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我是旧物修复师,能听见旧物里残留的最后一句话。
这能力不酷,大部分时候很吵。一把旧藤椅会念叨“存折在坐垫下”,一只搪瓷缸会反复说“别给老二”。我靠它避过不少坑,也靠它学会闭嘴。
直到今天,我接了一只摔碎的银怀表。委托人周德贵坐在我对面,笑得很和气:“老爷子走得急,没留话。这表你随便修修,修不好也没事。”
我拧开表盖的瞬间,一个沙哑的老人声音贴着我耳朵响起来:
“账本在夹层。别让德贵碰。”
我手一抖,镊子差点掉地上。周德贵往前探了探身:“怎么了?”
我说没事,表芯锈了。
他没再问,可我看见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慢慢攥紧了。
更巧的是,三分钟前,我妈刚给我发来微信:“你弟彩礼还差八万,你是姐姐,不能不管。”
我盯着怀表里那层薄薄的夹层,忽然不想忍了。
第一章 银壳
明远修复工作室在旧货市场三楼,走廊尽头倒数第二间。
楼道里永远飘着一股混合气味——楼下茶叶铺的陈年普洱、隔壁字画装裱店的浆糊、还有对门那家卖假古董的老板娘每天中午热饭的油烟。墙皮从三楼开始往下掉渣,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像一只剥了一半的橘子。贺明远说过要重新刷墙,说了三年,没动。
我的工作台靠窗,窗框是铁锈色的铝合金,关不严,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台面上铺着一张墨绿色软皮垫,边角用图钉摁住,钉头生了锈。上面摆着我的家当:三把不同规格的竹镊子、两套钟表起子、一瓶无水酒精、一盒脱脂棉、一块麂皮布,还有一只搪瓷缸,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字掉了一半,只剩“先”和“者”。
搪瓷缸是前年修一只民国座钟时,钟主人硬塞给我的。老头说这缸跟了他四十年,修钟的钱不够,拿缸抵。我收了,因为缸里残留的那句话是“对不住,那年在码头我不该推你”。我不知道他在跟谁说,也不想知道。
十月的阳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工作台左侧,照得空气里的灰尘像碎金屑。我戴着寸镜,正在给一只苏联老手表换游丝。表是楼下卖茶叶的老赵的,他说是他爸留下的,修不修得好无所谓,关键是“能走就行”。
“沈栀,有客。”
贺明远的声音从门口传过来,带着他一贯的腔调——不紧不慢,像含着半颗糖在说话。我抬头,看见他侧身让进来一个人。
周德贵。
五十八岁,中等个头,穿一件深灰色羊绒大衣,领子立着,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头发染得漆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皱纹不多,但眼袋很深,像两只小口袋坠在眼睛下面。他进门先扫了一圈工作室,目光从旧钟表柜扫到字画架,最后落在我身上,笑了。
“沈师傅?久仰。”他伸出手,手心干燥,握了两秒就松开,“我哥那只怀表,摔了,想请您看看。”
他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一只银壳怀表,放在我软皮垫上。表壳凹进去一块,表蒙子碎成蜘蛛网,指针停在十点零七分。银壳磨得发亮,边缘刻着一圈极浅的缠枝纹,表链是后配的,接头处焊痕很新。
“老爷子走得急,没留话。”周德贵在我对面坐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这表你随便修修,修不好也没事。”
我戴上寸镜,拿起表翻了个面。后盖很紧,我用开表刀沿着缝隙走了一圈,听见“咔”一声轻响。拧开后盖的瞬间,一个沙哑的老人声音贴着我耳朵响起来,像有人隔着一层薄铁皮在说话:
“账本在夹层。别让德贵碰。”
我手一抖,镊子差点掉进零件盘。
周德贵往前探了探身:“怎么了?”
“表芯锈了。”我把后盖扣回去,声音尽量平,“得拆洗,今天拿不了。”
他盯着我看了两秒。那两秒里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嘴角甚至还挂着笑,但眼睛没笑。他眼角往贺明远办公室的方向瞟了一下,又收回来。
“行,不急。”他站起来,把大衣扣子系好,“沈师傅,我哥这表跟了他四十年,里头要有什么东西,你可得给我留着。都是一家人,别弄丢了。”
他说“一家人”的时候,语气像在说“别多管闲事”。
贺明远正好推门出来,端着咖啡,笑得体面:“周总放心,沈栀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修复师,一只怀表,出不了岔子。”
周德贵走了。脚步声在楼道里响了十几秒,然后被茶叶铺的卷帘门声盖住。
贺明远把办公室门关上,声音低了:“他那只表,你修的时候注意点。周家老宅要拆了,补偿款不少,周总和他侄女正掰扯呢。你别多事。”
我嗯了一声。
他又说:“你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弟彩礼还差八万。沈栀,你技术好,但你也知道,这年头技术好不如听话。工资我月底给你结,你别给我添乱。”
他端着咖啡回办公室了,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楼下传来茶叶铺老赵的吆喝声:“新到的福鼎白茶,买二送一——”声音穿过铁皮卷帘门,闷闷的。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我妈的微信:“你弟女朋友家催了,八万,你是姐姐,不能不管。”
我没回。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扣在桌上。
下午两点,我找了个借口把怀表拆到最细。表盖内侧有一圈极薄的夹层,铜片压着,严丝合缝。我用竹镊子挑开,里面卷着一小片胶卷,指甲盖大小。对着台灯看了一眼,是账页,密密麻麻的数字,日期从三年前排到上个月,末尾一行写着“德贵经手,共计四十七万”。
我把胶卷重新卷好,塞回夹层。想了想,又取出来,装进密封袋,藏在工作台底下第三格抽屉的旧零件盒里。那盒子里装着废齿轮、断发条、碎表蒙子,没人翻。
五点半,天开始暗。旧货市场的白炽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从三楼窗户往下看,像一排昏黄的珠子。
周小满就是这时候来的。
十九岁的姑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拉链头用红绳系着。她站在工作室门口不敢进来,手指抠着门框上的漆皮,抠下来一小片。
“沈师傅?”声音很轻,“我爸是周德昌。他死前跟我说,那只银怀表不能给二叔。他说表里……有东西。”
她瘦,下巴尖,眼睛很大,眼眶红了一圈,但没哭。头发扎成马尾,碎发贴在额角,像跑过来的。她手里攥着一个布袋子,灰蓝色,上面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牡丹,针脚很粗。
“坐。”我把椅子推过去。
