟最近老对不准;供销社的电子秤被调过,称出来的分量比实际少;就连小学传达室的电铃都比正常时间早响七分钟,学生提前下课,放学路上正好撞见桥头换岗。
“我拍了十几张,洗到一半听见暗房外面有人撬窗。”沈秋白说,“我翻后窗跑的,在河滩上蹲了三天,今天看他把怀表塞进你铺子,才跟上来。”刘建业接话:“桥头那几个人换岗时间被人动了手脚,每天零点到零点十二分之间,铁栅栏门锁扣会松三分钟。对岸的人就利用这三分钟递东西过来。沈老板的底片里拍到了交接过程,人也能认出来,是镇上的赵老六和对面一个穿便衣的。”周德川问:“赵老六?邮局老赵的堂弟?”“就是他。”沈秋白点头,“他在桥头摆摊修鞋,每天收摊最晚,铁栅栏锁扣就是他趁换岗时松的。我拍到底片那天晚上,赵老六应该看见我了,所以三天前撬我窗户。”周德川把怀表从保险柜里拿出来,推给沈秋白。“表我修好了,就是被人把秒针卡簧别住了,拨一下就走。”他拧开后盖,用镊子拨了拨秒针,指针立刻开始转动,走时平稳。“但这表有个问题——表盘上刻的时间刻度比正常的偏了七分钟。也就是说,戴表的人看时间,永远比实际时间晚七分钟。这表是故意改过的,专门用来配合桥头那三分钟的空档。”沈秋白接过表翻看,脸色沉下来。“赵老六的修鞋摊底下有个木匣子,我见过他收摊时往里塞东西,当时没多想。现在看,那个匣子里八成就是这只表——他戴着它看时间,所以每天都能准时准点地卡在换岗空档上。”天亮之后,刘建业带着底片回了哨所。当天下午,边防的人在桥头截住了赵老六,从他修鞋摊底下搜出三只同款怀表,每只都调慢了七分钟。赵老六交代说,对岸有人出高价让他搭这条线,每递一次货给他五十块钱,干了快两个月。他堂兄老赵不知情,只是邮局的座钟被他偷偷拨过,好让老赵每天下班晚七分钟,给他多留点时间收摊。
案子移交上去,赵老六被带走那天,沈秋白站在照相馆门口看着警车过桥。周德川从铺子里端了杯热茶出来递给她:“座机修好了?”“修好了,换了根新发条,这回没人往里头塞东西了。”沈秋白接过茶抿了一口,“你那挂钟呢?”“拨回来了,走得准得很。”周德川顿了顿,“不过我在你那张底片背面又发现了一行字,之前没看清。”沈秋白抬眼看他。
“写的是‘谢谢’。”周德川说,“字刻在底片乳化层下面,得对着光才能看见。”沈秋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给你留的——万一我没回来,你看到底片就能明白。怀表塞你铺子里也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一看表就能发现问题。”“你胆子也太大了,一个人蹲河滩上三天。”“不蹲怎么办?派出所来人的时候赵老六就在旁边看热闹,我信不过。”沈秋白把茶喝完,杯子递还给他,“周师傅,以后你铺子里的钟,我每个月来帮你校一回。”“行。”周德川接过杯子,“不收你钱,抵座机的发条。”那之后,小镇钟表铺再没在半夜响过敲门声。只是周德川每天早上开门第一件事,是把所有钟表挨个对一遍时间,而沈秋白每个月初一准时出现在铺子门口,手里拎着座机上拆下来的旧发条。两人心照不宣——那只停在十二点的怀表挂在铺子最显眼的位置,表壳擦得锃亮,秒针走得不紧不慢,每回有客人问起,周德川就说:“镇铺之宝,不卖。”可事情并没有真正结束。