她没坐,把布袋子放在工作台上,打开。里面是一把旧藤椅坐垫,棕褐色,藤条断了好几根,中间塌下去一个窝。
“我爸最后半年住院,一直坐这把椅子。他说坐垫不能扔。”她看着我,声音开始抖,“二叔说我是抱养的,没资格分老宅。可我爸养了我十五年,他最后半年,二叔一次都没来过。”
我还没想好怎么接话,门口响起脚步声。
周德贵推门进来,身后跟着两个穿黑夹克的男人。他还是那副笑模样,手指在门框上敲了敲:“沈师傅,表修好了吗?我哥的东西,还是先给我吧。外人拿着,我不放心。”
他看了周小满一眼。那一眼很短,像扫过一件碍事的家具。
我把工作台上的零件盘往边上推了推,站起来。
“周总,”我说,“表芯锈得厉害,今天真拿不了。明天下午,您来取。”
周德贵没动。他慢慢走到我工作台前,低头看了一眼那只拆开的银表壳,又抬起头。笑容还在,声音却沉了:“沈师傅,这表里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我迎着他的目光,忽然想起我妈那条微信,想起贺明远那句“听话点”,想起我弟去年换手机时说的“姐你反正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
我笑了笑。
“周总说笑了,”我说,“一只旧表,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他盯着我看了三秒,转身走了。两个黑夹克跟在他后面,其中一个人的皮鞋在门槛上磕了一下,他扶住门框,回头看了周小满一眼,什么也没说。
等脚步声彻底消失,我把工作室门反锁,给周小满发了条微信:
“明天下午,你过来。带你爸的旧藤椅坐垫。”
发完我又加了一句:“别告诉你二叔。”
第二章 夹层
第二天早上我到工作室的时候,贺明远已经在办公室里了。
他办公室的门开着,人坐在皮椅上,面前摊着一本《收藏家》杂志,手指在桌面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我路过的时候,他头也没抬:“沈栀,周总昨晚给我打电话了,说表的事他有点不放心。你修的时候仔细点,别把不该动的东西动了。”
我把包放下,开了工作台的灯:“知道了。”
“还有,”他终于抬起头,隔着门框看我,“你弟的事,你妈又给我发微信了。我说沈栀最近忙,她说忙也得管。你自己掂量。”
贺明远四十岁,保养得好,脸上没什么褶子,头发每天用发蜡固定成偏分的弧度,一丝不乱。他穿衬衫只穿两个牌子,袖扣每天换一副,说话的时候喜欢把“咱们”挂在嘴边——“咱们这行”“咱们工作室”“咱们得互相体谅”。他在旧货市场三楼租了这间四十平的门面,隔出八平方给自己做办公室,剩下全靠我一个人撑着。修复的活儿我干,客户的账他收,工资压三个月是常事。
我没接话,戴上寸镜开始拆表。
周德贵那只银怀表我昨晚没睡好,一直在想。夹层里的胶卷我拍了照,但原片还在表里。今天他来取表,如果我不把表给他,他当场就能发难;如果我给,他回去发现夹层空了,照样要找我麻烦。
得让他拿回去,但拿回去之前,得让更多人知道这表里有东西。
上午十点,周小满来了。
她今天没穿校服,换了一件灰色卫衣,帽子上的抽绳一长一短。手里拎着那个灰蓝布袋子,里面装着藤椅坐垫。
“沈姐,”她叫我姐了,声音还是轻,“我爸那坐垫……我昨晚翻了一夜,没看出什么。”
我把工作室门关上,拉过椅子让她坐下。藤椅坐垫摊在工作台上,棕褐色藤条断了好几根,中间塌下去的地方用粗线缝过,针脚歪歪扭扭。
“你爸最后住院那段时间,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周小满低头想了一会儿:“他说让我听二叔的话。但他说这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抠床单,抠了一晚上。我那时候不懂,后来才想明白,他是不放心。”
我把手放在藤椅坐垫上。
旧藤条的气味先上来,干草似的,带着一点汗渍的咸。然后声音来了,还是那个沙哑的老人,比怀表里的更弱,像隔了两道墙:“小满的学费……在坐垫底下。别让德贵知道。我攒了三年,够她念完大专。”
我拆开坐垫底部的缝线。藤条下面垫着一层旧棉絮,棉絮中间夹着一张存折,用塑料袋裹着,封口用透明胶缠了好几圈。存折是农村信用社的,户名周德昌,余额三万七千四百块。最后一笔存入是去年九月,存了五百。
周小满看着存折上的数字,眼泪终于掉下来。她没出声,用手背使劲蹭了一下眼睛,蹭得颧骨发红。
“我爸每个月退休金两千一,”她说,“他住院的时候,二叔说钱不够,让我把学费先拿出来。我拿了。后来我爸不让我交,说他自己有办法。我以为他骗我。”
我把存折递给她:“收好。别放宿舍,找个信得过的人。”
她点头,把存折塞进卫衣里面,贴着皮肤。
中午我让周小满先回去,自己去了趟银行。把胶卷里的账页照片打印了两份,一份存进银行保险柜,一份装进信封,寄到了周小满学校。信封上写的是她的名字,寄件人那栏我空着。
下午两点,周德贵准时到了。
这次他只带了一个人,还是那件深灰羊绒大衣,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沈师傅,表修好了?”
我把银怀表放在软皮垫上,表壳抛光过了,凹进去的地方敲平了,表蒙子换了新的,指针也重新装好,走得很准。看起来就是一只修好了的旧表。
周德贵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拧开后盖看了看,又把表贴在耳朵上听了听走时。他慢慢把表放下,笑了一下:“沈师傅手艺不错。不过我怎么觉得,这表比原来轻了?”
我早料到他这一手。
“周总,”我把开表刀拿起来,当着他的面把后盖又拧开,“您自己看。表芯、齿轮、游丝、发条,一样不少。您要觉得轻,我把拆下来的旧零件也给您,您自己称。”
我把零件盘推过去。锈齿轮、断发条、碎表蒙子,一样一样摆着。
周德贵看着零件盘,脸上的笑收了。他把文件袋打开,抽出两张纸,推到我面前。
“沈师傅,我也不跟你绕弯子。这表是我哥的,我是他亲弟弟。我哥走之前,把老宅和补偿款都托付给我了,这是委托书,有他的签字。”他手指点在纸上,“小满那孩子不懂事,你是个明白人。表里有什么东西,你交给我,我不让你白干。”
我看了一眼委托书上的签名。周德昌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跟他存折上的签名一模一样。
我把委托书推回去。
“周总,表我修好了,零件都在这儿,您验收签字,尾款八百,您付了就行。别的我不知道。”
周德贵盯着我看了五秒。他把委托书收回去,从大衣内袋里摸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尾款八百,卡里有两万。八千是修表钱,剩下的是辛苦费。沈师傅,你弟的彩礼,我听你老板说了。当姐的不容易。”
我没动那张卡。
他站起来,把银怀表揣进大衣口袋,走到门口又回头:“沈师傅,这表我拿走了。要是以后我发现表里少了什么东西,咱们就得换个地方说话了。”
他走了。
我坐在工作台前,看着桌上那张银行卡。楼下茶叶铺的卷帘门哗啦一声拉上去,老赵的吆喝又响起来:“新到的福鼎白茶——”
我把卡拿起来,折成两半,扔进垃圾桶。
三分钟后,贺明远的电话打过来:“沈栀,周总说你态度不好?你知不知道这单生意多大?你弟的事我还帮你说话,你就这么给我办事的?”
我听着电话里的声音,把寸镜摘下来放在桌上。
“贺老板,”我说,“我弟的事,我自己想办法。周家的事,我修表,别的不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行,”贺明远笑了一声,冷冰冰的,“那你这个月工资,也别要了。”
他挂了。
第三章 撕单
贺明远说到做到。
月底发工资那天,我卡上只进了一千二。财务小刘在微信上跟我说:“贺总说扣了周家那单的损失费,剩下的下个月补。”
我没回小刘。把手机揣兜里,继续修那只苏联老手表。老赵的游丝换好了,表走得很准,秒针一跳一跳,声音清脆。
周小满给我发微信,说收到信了,没敢打开,藏床底下了。
我说别打开,等用的时候再说。
十一月第一个星期,我妈来了。
她没提前打招呼,直接堵在工作室门口。穿一件枣红色棉袄,领子上的毛领掉了一半,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袋苹果,一袋是给我弟带的换季衣服——她顺路先去看了我弟,再来找我。
“沈栀,你弟的事你到底管不管?”
她把苹果往工作台上一放,塑料袋底下湿了一块,洇出来一圈水渍。我弟沈磊跟在她后面,二十三岁,穿一件新买的羽绒服,袖口还挂着吊牌没剪,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亮着,是在打游戏。
“妈,我这儿上班呢。”
“上什么班?你老板都跟我说了,你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还跟他犟。”她拉过椅子坐下,开始抹眼泪,“你弟女朋友家说了,八万彩礼一分不能少,年底之前不把钱凑齐,人家就退婚。你弟都二十三了,你想让他打光棍?”
沈磊头都没抬:“姐,你那个工作室,旧货市场三楼,我听人说那种地方修一个表能挣好几千。你干了五年,存款没有二十万也有十万吧?”
我看着他羽绒服袖口上的吊牌。那牌子我认识,商场里卖一千四一件。
“沈磊,”我说,“你去年换手机我给了三千,前年你说要学驾照我给了五千,大前年你把人车刮了赔了八千,也是我出的。你算算,我欠你的?”
沈磊抬起头,撇了撇嘴:“你是姐,帮弟不是应该的?”
我妈在旁边点头:“就是,你爸走得早,长姐如母。你弟结婚是大事,你不能看着不管。”
我深吸了一口气,从工作台抽屉里翻出一张纸。那是我弟上个月发我的彩礼清单,微信截图打印出来的:彩礼八万、三金两万、酒席三万、婚庆一万、改口费六千……底下还写了一行“姐出八万就行,别的爸妈想办法”。
我把清单放在桌上,当着我妈和沈磊的面,从中间撕开,对折,再撕,撕成八片,扔进垃圾桶。
“八万没有,”我说,“八块要不要?”
我妈愣了。沈磊手机也不打了,抬头看我。
“沈栀你——”
“我什么?”我把手机拿出来,翻到贺明远的微信对话框,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抬头看着我妈,“妈,我一个月挣四千,房租一千五,吃饭一千,剩下全填你儿子了。你问问他,他那件羽绒服多少钱?一千四。我身上这件棉袄,八十,旧货市场买的。”
我妈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八万,我一分没有。赡养费我按月给,法院判多少我给多少。沈磊的事,他自己想办法。”
沈磊站起来:“姐你什么意思?你不帮我谁帮我?”
“你自己帮自己。”
我妈开始哭,声音很大,边哭边数落:“我白养你了,你爸死得早,我拉扯你们俩容易吗,你现在翅膀硬了……”
我听着她哭,没说话。这些话我听了二十八年,每一句都熟。
门口响起脚步声。贺明远从办公室出来,端着咖啡杯,靠在门框上:“阿姨,沈栀最近确实困难,工作室效益不好,您多体谅。”
我妈看见他,哭得更响了:“贺老板你评评理,她弟结婚这么大的事……”
贺明远笑了一下:“阿姨,沈栀的工资我扣了,她确实没钱。您要不先回去,等她下个月——”
“不用等下个月。”我打断他,转头看着贺明远,“贺老板,我工资扣了,周家那单的账还没结。周总给了两万辛苦费,我没要。您要,您去拿。”
贺明远脸上的笑僵了。
“沈栀,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我把工作台上的东西归了归,苏联老手表装进盒子,脱脂棉扔进垃圾桶,“周家的事,我修表,别的不管。您扣我工资,我认。但我弟的事,您少掺和。”
我妈还在哭。沈磊拉着她胳膊:“妈,走吧,我姐疯了。”
他们走了。楼道里我妈的哭声越来越远,被茶叶铺的卷帘门声吞掉。
贺明远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咖啡杯往我桌上一放,杯底磕在软皮垫上,溅出来几滴。
“沈栀,你行。”他转身回办公室,门摔得很响。
我把咖啡杯端起来,倒进搪瓷缸里,涮了涮,倒了。
下午周小满给我打电话,声音发慌:“沈姐,二叔说明天要带人来收房,让我把东西搬走。”
我说:“你别搬。明天下午我去。”
挂了电话,我打开工作台第三格抽屉,把密封袋里的胶卷拿出来,对着台灯又看了一遍。账页上最后一笔是上个月,周德贵从周德昌的存折上转走了五万。存折上只剩三万七千四,那是给周小满攒的学费。
我把胶卷放回去,锁好抽屉。
明天得让周德贵知道一件事:表里的东西,我手里有。
第四章 空壳
第二天下午两点,周家老宅。
老宅在城东,青砖灰瓦的老院子,门楣上“耕读传家”四个字掉了漆,只剩“耕”和“家”勉强看得清。院子里一棵老石榴树,枝干虬结,叶子落了大半,地上铺着一层湿漉漉的落叶。堂屋门开着,周德贵坐在正中间的太师椅上,面前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壶茶、一沓文件、一只银怀表。
周小满站在院子里,脚边一只行李箱,拉链没拉好,衣服从缝里鼓出来。她看见我进来,叫了声沈姐,声音发紧。
周德贵抬了抬眼皮:“沈师傅也来了?坐。”
我没坐。
“周总,”我说,“小满的东西,您让她搬走可以,但老宅的补偿款,她该得的那份不能少。”
周德贵笑了。他把银怀表拿起来,在手里转了一圈:“沈师傅,这表我找人看过了,夹层是空的。我哥的东西,你说表里有账本,账本呢?”