案子移交后的第五天,刘建业又来了铺子。这回他没穿制服,换了身便装,进门先把卷帘门拉下来半截,才在周德川对面坐下。“周师傅,有件事我得跟你交个底。”他压低声音,“赵老六交代的那些货,我们清点过了,数目对不上。他说两个月递了七次,每次都是小件,可我们根据底片上的画面比对,至少有一次他递过去的东西比鞋盒子还大,赵老六没提。”周德川手上正在给一只闹钟换游丝,镊子停在半空。“他瞒了?”“瞒了。而且瞒的那次,时间对不上。”刘建业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摊在工作台上,是他手抄的时间记录,“赵老六说七次都是零点零五到零点零八之间递的,可沈老板底片上拍到的桥面时钟显示,有一次是零点十二分,已经过了换岗空档。也就是说,那一次他用的不是桥头的路。”周德川放下镊子。“不走桥头,那走哪儿?”“镇子北边有条老水渠,早年间引河水浇地的,后来废了,渠底离桥面差不多两米高,人蹲在渠里,从桥墩侧面的检修口伸手就能够着桥上的排水格栅。那个格栅的螺丝早锈断了,一掰就开。”刘建业说,“赵老六平时修鞋,手上有劲,掰那格栅不费事。问题是他得准时——早了哨兵没换岗,晚了新岗上来,所以他还得靠表。”“可他那只表调慢了七分钟,只能配合桥头那三分钟。”周德川皱眉,“零点十二分那次,他用的什么表?”刘建业没说话,从兜里掏出另一样东西放在桌上——一只老式苏联产的“火箭”牌手表,铜壳子,皮表带磨得发白,表蒙子上有道裂纹。“这是在老水渠下游三百米的石头缝里捡到的。表停了,停在零点十二分。我们拆开看了,里头也有焊锡丝的痕迹,但手法跟赵老六那几只怀表不一样——怀表是把游丝夹短了让表走快,这只表是往摆轮底下垫了片铜箔,让它每走十二个小时就卡住一次,卡住的时候正好是零点十二分。”周德川拿起表翻看后盖,上面刻着一行小字:赠别,一九七九。“这不是赵老六的东西。他一个修鞋的,用不着苏联表,而且这表有年头了。”“对,所以案子还没完。”刘建业把表收回去,“赵老六只承认桥头那七次,这只表和水渠那条线他咬死了说不知道。我们查了,赵老六确实没这个脑子——苏联表、铜箔垫摆轮这种手法,得懂点钟表技术才行。镇上除了你,还有谁懂表?”周德川沉默了一会儿。“老赵。邮局的老赵。他年轻时候在县里钟表厂干过三年装配工,后来厂子倒了才回的镇上。赵老六是他堂弟,可他一直说不知情。”“老赵的座钟被动过,他自己跟派出所报的。”刘建业说,“可我们后来调了邮局的考勤记录,发现座钟被拨慢那几天,老赵每天下班后都多留了二十分钟,说是整理信件。邮局后门出去就是老水渠的起点。”周德川想起一件事。三天前他去邮局寄挂号信,老赵还特意问他怀表修好没有,说“那表走得准不准”。当时他没多想,现在琢磨,老赵问的是“走得准不准”,不是“修好没有”。一个不懂表的人不会关心走时精度。
“我去找老赵聊聊。”周德川站起来。
“别打草惊蛇。”刘建业按住他,“我们现在没实证,那苏联表上也没指纹。而且老赵在镇上待了三十多年,人缘好,贸然去问,他一口咬定不知道,我们反而被动。”“那怎么办?”刘建业看了他一眼。“沈老板那边有办法。她照相馆不是有台座机吗?老赵每回送信都从她门口过,她要是能拍到老赵进出水渠的画面……”周德川摇头。“上回她蹲河滩三天,差点出事。这回不能让她一个人干。”“所以我来找你。”刘建业说,“你铺子后墙跟老水渠只隔一条巷子,从你阁楼窗户翻出去,贴着渠壁走四十米就到邮局后门。我们今晚盯一次,如果老赵真走水渠,当场按住。”当天傍晚,周德川把铺子提前关了门。沈秋白天黑后从后巷摸进来,背着她那台拆了皮腔的便携相机,镜头用黑布裹着。“刘建业说今晚行动?”她问。
“嗯。你负责拍,我跟刘建业在渠里蹲着。”周德川递给她一双胶鞋,“渠底有淤泥,别穿你那棉袍。”三人等到夜里十一点半。刘建业带了两个哨兵,从桥头下来,沿渠壁摸到邮局后门附近,藏在一截塌了半边的水泥管里。周德川和沈秋白趴在渠底一块大石头后面,相机镜头对准邮局后门的铁栅栏。十一点五十分,铁栅栏从里面被人推开了,老赵探出头左右看了看,然后弯腰钻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他没往桥头方向走,反而顺着渠底往西,走了大概二十米,蹲下来,从渠壁上抽出一块松动的砖,把帆布包塞进去,又把砖推回原位。