“表里有夹层,夹层里有胶卷。至于胶卷里拍的什么,您比我清楚。”
院子里安静了两秒。石榴树上最后几片叶子被风吹掉,落在八仙桌上,周德贵伸手拂了拂。
“沈栀,”他不笑了,声音低下来,“你一个修表的,非掺和这事。我打听过了,你弟要彩礼,你妈天天逼你,你老板压你工资。你自己一屁股事,还管别人家闲事?”
他站起来,把银怀表推到桌子中间:“这表你拿走。夹层的事,我当没发生过。小满的东西她搬走,老宅的事她自己签字放弃,补偿款我按规矩给她分一点。你弟弟的彩礼,我出。五万,够不够?”
周小满在院子里叫起来:“二叔!我爸说了老宅有我一半!”
周德贵没看她,看着我。
我看着桌上那只银怀表。银壳擦得锃亮,表蒙子新换的,指针走得很准。周德昌去世前几个月,把表摔成这样,又把胶卷塞进夹层,让周小满记住“表不能给二叔”。他攒了三年给养女凑了三万七千学费,存折藏在藤椅坐垫底下。他亲弟弟从存折上转走五万,说“外人拿着我不放心”。
我伸手把银怀表拿起来。周德贵嘴角刚往上弯,我手腕一转,把表壳后盖拧开,当着周德贵的面把整个表芯拆下来,表壳举在手里,对着院子里透进来的光。
“周总,表我修好了,零件全在这儿。壳您拿好。”我把空壳递过去,“两万辛苦费,您今天给我,我给小满交学费。您不给,也行。胶卷照片我洗了三份,一份寄给小满,一份存银行,还有一份在我身上。您要收房,我明天就去街道办,后天去法院,大后天把照片发网上。您自己算,五万块封口费和这些比,哪个划算。”
周德贵脸上的血色褪了又回来,来回两遍。
他身后的黑夹克往前走了一步,周德贵抬手拦住了。
“沈栀,”他慢慢把空壳接过去,在手里攥了攥,“你行。两万明天打你卡上。老宅的事,我再考虑考虑。”
他转身往堂屋里走,走到门槛那儿停了一下,没回头:“小满,你的东西先搬回去。过两天再说。”
周小满拉着行李箱从院子里跑出来,鞋底踩在湿石榴叶上,差点滑倒。我扶住她胳膊,感觉到她整个人在抖。
出了巷子,她问我:“沈姐,胶卷照片你真存了三份?”
“没有,”我说,“就一份,在银行保险柜。吓唬他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泪又出来,拿手背蹭了一下:“那两万他真会给吗?”
“明天不到账,我后天就去街道办。”
周小满拉着行李箱往公交站走,走了几步回头:“沈姐,你妈那边……你怎么办?”
“凉拌。”我说。
第五章 坐垫底
两万块第二天中午到账。
我给周小满转了一万五,备注“你爸藤椅坐垫底下的学费”。剩下五千留着,贺明远还压着我三个月工资,我得吃饭。
周小满发来一条语音,声音闷闷的,像躲在被子里说话:“沈姐,我昨晚把存折拿出来看了,三万七千四。我爸每个月存五百,有时候存三百。他住院的时候跟我说他有钱,我还不信。沈姐,我想把老宅留着,那棵石榴树是我爸种的我十岁生日那天。”
我没回语音,打了几个字:“先把学上完。树跑不了。”
周末我回了一趟我妈家。
沈磊不在,我妈说他去女朋友家了。我把一千二放在桌上——这个月只发了一千二,我全拿来了。
“妈,以后每个月我给你一千。多的没有。沈磊的彩礼,让他自己想办法。”
我妈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遥控器,电视开着,声音很低。她看着我放下的钱,没动。
“沈栀,你心怎么这么狠?”
“妈,”我说,“我要是心狠,三年前就不给你交住院费了。沈磊的事,你让他找我借,打欠条,按银行利息。他借不借随他。”
我妈没说话。电视里在播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
我站起来往外走,到门口又回头:“妈,你身上那件棉袄旧了,我下个月给你买件新的。沈磊那件一千四的羽绒服,让他自己洗。”
出了门,风灌进领子里,冷得我缩了缩脖子。手机响了,贺明远。
“沈栀,周总今天来电话了,说老宅的事他不追究了,让你别再去街道办。另外他有个朋友,家里老人留了一批旧钟表,想找个人看看。活儿我接了,你明天去一趟。”
我站在路边,看着对面旧货市场的招牌。
“贺老板,”我说,“工资什么时候结?”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周家这单结了,一起给你。沈栀,你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
我挂了电话。他这话我听了五年,一次没兑现过。
但周德贵那边暂时消停了,周小满的学能上了,我妈那边每个月一千块钱,她嘴上骂我心狠,下个月肯定会收。日子好像往前推了一格。
只是那只银怀表的空壳还在周德贵手里,胶卷原片还在我抽屉里。周德贵这种人,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风把行道树上最后一批黄叶刮下来,打着旋儿落在脚边。手机又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接起来,一个女声:“请问是沈栀沈师傅吗?我姓林,我爷爷留了一批旧钟表,想请您看看。贺老板给的我您电话。”
“行,”我说,“明天上午十点,工作室见。”
挂了电话,我把手揣进兜里,往公交站走。路过旧货市场门口,老赵在茶叶铺门口支了个炉子烤红薯,看见我喊:“沈师傅,红薯要不要?刚出炉的。”
“来一个。”
红薯烫手,掰开黄瓤冒热气。我咬了一口,往公交站走。风很冷,红薯很甜。
周德贵的事暂时压住了,但我心里清楚,他跟贺明远是一路人。贺明远接他朋友的活儿,中间有没有别的事,不知道。胶卷在我手里,周小满的学费在存折里,我妈那边每个月一千,沈磊的彩礼让他自己想办法。
日子还长,一步一步来。
第六章 假协议
周德贵消停了不到两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的周一早上,我到工作室的时候,门口站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戴金丝眼镜,手里拎着公文包,看见我就递名片:“沈师傅,我是周德贵先生的代理律师,姓梁。周先生让我把这个给您。”
是一份《赠与协议》复印件。
协议上写着:周德昌自愿将城东老宅及全部拆迁补偿权益赠与弟弟周德贵,签字日期是去年八月——周德昌去世前两个月。底下有周德昌的签名,还有两个见证人签字。
“周先生说了,”梁律师推了推眼镜,“老宅的事已经按法律程序走完了。周小满小姐如果对协议有异议,可以走司法途径。但周先生希望沈师傅不要再介入,以免给自己添麻烦。”
他把复印件留下就走了。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半天。周德昌三个字签得歪歪扭扭,跟存折上的笔迹一模一样。
但周德昌去年八月已经住院了,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稳。周小满说过,她爸最后两个月写字,字是飘的,一页纸上三行字能写到两行里去。这份协议上的签名虽然歪,但每一笔都落得很稳。
我拍了张照片发给周小满:“你爸去年八月签过什么东西没有?”