沈秋白按下快门,连拍三张。闪光灯没开,但她那台相机镜头是F1.4的大光圈,月光底下勉强能拍出轮廓。老赵塞完东西没马上走,蹲在那儿又掏出一个东西看了看,周德川借着月光认出来——又是一只怀表,表壳反着光。老赵对着表看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往回走,钻回邮局后门,铁栅栏轻轻合上。
等了五分钟,刘建业从水泥管里出来,摸到那块松动的砖前,一抽就下来了。帆布包里是六个用油纸裹好的小包,打开一看,里头是电子元件——指甲盖大小的集成电路片,每片上面印着外文编号。“这是军用的。”刘建业脸色变了,“精度比民用的高两个量级,能用在无线电通讯设备上。”周德川把砖头拿在手里翻看,砖背面刻着一个极小的记号,像是个“赵”字。“老赵干的。他堂弟只是桥头那条线的幌子,真正递东西的是老赵自己,走水渠,用苏联表卡零点十二分这个时间点——哨兵换岗之后新岗还没完全就位,桥头那片是视野死角。”证据拿到了。第二天一早,派出所和边防的人同时去了邮局。老赵没反抗,看见周德川站在门口就明白了,把邮局钥匙往柜台上一搁,说了句“我早该把那块表扔河里”。
审下来,老赵交代的事情比赵老六多得多。他年轻时在钟表厂学的装配手艺,后来厂子倒了回镇上,表面上安安分分,实际上从三年前就开始替对岸的人干活——利用邮局后门和水渠的便利,每隔半个月递一次货。苏联表是他师父留给他的,他改了摆轮,让它每天零点十二分卡一次,卡住的时候秒针正好停在表盘上“XII”的刻度位置,远远一看就能确认时间。赵老六走桥头那条线是他安排的,故意让堂弟干那七次小件货,目的是万一出事,边防的人顺着桥头查,查到赵老六就断了线索,不会想到水渠。
案子彻底了结之后,镇上清静了一阵。沈秋白把底片洗出来,挑了几张不那么敏感的,放大挂在照相馆橱窗里——一张是老水渠的渠壁,砖缝里长着野草;一张是邮局后门的铁栅栏,夕阳照在锈迹上;还有一张是周德川铺子柜台上的那只怀表,表针指着十二点零三分。底下手写一行小字:本镇时间,以周师傅铺子为准。
周德川看了那张照片,没说话,第二天把橱窗里那只怀表摘下来,换成了一只走时精确的船钟,钟面朝着街,过路的人一抬头就能看见时间。沈秋白问他怎么换了,他说:“那怀表毕竟被人动过手脚,挂在外面让人看时间,不合适。船钟是六十年代县航运公司的旧货,我拆了重装过,走得比电钟还准。”“那怀表呢?”“收起来了。”周德川从柜台底下摸出个木盒子,打开,怀表躺在里头,底下垫着沈秋白那张底片的复印件。“我给它配了个盒子,连同底片一块儿存着。往后谁问起来,我就说这只表差点把整个镇子的时间搞乱,留着当个教训。”沈秋白笑了。“那你的教训是什么?”周德川想了想。“钟表这东西,快一秒慢一秒看着不起眼,可要是被人故意动了,一秒钟就能把整个镇子卖了。”他合上木盒,“所以往后每个月校表,我得连你的座机一块儿校,不收钱。”“那我不客气了。”沈秋白把带来的旧发条往柜台上一搁,“这回是两台座机的,还有一台放大机定时器的。你一块儿修。”周德川看着那堆零件,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摸出螺丝刀。“行吧,谁让我欠你一张底片。”后来镇上人说起这事,版本传了好几个。有人说是照相馆沈老板一个人破了案,有人说是边防哨所刘副班长立的功。周德川听见了也不争辩,低头修他的钟。只有沈秋白偶尔在铺子里坐着喝茶的时候会补一句:“周师傅那只镇铺之宝,其实是我塞给他的。”周德川就抬头瞪她一眼,她哈哈笑着把茶杯放下,起身回照相馆去了。
再后来,镇上小学把传达室的电铃换成了周德川修过的旧钟,走时准得很,学生再也不提前下课了。传达室老头逢人就夸周师傅手艺好,周德川每回听见都摆摆手:“不是我手艺好,是原先那电铃里让人塞了东西,我拆出来就正常了。”老头不信,非说是周德川调得好。周德川懒得解释,低头继续拧他的螺丝。
只有一件事他没跟别人提——那只苏联表从哨所退回来之后,刘建业把它送给了周德川,说是案子结了,物证留着也没用。周德川拆开看过,铜箔垫摆轮的手法确实老练,焊点干净利落,是正经钟表厂出来的手艺。他没把表修好,让它停在零点十二分,连同那张底片和怀表一起锁在保险柜里。每年开春大扫除,他会把这三样东西拿出来擦一遍灰,再原样放回去。
沈秋白问过他一次:“你留着那只苏联表干嘛?又不走。”周德川说:“留着提醒我自己,表这东西,走不准可以修,要是有人故意让它走不准,那就不是修表的事了。”沈秋白没再问。她照相馆橱窗里那张怀表的照片一直挂着,底下那行小字也没改。镇上的人路过,抬头看看照片,低头对对表,觉得时间还跟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只有周德川知道,每天夜里十二点整,他会把铺子里所有钟表的秒针挨个拨到零位,听它们同时发出“咔嗒”一声轻响。那个声音齐整、干净,没有一丝偏差。他听完这一声才锁门关灯,上楼睡觉。
至于那只停在十二点零三分的怀表,他始终没再让它走过。木盒盖上刻了一行小字,是他自己拿刻刀划的:时间不差一秒,人心差得远。
沈秋白把那张底片复印件塞给周德川的时候,其实还留了一手。她没告诉他,自己偷偷洗了三张——一张搁在周德川的木盒里,一张挂在橱窗,还有一张她寄给了县文化馆的老同学。信里只写了半句话:“本镇有奇人奇事,见照片如见人。”她没指望回音,可半个月后文化馆还真来了人,是个戴圆框眼镜的中年男人,姓方,名片上印着“群众文化辅导员”,背着一个军绿色帆布包,里头装着笔记本和一台海鸥双反。方辅导员在镇上住了三天,挨家挨户问了一圈,最后蹲在钟表铺门口看周德川修钟,看了整整一下午。
周德川被他看得发毛,把螺丝刀一搁:“你到底是来采访的还是来盯梢的?”方辅导员推推眼镜:“周师傅,我没别的意思。县里要搞一个‘边疆小镇民间技艺’的展览,想请你拿几件东西去摆一摆。你这铺子本身就是个活标本,我拍几张照片回去,再借两件修好的钟表当展品,不白借,有补贴。”周德川摆摆手:“补贴不要。你要借钟,墙上挂着的那只船钟拿去,修得最体面。别的都是人家送来修的,不能动。”方辅导员挺满意,又转向沈秋白:“沈老板,你那几张照片我们也想借去展。文化馆给你署名,稿费按县里标准算。”沈秋白倒没推辞,但她提了个条件:“署名可以,但我得在照片底下加一行字,写清楚照片里拍的是什么。”方辅导员问写什么。沈秋白说:“就写‘本镇时间,以周师傅铺子为准’。这句不能省。”方辅导员答应了。展览在县文化馆办了一个月,据说来看的人不少,有人对着那张怀表照片琢磨了半天,问工作人员这表是哪个年代的,工作人员答不上来,打电话问沈秋白。沈秋白在电话里说:“你就告诉人家,这表停在十二点零三分,是因为有人想让它停在那儿。”展览结束后船钟送回来了,方辅导员还额外捎来一张奖状,大红纸金粉字,写着“民间技艺传承先进个人”,底下盖着文化馆的圆章。周德川看了半天,把奖状卷起来塞进柜台底下的抽屉里,跟那盒怀表摞在一块儿。沈秋白说他糟蹋东西,他说:“挂墙上招灰,搁抽屉里也一样是搁着。”可没过几天,镇上小学的校长找上门来,说要请周德川去学校给孩子们上一堂课,讲讲钟表是怎么回事。周德川头一句话就是:“我不上讲台。”校长说不用讲台,就在传达室门口摆张桌子,孩子们围着看就行。周德川想了想,答应了,但提了个要求:让沈秋白也来,带上她那台照相机,给每个孩子拍一张跟钟表的合影。