过了十分钟她回过来:“没有。八月我爸已经下不了床了。那会儿二叔来医院,让我出去买饭,回来的时候我爸睡着了,二叔说没事,就走了。”
我把照片存好。这份协议,见证人是谁不知道,签名真假不知道,但时间对不上——周德昌八月下不了床,怎么可能签一份“自愿赠与”?
下午贺明远把我叫进办公室。
“沈栀,周总那边把老宅的事办完了。他朋友那批旧钟表,你上点心。另外——”他把一份打印好的表格推过来,“这个月工资表,你看一下。周家那单的损失费扣两千,上个月你旷工半天扣五百,还有工作室水电分摊三百。剩下的一千三,我让财务打给你。”
我看着工资表上密密麻麻的扣款项,没说话。
“沈栀,”贺明远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肚子上,“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但你看,周总那边现在手续齐全,小满那孩子该搬还是得搬。你非跟她站一块儿,图什么?”
“贺老板,”我把工资表推回去,“我旷工那半天,是去给你跑周家那单的尾款。水电分摊三百,工作室上个月水表没走过字。你要扣就扣,但我得说清楚。”
贺明远脸上的笑淡了。
“行,”他把工资表收回去,“一千三,明天到账。沈栀,我最后跟你说一次,周家的事你少管。”
我出了办公室,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楼下茶叶铺老赵正往上搬新货,一箱一箱的茶饼码在推车上,纸箱子上印着“福鼎白茶·七年陈”。
我回到工作台前,给周小满发了条微信:“协议是假的。你爸八月签不了字。找律师问问,要做笔迹鉴定。”
她回得很快:“沈姐,二叔今天带人来院子里量尺寸了,说要换锁。”
“别换。你打110,就说有人私闯民宅。你是周德昌的养女,户口在不在老宅?”
“在。我爸走之前没销户。”
“那就行。110来了你把户口本给他们看。”
过了半小时,周小满发来一条语音,背景里有人说话,吵吵嚷嚷的:“沈姐,警察来了,二叔的人走了。警察说让我们自己协商,协商不成去法院。”
我回了一个字:“好。”
但我知道,周德贵不会就这么算了。假协议只是第一步,换锁只是第二步。他手里有律师,有文件,有黑夹克。我手里只有一份胶卷照片,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和一个每月挣一千三的工作。
下班的时候,老赵塞给我一包茶叶:“沈师傅,拿着。看你最近脸色不好。”
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走到公交站,手机又响了。我妈的微信,语音:“沈栀,你弟那八万,你不出也行。但你能不能帮他找个工作?他天天在家打游戏,你弟媳妇那边又催了。”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公交车远远开过来,车灯在暮色里晃成两个黄团。
回了四个字:“让他自己找。”
第七章 发疯
第二天早上,我弟来了。
沈磊站在工作室门口,这回没穿羽绒服,换了一件卫衣,帽子戴在头上,缩着脖子。他手里没拎东西,脸上带着一种我很少在他脸上见到的表情——不好意思。
“姐,妈让我来找你。”
“找工作?”
“嗯。”他往门框上靠了靠,“妈说你认识的人多,帮我问问。”
我看了他三秒。他眼神闪了一下,又看回我。
“沈磊,”我说,“你高中毕业我托人给你找过超市理货,你干了三天。前年给你找过快递分拣,你干了五天。去年你说要学修手机,学费我出的,学了半个月你说师傅骂你。你告诉我,这回你能干几天?”
沈磊的脸涨红了。他把帽子摘下来攥在手里,捏得指节发白:“姐,这回我真想干。李婷说年底之前凑不齐彩礼就拉倒,她妈给她介绍了别人。”
“李婷知道你之前那些事吗?”
“知道。”他低下头,“她说我要是再混,她就真走。”
我把工作台上的东西归了归。苏联老手表昨天被老赵取走了,软皮垫上空出一块,露出底下的墨绿色垫面,边角上积了一圈灰。
“旧货市场楼下,老赵的茶叶铺,缺个看店搬货的。一个月三千,没提成,管午饭。你干不干?”
沈磊抬起头:“茶叶铺?”
“茶叶铺。”我说,“老赵脾气好,你好好干他不会亏待你。但有一条,工资发你卡上,你自己管,别让妈要过去。”
沈磊想了五秒钟:“干。”
“下午两点去找老赵。别说你是我弟,就说来应聘的。”
他走了。帽绳一长一短地甩在背后,走到楼梯口又回头:“姐,那八万——”
“八万你自己攒。攒不够,李婷真走,你怪你自己,别怪我。”
他下楼了。脚步声噔噔噔响了十几级,被楼下茶叶铺的卷帘门声盖住。
我坐在工作台前,把手放在那只苏联老手表的盒子上。表被老赵取走了,盒子里空着,但盒底还留着一点他的气味——茶叶味、汗味,还有一句残留的话:“老赵,对不住,闺女那事是爸没本事。”
我听了无数遍了。老赵的闺女在南方打工,三年没回来了。他修表的时候跟我念叨过,说闺女小时候他骑自行车接她放学,有一回下大雨,他迟到了半小时,闺女在学校门口淋着雨等。
我不知道老赵“对不住”的是什么。但每次听见,都觉得心里堵。
下午两点,沈磊去找老赵了。老赵三点钟给我发语音,声音挺乐:“沈师傅,你弟干活还行啊,搬了八箱茶饼,没喊累。你别说,长得跟你还真像。”
我回了个笑脸。
四点钟,周小满来了。
她眼睛肿着,像哭过,但没哭。手里攥着一份文件,律师事务所的抬头。
“沈姐,律师说要做笔迹鉴定,得先起诉。起诉费三千,律师费五千。”
“你钱够不够?”
“存折里能取。但二叔那边要是知道我去起诉……”
“他知道了又怎么样?”我把密封袋从抽屉里拿出来,拍在她面前,“胶卷原片在这儿。你先去法院立案,立案之后把协议复印件和胶卷照片一起交上去。假的真不了。”
周小满把文件收进包里,咬着嘴唇:“沈姐,二叔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要是我不签放弃继承,就把我爸的墓迁走。他说那墓也是他的。”
我手里的镊子啪一声掉在软皮垫上。
“迁墓?”
“他说老宅的地是他继承的,墓也在那块地上。”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又不知道要干什么,在工作室里走了两步,又坐回去。
“小满,”我说,“你爸下葬的时候,谁操办的?”
“二叔操办的。我爸走那天晚上,二叔就把事办了,都没让我看最后一眼。他说小孩子看了不好。”
“墓地证呢?”
“不知道。二叔说都是他去办的。”
我把手放在工作台上,指尖摁着软皮垫。墨绿色垫面上有一道圆规划的印子,是上个月修一只民国座钟时不小心划的。
“小满,”我说,“你爸那藤椅坐垫,除了存折,底下还有东西没有?”
她愣了一下:“没有。我拆开看的。”
我站起来,把工作室门反锁,把周小满拉到工作台前面。
“你爸住院那半年,跟你说过什么跟墓地有关的话没有?哪怕就一句。”
她低头想。窗外旧货市场的白炽灯啪一下全亮了,从窗户照进来,在她脸上铺了一层暖黄。
“他说……他说他小时候在老家院子里埋过一个铁盒子。我以为他说胡话。”
“哪个老家?”
“就是那个老宅。他说石榴树底下。”
我穿上外套,把抽屉里那串备用钥匙揣兜里——周小满上次给我的,老宅院门的钥匙。
“走。”
第八章 石榴树
老宅院门上的锁换了。
周小满的钥匙捅不进去,铜锁锃亮,锁眼里还有新机油的气味。院墙不高,两米出头,顶上砌了防贼的碎玻璃,但石榴树靠墙那根粗枝正好搭在墙头上,枝干上磨出了一道浅槽。
“翻墙。”我说。
周小满瞪大了眼:“沈姐——”
“你爸的墓都要被人迁走了,你还怕翻墙?”
我先翻。踩着墙根底下两块摞起来的旧砖,扒住墙头,碎玻璃把棉袄袖口划了一道口子,没伤到手。翻身跳下去,落在石榴树底下,踩了一脚湿叶子。
周小满跟着翻过来,落地的时候崴了一下,嘶了一声,没吭声。
院子里没灯。远处巷口的街灯照过来,把石榴树的影子拉得老长。地上有新挖的痕迹,靠墙根那一溜翻过土,湿泥还没干透。
“小满,你爸说铁盒子埋在树底下,具体哪个方向?”
她蹲下去,手在树根附近摸索:“他说在……朝堂屋那边。爸说小时候埋完盒子,站起来正好看见堂屋门。”
我走到朝堂屋那一侧,用脚把落叶拨开。树根旁边的土是实的,但有一小块地方的草长得比周围矮,颜色也浅。
“这儿。回去拿把铲子。”
周小满跑出去,过了十分钟回来,手里攥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小铁铲,是从门房杂物堆里翻的。我接过来,蹲下开挖。
土很湿,挖起来倒不费劲。往下大概三十公分,铲头碰到了硬东西,当一声。
是个铁皮饼干盒,红漆剥得只剩几块斑,锈得看不出原来的图案。盒子不大,巴掌见方,盖子用胶带缠了三圈,胶带老化发黄,一扯就碎。
我打开盒子。
里面用油纸包着三样东西:一张地契,周德昌的名字,四至边界写得清清楚楚;一份手写遗嘱,周德昌的笔迹,写明老宅及补偿款由养女周小满继承,底下有签名、日期、还有两个见证人的签字和指印;最底下是一张照片,黑白的老照片,石榴树还是棵小苗,周德昌蹲在树旁边,怀里抱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背面写着一行字:“小满五岁,种树留念。”
周小满蹲在旁边,看着照片,眼泪一颗一颗砸在油纸上。
“沈姐,我爸他……”
我把遗嘱和地契收好,放回铁盒,塞进她怀里:“走。出去再说。”
翻墙出去的时候,巷口有一辆黑车停着,车窗摇下来,周德贵坐在驾驶座上。
他推开车门下来,看了看我袖口上的口子,又看了看周小满怀里的铁盒子。
“沈师傅,”他慢慢走过来,“大晚上的翻墙进别人家院子,不合适吧?”
我把周小满往身后挡了挡。
“周总,”我说,“这院子是谁的,您心里清楚。您手里那份赠与协议上的签字,周老爷子八月签不了。您要不信,咱们法院见。”
周德贵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在巷口路灯底下看不太清。他往前走了一步,我闻到他身上一股烟味,混着羊绒大衣的樟脑味。
“沈栀,”他说,声音很轻,“你一个修表的,非要跟我过不去?”
“周总,”我说,“我一个修表的,最懂一件事——假的真不了。您那协议是假的,锁是您撬的,墓您也迁不走。小满手里有遗嘱、有地契、有见证人签字。您手里有什么?一个律师和两个黑夹克。”
周德贵沉默了很久。巷子那头有电动车骑过来,车灯扫过他半张脸,眼角的纹路很深,嘴角耷拉着,跟之前笑呵呵的模样判若两人。
“行,”他说,“法院见。”
他上车走了,车尾灯在巷口拐弯的地方闪了一下,消失在主路上。
周小满蹲在地上,抱着铁盒子,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蹲下去,把她拉起来:“别蹲着,地上凉。回家。”
她站起来,把铁盒子抱紧,鼻音很重:“沈姐,谢谢你。”
“谢什么,”我把铲子扔回门房,“明天去法院立案。”
第九章 封口费
立案之后,周德贵老实了半个月。
法院传票送到他手上的第三天,他给我打电话,约我在工作室楼下的茶馆见面。
茶馆在旧货市场一楼拐角,跟老赵的茶叶铺隔了两间门面。下午三点,店里没人,老板趴在柜台上打瞌睡。周德贵坐在靠窗的卡座里,面前摆着两杯茶,一杯没动,一杯喝了一半。
他没穿那件羊绒大衣,换了一件藏青色夹克,拉链拉到脖子根。人看着瘦了一圈,颧骨凸出来,眼袋比之前更大。
“沈师傅,坐。”
我坐下,没碰那杯茶。
“两件事,”周德贵把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这卡里十万。你把胶卷原片给我,法院那边小满撤诉,老宅的事我按法定继承来,该给她的一分不少。”
“第二件呢?”