那天下午来了二十多个孩子,把钟表铺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周德川拆了一只闹钟,把齿轮一个一个摆在桌上,跟孩子们说:“你们看,这个轮转一圈,那个轮转六十圈,差一圈都不行。”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问:“周爷爷,那要是有人故意让它转错呢?”周德川愣了一下,看了沈秋白一眼,说:“转错了就得有人把它拨回来。拨回来的人不一定懂修表,但得懂哪边是对的。”沈秋白在旁边咔嚓按了快门,把周德川弯腰给孩子们指齿轮的样子拍了下来。后来这张照片她放大挂在照相馆里,跟橱窗那张怀表照片背对背——进门看正面是周德川和孩子们,出门回头看背面是那只停在十二点零三分的怀表。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挂,她说:“进门看人,出门看表,人比表重要。”这话传到周德川耳朵里,他哼了一声:“又给我戴高帽。”但沈秋白再去铺子里喝茶的时候,他往她杯子里多搁了一勺茶叶。
入秋之后镇上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粮站的老孙头来铺子里修钟,带来一只马蹄表,说走时忽快忽慢,让周德川给看看。周德川拆开后盖瞧了一眼就放下了:“这表没毛病,是你上弦的时候拨得太急,把游丝带变形了。我给你正一正,不收钱。”老孙头千恩万谢地走了。过了两天又来,这回带了一只座钟,说也是走不准。周德川又拆开看,还是没毛病,是摆锤让猫碰歪了。他给摆正了,还是没收钱。第三回老孙头提着一兜子鸡蛋上门,周德川死活不收,老孙头把鸡蛋往柜台上一搁就跑。周德川追到门口没追上,拎着鸡蛋站在街上发愣。
沈秋白正好从对面出来,看见这场景乐了:“周师傅,人家谢你手艺好呢。”周德川把鸡蛋往她手里一塞:“你拿去吃。我修钟又不是图鸡蛋。”沈秋白也不客气,提回去炒了一大盘,第二天端了半盘到铺子里来。周德川一边吃一边嘟囔:“老孙头这人实在,可也太实在了,一只马蹄表一只座钟,搁我这修了两回全是不用修的毛病,他愣觉得是我手艺高。”沈秋白说:“那你就当他是夸你。”周德川嚼着鸡蛋没吭声,过了半晌冒出一句:“下回他再来,我得跟他说清楚,表没问题就是没问题,不能让他觉得我修什么都手到病除。手艺这东西,得实事求是。”这话说完没几天,老孙头果然又来了。周德川没等他开口就先摆手:“老孙,你这回拿来的表要是没毛病,鸡蛋我可不收了。”老孙头嘿嘿一笑,从兜里掏出个红布包,打开,是一块老怀表,表壳磨得发亮,表盘上印着“公私合营”四个小字。“周师傅,这回真有毛病,是我老伴儿陪嫁的,停了十几年了,您给看看能不能修。”周德川接过来掂了掂,拧开后盖拿放大镜照了半天,说:“能修,但得换两个齿轮,我这儿没现货,得去县里配。配齐了得小半个月。”老孙头连说行行行,修多久都等。周德川把怀表收进柜台里,老孙头临走又掏出一兜鸡蛋。周德川脸都绿了:“说好了不收鸡蛋!”老孙头把鸡蛋往沈秋白手里一塞:“给沈老板的,不是给你的。”说完一溜烟跑了。
沈秋白拎着鸡蛋笑得直不起腰。周德川瞪她:“下回他再送,你替我拦着。”沈秋白说:“拦不住,老孙头跑得比兔子还快。”那块公私合营怀表修了十二天。周德川托县里的老同行配了齿轮,装上之后走时稳当得很,日误差不到三秒。老孙头来取表那天特意穿了件干净褂子,把表揣进怀里按了又按,跟周德川说:“我老伴儿要是还在,看见这表又走了,不知道多高兴。”周德川摆摆手:“拿回去好好戴着,别搁抽屉里。表这东西得走,不走就锈了。”老孙头走后,周德川在柜台后面坐了半天没动。沈秋白来串门的时候看见他发呆,问他怎么了。他说:“老孙头那块表让我想起个事——我师父当年教我的时候说,修表匠最怕两样东西,一是零件配不齐,二是人心里头那根弦松了。老孙头心里那根弦绷了十几年,一块表就给他接上了。”沈秋白说:“那你呢?你心里那根弦什么时候松过?”周德川想了想:“苏联表那案子那几天。我连着三个晚上没睡好,老觉得铺子里哪只钟走得不对。后来结案了,我把所有钟挨个校了一遍,一只一只听响,听到最后一只才踏实。”“现在踏实了?”“踏实了。”