“第二件,”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你那老板贺明远,从周家这单里吃了多少回扣,你知道不知道?”
我没说话。
“我哥住院那半年,贺明远经手了十二万维修费。修什么?修我哥家一把破椅子、一只旧柜子。发票是他工作室开的,钱是从我哥存折上转的。你替他干了五年活,他给你多少?一个月四千,还压三个月。”
周德贵从夹克内袋里抽出一沓纸,推过来:“这是贺明远开给周家的发票复印件,你拿去问问,哪一把椅子修一下要两万?”
我看了一眼。发票上的项目确实离谱,一张红木太师椅“修复”一万八,一只樟木箱子“翻新”九千,经手人签的是贺明远。
“你给我这个,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周德贵笑了一下,嘴角扯了扯,“沈师傅,你跟着贺明远没前途。你把胶卷给我,这十万是你的。贺明远那点事,你举报也好,自己留着也好,随你。小满那孩子该得多少,我不拦着。”
我把银行卡和发票都推回去。
“周总,胶卷我不给。您跟贺明远的事,我管不着。小满撤不撤诉,您去跟她商量。”
周德贵脸上的笑收了。他把银行卡收回去,攥在手里:“沈栀,十万不够?你弟彩礼八万,你妈每个月要钱,你自己一个月挣四千。十万,你两年挣不到。”
我站起来。
“周总,”我说,“我弟彩礼他自己攒。我妈那边我给一千,够不够她自己想办法。我这人认死理,修表修了五年,假零件装不进去,假话我也说不利索。法院见。”
走到茶馆门口,周德贵在后面说了一句:“那你别怪我不客气。”
我没回头。
上了三楼,我把工作室门关上,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信封——里面是这几个月攒的东西:贺明远扣工资的聊天记录截图、周德贵两万辛苦费的转账凭证、周小满存折的复印件、假协议照片、胶卷账页照片。
我把周德贵刚给的发票复印件也塞进去,用胶带封好口,在信封上写了三个字:“交法院。”
下班的时候,老赵在楼下喊我:“沈师傅,你弟今天搬了二十箱茶饼,我给他涨了二百。小伙子有劲,就是话多。”
我笑了一下:“让他干着,别惯他。”
老赵嘿嘿笑,塞给我一袋茶包:“拿着,新的,尝尝。”
我接过来,往公交站走。手机响了,沈磊。
“姐,老赵说下个月让我学着看店。姐,我这月工资发了,三千,我给妈转了一千,剩两千我存着。李婷说再给我半年时间。”
“行,”我说,“存着别动。”
挂了电话,风比前几天更冷了。行道树上光秃秃的,只剩几根细枝杈戳着灰白的天。我裹了裹棉袄,想起铁盒里那张照片——石榴树还是棵小苗,周德昌蹲在旁边,怀里抱着五岁的小满。
日子还长。
第十章 前夜
法院开庭定在十一月底。
开庭前三天,周小满给我打电话,声音发紧:“沈姐,二叔今天来学校找我了。他说开庭那天他会带证人,证明我爸立遗嘱的时候神志不清。”
“什么证人?”
“他说是医院的护工,说我爸那段时间老说胡话。”
我把手里的镊子放下:“小满,你爸住院那半年,护工是谁?”
“姓刘,刘姐,对我爸挺好的。后来二叔把她辞了,换了个人。”
“能找到刘姐吗?”
“我有她微信。爸走的时候她给我发过一条消息,说‘你二叔让我少说话’。”
“约她见一面。明天下午,工作室。”
第二天下午两点,周小满带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来了。刘姐,圆脸,短发,穿一件旧棉袄,手上有冻疮,站在门口有点局促。
“沈师傅,小满说你能帮上忙。”她坐在椅子上,两只手绞在一起,“周老爷子那会儿,神志清楚得很。他天天念叨小满,让我给小满削苹果,说小满爱吃脆的。后来周德贵来了,让我出去买饭,回来老爷子就不说话了。我问怎么了,老爷子闭着眼不吭声。第二天周德贵就把我辞了,多给了我一个月工资,让我别乱说话。”
“刘姐,”我说,“开庭那天你能来吗?就说说你看到的。”
她犹豫了几秒,点了头:“能来。我虽然怕周德贵,但老爷子对我好,我不能昧良心。”
开庭那天是个阴天。法院门口的台阶上落了一层薄霜,踩上去滑脚。周小满穿了件新外套,黑的,领子立着,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刘姐跟在她后面,手里攥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医院的工作牌和排班表。
周德贵来了,身边跟着梁律师和两个证人,其中一个穿格子衫的中年男人,刘姐小声说:“就是换我的那个护工。”
庭审过程比我想的顺。周小满的律师把遗嘱、地契、照片、刘姐的证言、护工的排班表一样一样摆上去。周德贵那边拿出来的赠与协议,笔迹鉴定的结果还没出来,梁律师说“还在走程序”。法官问周德贵协议签字当天周德昌的身体状况,他支吾了两句,说“记不清了”。
最要命的一击是胶卷账页。
周小满的律师把照片投影在法庭的屏幕上,一笔一笔念:某年某月某日,周德贵经手转出五万;某年某月某日,转出三万……总额四十七万。周德贵的脸从红变白,梁律师在底下扯他袖子,他甩开了。
“那是我哥让我转的!”他站起来,“他让我帮他管钱!”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
休庭的时候,周德贵在走廊里堵住我。
“沈栀,”他声音压得很低,脖子上青筋暴起来,“你非要赶尽杀绝?”
“周总,”我说,“四十七万,您哥攒了一辈子。他给养女攒三万七学费,您从存折上转走五万。谁赶尽杀绝?”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行。你等着。”
判决下来那天是十二月初。老宅归周小满,补偿款按法定继承分,周德贵伪造协议的事另案处理。贺明远的发票问题,法院把材料转给了税务。
消息是周小满打电话告诉我的,她在电话里哭了,又笑了:“沈姐,石榴树能留着了。”
我坐在工作台前,把寸镜摘下来擦了擦。窗外旧货市场的白炽灯亮着,楼下老赵在喊“新茶到货”,声音穿过铁皮卷帘门,闷闷的,但清楚。
第十一章 清算
贺明远被税务约谈是十二月中旬的事。
他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脸色灰白,手里攥着手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转头看我:“沈栀,是你把发票的事捅出去的?”