周德川从抽屉里摸出那只船钟的发条钥匙,上了几圈,“不过每个月校表还是得校,万一哪天又有人往钟里头塞东西呢。”沈秋白说:“镇上谁有那本事?除了你,就剩老赵。老赵在里头蹲着,你怕什么。”周德川摇摇头:“我不是怕老赵。我是怕往后有人学了老赵那手,找个我不认识的人来递东西。我这铺子一天到晚人来人往,修钟的送表的问时间的,谁知道哪个是来踩点的。”这话说完没出一个月,还真来了个生面孔。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背个帆布包,说是从邻县过来收山货的,路过镇上想修块表。周德川接过表一看,是块普通上海牌,走时正常,就是表带扣松了。他给紧了紧扣,说不用给钱。年轻人道了谢,站在铺子里东看西看,问这问那,最后指着墙上船钟问:“师傅,这钟走时准不准?”周德川说:“准,本镇时间以我这铺子为准。”年轻人笑笑走了。
沈秋白当时正在照相馆门口晒底片,把这年轻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晚上她来找周德川,说:“今儿那个收山货的,我总觉得不对劲。他进你铺子之前先在我橱窗前面站了五分钟,盯着那张怀表照片看。”周德川正在拧船钟的后盖,手停了停:“他跟你说话了?”“没有,看完就走了。可我注意他走路——左肩膀比右肩膀低,背东西背出来的,可他那帆布包瘪的,里头没装多少货。”周德川把螺丝刀放下:“你意思是他是来踩点的?”“我不敢说。但镇上来个生人,问钟问表,我心里不踏实。”周德川想了半天,把船钟后盖拧回去,说:“明儿我去趟派出所,跟刘建业说一声。不管是不是,报个备总没错。”第二天刘建业听了情况,查了查镇上旅店登记,那年轻人确实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走了,登记的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邻县的,打了电话过去核实,人是真的,收山货也是真的。刘建业跟周德川说:“虚惊一场,别自己吓自己。”周德川回来跟沈秋白说了,沈秋白松了口气,但补了一句:“虚惊归虚惊,你那船钟后盖上怎么多了道划痕?”周德川一愣,把船钟摘下来翻看,后盖边缘果然有一道新鲜的划痕,像是被人拿薄片撬过又没撬开。他蹲在柜台底下照了半天,站起来脸色发沉:“那小子动过手。他假装看钟,趁我低头找表带的工夫撬后盖。没撬开,划了一道。”沈秋白吸了口凉气:“他想干什么?”“不知道。但船钟里头除了机芯没别的,他撬它干嘛?”周德川把船钟翻过来倒过去看了几遍,突然一拍柜台,“除非他以为里头有东西。”“什么东西?”周德川没答话,快步走到保险柜跟前,拧开锁,把里头那只苏联表、怀表和底片复印件一样一样摆出来,挨个检查了一遍。苏联表还在,停在零点十二分;怀表还在,木盒盖上的刻字没动;底片复印件也没少。他这才直起腰:“东西都在。可那小子撬船钟,八成是冲着船钟来的——他觉得船钟里头藏着什么。”沈秋白想了想:“会不会是老赵那边的人?老赵进去了,可他那条线上不止他一个人。”周德川把东西收回保险柜,锁好,钥匙揣兜里:“有可能。但光凭一个撬痕说明不了什么。我把船钟后盖换了,这回换个带锁扣的,看谁还能撬。”他连夜翻出个旧锁扣,改了改尺寸装在船钟后盖上,又拿锉刀把划痕修平了。第二天照常开门,船钟照常挂墙上走时,只是后盖上多了个不起眼的小铜扣。