“周德贵给的。”我把工作台上的零件归进盒子里,“他给了我一沓发票复印件,我没要。但他自己交给法院了,法院转的。”
贺明远把手机往桌上一拍:“你知不知道这工作室要是倒了,你也没饭吃?”
“贺老板,”我站起来,把搪瓷缸里剩的半缸水倒了,“我一个月一千三,吃不吃得上饭,跟工作室倒不倒关系不大。”
他盯着我,嘴唇哆嗦了两下,转身走了。皮鞋跟磕在水磨石地面上,一声比一声远。
第二天,工作室门上贴了一张通知,说因经营调整暂停营业。我收拾了工作台上自己的东西——三把竹镊子、两套起子、酒精瓶、脱脂棉、麂皮布、搪瓷缸,装进一个纸箱。
老赵在楼下等着,看见我搬箱子下来,接过去:“沈师傅,我楼上还有个空摊位,你要不要?租金便宜,一个月八百。”
“行。”
搬完东西,周小满来了。她手里拿着一张银行卡,塞给我:“沈姐,补偿款下来了。我爸的遗嘱里没写给你,但这钱你拿着。没有你,石榴树就没了。”
我把卡推回去:“你留着。大专毕业了想接着念就念,想开店就开。你爸攒的那三万七,他一笔一笔存的,别乱花。”
周小满把卡攥在手里,站了一会儿,忽然说:“沈姐,你弟在老赵那儿干得挺好的。老赵说下个月让他学着进货。”
“让他学。”
她走了之后,我坐在新摊位上发了一会儿呆。摊位在旧货市场三楼,比贺明远那间小,但窗户朝南,下午的阳光能照进来。工作台是老赵帮忙搬的,软皮垫还是那块墨绿色的,图钉生了锈,但还能用。
我把搪瓷缸摆在台面上,“先”和“者”两个字对着窗户。
手机响了,我妈。
“沈栀,你弟说你在旧货市场自己摆摊了?生意怎么样?”
“刚搬过来,还没开张。”
“那你弟那八万——”
“妈,”我说,“沈磊这个月工资三千,他给李婷存了两千。你让他自己跟李婷商量,年底能不能先订婚,彩礼分期给。李婷要是真心跟他过,能商量。不能商量,他早点儿知道也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沈栀,”我妈的声音低下来,“你弟跟我说了,老赵夸他干活踏实。他说你给他找的工作挺好。”
“嗯。”
“那……你那边要是缺人手,让他下了班去帮你。”
我把搪瓷缸挪了挪,让阳光正好照在缸面上。
“行,”我说,“让他来。”
挂了电话,楼下老赵在喊:“沈师傅!有客!找修表的!”
我站起来,把寸镜戴上,往楼梯口走。
旧货市场三楼,走廊尽头倒数第二间。窗框还是铁锈色的铝合金,关不严,但阳光能进来。楼下茶叶铺的卷帘门哗啦一声拉上去,新茶到了,空气里飘着白茶和红薯混在一起的味道。
日子还长,一步一步来。
第十二章 余震
开张第一天,来了三个客人。
第一个是老赵介绍的,修一只民国座钟,钟摆不摆,齿轮卡了油泥。我拆开洗了油,重新装上,钟摆晃起来,当一声敲在铜钟上,声音厚实。客人高兴,多给了五十。
第二个是周小满学校的老师,修一只梅花牌老手表,是她父亲的遗物。我换了个游丝,表走了。她问我多少钱,我说一百。她给了两百,说“沈师傅你手艺好”。
第三个客人是下午来的。
一个女人,四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冲锋衣,背着一个双肩包,进门先看了一圈摊位,目光落在我搪瓷缸上。
“沈师傅?我姓林,之前给贺老板打过电话的。我爷爷留了一批旧钟表,想请您看看。贺老板那边一直没回话,我打听到您在这儿。”
她从背包里掏出三只木盒,一个一个打开。一只德国五音钟,一只苏联台钟,一只上海牌老座钟,都是六七十年的东西,外壳有磕碰,但机芯完好。
“我爷爷是修钟表的,干了一辈子。这些东西他攒了一辈子,走之前说让我找个懂行的人看看,能修就修,修好了留着,别卖给贩子。”
我拿起那只五音钟,翻了个面,打开后盖。机芯干净,保养得好,齿轮上还留着薄薄一层油膜。我把手放在钟壳上。
声音来了,很轻,像老人在打瞌睡时嘟囔了一句:“小林子,别卖,留着听响。”
我把钟盖扣回去。
“林姐,这三只都能修。五音钟得换两根音簧,苏联钟缺一个螺丝,上海座钟发条松了。手工费加零件,大概一千二。修好了走时准,每天误差不超过一分钟。”
林姐点头:“修。我不急,你慢慢来。”
她走了之后,我把三只钟摆在工作台上,排成一排。夕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钟面上,铜壳泛着暖光。
手机响了,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沈栀,我是周德贵。法院判了,我认。那四十七万我退回去。另外,贺明远的事跟我没关系,你别再往我身上扯。”
我没回。把手机扣在桌上。
周小满后来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石榴树底下,树根旁边新砌了一圈砖,围了个小花坛。她说二叔把老宅的手续办了,补偿款按法院判的分了,他退回来的那部分打到了她的卡上。
“沈姐,二叔今天来院子里挖走了一棵小石榴树苗,说种他自己家院子里。我没拦。”
我回了一个字:“嗯。”
沈磊在老赵那儿干了两个月,老赵说他学得快,下个月涨到三千五。沈磊拿第一个月工资给李婷买了一条围巾,李婷说年底订婚,彩礼分期给。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去看了沈磊上班,老赵管午饭,顿顿有肉。
“沈栀,”她说,“你那边摊位冷不冷?我给你做条棉裤?”
“不用,妈。我买了条新的。”
“多少钱?”
“八十。”
她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又骂了一句“死丫头”。
我挂了电话,把寸镜戴上,继续修林姐那只五音钟。音簧换好了,拧上弦,钟摆晃起来,叮叮咚咚敲了一段《茉莉花》。
楼下老赵在喊:“沈师傅!红薯熟了!下来拿!”
我站起来,走到楼梯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工作台。三只钟排成一排,搪瓷缸在台面右上角,“先”和“者”两个字朝着窗户。阳光很好,灰尘在光柱里慢慢飘。
怀表的事过去了。周德贵的四十七万退了,贺明远的工作室关了门,周小满的石榴树发了新芽。
日子还长。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