过了三天,刘建业骑着自行车来找周德川,说邻县那边回话了,那个收山货的年轻人被查了,他叔父就是老赵在钟表厂时候的工友,当年一块儿学装配的,后来也回镇上开了个修表摊,前年死了。年轻人自己不知道叔父干过什么,但家里留了一箱子旧零件,里头翻出几块改过摆轮的苏联表。周德川听完沉默了半天,说:“那小子撬船钟,可能是想看看里头有没有他叔父当年做的那种机关。”刘建业说:“他交代了,就是想看看船钟里头有没有藏东西,要是藏着,他偷出去卖钱。他不知道那是物证,以为值钱。”周德川摆摆手:“算了,年轻人不懂事。你跟他说,船钟后盖我加了锁,他撬不开了。下回要学修表,正大光明来铺子里,我教他。别拿改锥乱撬。”刘建业走了之后,沈秋白问周德川:“你真打算教他?”周德川说:“教。手艺这东西传下去比藏着强。老赵那手本事本来也能吃饭,偏走了歪路。要是他当年多带几个徒弟,说不定就不干那个了。”沈秋白没接话,回去把橱窗里那张怀表照片底下的字改了,原来写的是“本镇时间,以周师傅铺子为准”,她在后面添了一句:“铺子常年收徒,不收学费,只收鸡蛋。”周德川看见之后气得要把照片摘下来,沈秋白拦着不让,说:“你这铺子本来就缺人手,我替你招个徒弟还不行?”周德川说:“招徒弟也不能写收鸡蛋!”沈秋白说:“老孙头看见肯定高兴。”果然老孙头第二天就领着他外孙来了,说孩子十六了,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闲晃,不如跟着周师傅学门手艺。周德川看着那半大小子,问了句:“你喜欢钟表不?”孩子说:“喜欢拆东西。”周德川乐了:“行,明儿来,先拆十只旧闹钟,拆完了能装回去再说话。”那孩子叫小海,来了之后天天蹲在铺子后头拆闹钟,拆了装装了拆,头一个星期装回去的闹钟有八只不走,周德川也不急,一只一只教他找毛病。到第二个月,小海能独立修好一只马蹄表了。周德川跟沈秋白说:“这孩子手稳,比他叔公强。”沈秋白问哪个叔公,周德川说:“就那个撬我船钟的收山货的。小海是他表弟,老孙头的外孙跟那小子沾着亲。”沈秋白愣了半天:“那你更得好好教了。”周德川点点头:“所以我才教。老赵那手本事传歪了,我得把它传正。”那年冬天来得早,十月底就下了头场雪。周德川把铺子里的炉子生起来,小海蹲在炉子边上拆一只苏联闹钟,周德川坐在柜台后面校表,沈秋白端了壶热茶进来,三个人围着炉子喝茶。墙上船钟走得不紧不慢,秒针一格一格往前挪。
沈秋白忽然问:“周师傅,你现在还每天晚上十二点把秒针都拨到零位不?”周德川说:“拨。一天没落下。”小海抬头问:“为啥要拨到零位?”周德川指了指墙上船钟:“你听,所有钟同时响那一声,齐整不齐整?”小海侧着耳朵听了听,正好赶上十二点整,铺子里七八只钟同时“咔嗒”一响,齐得像一个人打的拍子。“齐。”小海说。
周德川说:“时间这东西,一个人守不住,得一群人守。你把手艺学好了,往后你替我拨。”小海嘿嘿一笑,低头继续拆闹钟。沈秋白端起茶杯冲周德川抬了抬下巴,周德川没理她,可嘴角往上翘了翘。
雪越下越大,铺子门口的脚印一会儿就盖住了。镇上的人路过钟表铺,抬头看见船钟指在十二点零三分——那是周德川故意留的三分钟余量,他说镇上的钟不能跟广播里分秒不差,差三分钟,让赶路的人多喘口气。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因为大家都认周师傅的表,他说几点就是几点。
至于那只停在零点十二分的苏联表,和那只停在十二点零三分的怀表,还在保险柜里搁着。周德川每年开春拿出来擦一遍灰,擦完了放回去,锁好。小海问过一次那是什么,周德川说:“是两只走不准的表。”小海问那为什么不扔,周德川说:“扔了就忘了。”小海没再问,低头接着拆他的闹钟。
沈秋白在旁边听见了,回去把橱窗里那张照片底下的字又加了一句,这回写的是:“表可以停,人不能停。”周德川第二天看见,没吭声,从柜台底下摸出个新修好的马蹄表搁在沈秋白照相馆的柜台上,说:“送你,走时准,不用再对表。”沈秋白拿起来拧了拧弦,马蹄表嘀嗒嘀嗒走起来,跟墙上周德川铺子里的船钟一个节奏。
镇上的人后来都说,钟表铺和照相馆这两家,一个管时间准不准,一个管人记得住记不住。缺了哪家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