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0份订阅送来的那天,镇上的人都在笑我。
“余家那小子,守着一堆过期报纸,还想发财?”
我把汇款单拍在桌上,声音响得满屋人都听见了。
“三个月,300份,每份60元,钱已经到账。”
隔壁印刷厂的老板脸色变了。
他刚刚还当着我爸的面说,我的家乡报一个月就得关门。
我爸站在人群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
他不识几个字,却用红笔在报纸上的一个名字下画了道线。
那是我。
上辈子,他在工地上摔断了腿,没等到我给他寄去的第一封家书。
我赶到医院时,他的包里只有一张旧报纸。
报纸被汗水浸得发软,边角却整整齐齐。
他一直舍不得扔,因为上面有家乡的名字。
这辈子,我回到了他出门之前。
我不想再等人没了,才知道他在外面惦记什么。
我要把家乡寄出去,寄到那些背井离乡的人手里。
也要让我爸知道,他儿子不是只会伸手要钱的废物。
只是我没想到,第300份订阅到了以后,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1
我醒过来的时候,父亲正把一双旧解放鞋往蛇皮袋里塞。
窗外鸡叫了两声,屋梁上挂着的日历停在2003年3月。
我盯着那个日期,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爸,你别走。”
父亲余守山抬起头,皱纹里还没有后来那道深深的疤。
他拍了拍袋子:“不走,你拿什么还账?”
墙角的铁皮箱上压着一张欠条,欠舅舅赵德顺八千元。
上辈子,我跟朋友合伙倒腾旧电脑,被人卷了钱。
父亲为了替我还债,跟着同村人去了南边工地。
三个月后,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
工地说他自己违规,先垫了一部分医药费,后面的赔偿拖了很久。
等我凑够路费赶到,他已经走了。
他留下的蛇皮袋里,有一张县报。
那张报纸他带在身边,从春天带到夏天,连背面的招工启事都被汗水泡得模糊。
母亲说,他看不懂大半内容,却喜欢摸报头上那三个字:山河县。
我从床上跳下来,一把抢过蛇皮袋。
“钱我还,你哪儿也别去。”
父亲伸手来夺:“你拿嘴还?”
我娘林秀琴端着粥进门,听见动静,把碗重重搁在桌上。
“守山,你的腿刚疼过,能不能再缓两天?”
“再缓,德顺就要把房契拿走了。”
我把欠条抓起来。
上辈子,舅舅没有收房,可他天天上门催,把父亲逼得抬不起头。
“舅那儿我去说。”
父亲冷笑:“你说?上个月你说电脑能赚一倍,钱呢?”
这句话像一巴掌,打得我没法还嘴。
那次生意除了舅舅借的八千,还搭进父亲种了两年菜攒下的两千。
欠条写成八千,是我自己签的。
我把欠条折好,塞进兜里。
“我签的字,我自己认。”
父亲的手停在半空。
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个出了事就躲在被窝里的儿子,居然会说出这种话。
门外传来自行车铃声。
赵德顺推门进来,皮鞋上还沾着露水。
他在镇上开印刷厂,衬衫永远比我们家的被单还白。
“守山,车快到了吧?”
舅舅看了看我的手,笑得意味深长。
“阿川也醒了?正好,跟你爹道个歉。”
我看着他:“不用我爸走,钱我还。”
“你还?”
他拿出一张写好的转让纸,放在桌上。
“那先把老屋后面那间仓房给我,抵三千。剩下的慢慢算。”
我心里一沉。
上辈子,父亲出门之后,舅舅也是这么跟母亲说的。
母亲怕他天天上门,按了手印。
后来镇上修路,那间仓房临街,租出去一年就有不少钱。
当时的我只顾躲债,连母亲按过什么都不知道。
我把那张纸推回去。
“欠条没到期,还有两个月。仓房不卖,也不抵。”
舅舅的笑淡了:“我是你舅,还能坑你?”
“那就等到期,连本带利照约定算。”
我把欠条展开,指给他看。
“你亲手写的,五月底之前还清。”
父亲看了我一眼。
他一直以为今天不还,舅舅就能收房。
舅舅盯着我,半晌才把纸收起来。
“行,我等你两个月。到时候拿不出来,可别说我不讲亲戚情面。”
他摔门走了。
母亲拿起欠条看了半天,手有点抖。
“你早说还没到期……”
父亲没接话,低头去系蛇皮袋。
我按住他的手:“你要是走,我也跟着走。”
“你跟去做什么?”
“盯着你戴安全帽,盯着你不爬那些没护栏的架子。”
父亲愣了愣,脸色沉下来。
“我是去挣钱,不是去送命。”
我知道,上辈子的事还没发生。
我不能拿一个只有我知道的结局,逼他相信我。
我松开手,换了个办法。
“给我七天。七天挣不到第一笔钱,你要去哪儿,我亲自送你。”
父亲看着我。
母亲急了:“七天能挣什么?”
“先挣到钱,再跟你们说。”
我从口袋里摸出仅剩的十六块五,放在桌上。
这是我全部的本钱。
窗外有人喊父亲上车。
他提起蛇皮袋,走到门口,突然停住。
那辆拉工人的面包车已经发动了。
父亲朝车里摆手:“老何,我这回先不去了。”
司机探出头骂他:“位置都给你留了!”
“让给别人。”
车开走后,父亲转身回来,把蛇皮袋扔在我面前。
“七天。”
他眼睛发红。
“余川,你再让我失望一次,我连骂你的力气都没有了。”
2
我拿着十六块五去了县城。
从镇上到县城的班车两块钱,我舍不得坐,借邻居的自行车骑了一个多小时。
县汽车站外,回乡探亲的人正往车顶搬行李。
一个穿蓝布褂的中年男人抱着纸箱,追着售票员问:“去东莞那班车,能不能捎东西?”
售票员摇头:“人家不认,丢了算谁的?”
男人一脸失望,蹲在路边,把纸箱打开。
里面装着两双布鞋、一小包晒干的辣椒,还有几张叠好的旧报纸。
我认得他,陈大伯,儿子陈小满在南边鞋厂打工。
上辈子,陈大伯后来生了病,小满没赶回来见上最后一面。
我不知道这辈子会怎样,只记得小满在葬礼上抱着纸箱哭,说他爹连家门口的树开没开花,都要托人捎信。
“陈叔,东西寄过去不就行了?”
“寄过几回,鞋厂搬了宿舍,地址又变。”
他把报纸拿出来,拍了拍。
“这几张是小满要的。说厂里都是外地人,没人听得懂他的话,看见县里的名字都亲切。”
我盯着那几张报纸,忽然想起父亲的蛇皮袋。
上辈子,我给父亲打电话总说忙。
他也不多问,只说村口的桥修好了,槐树开花了。
我嫌他啰嗦,电话挂得一次比一次快。
可他在工地上,连说这些话的人都没有。
我蹲下来:“叔,报纸给我看看。”
县报一周两期,有县城新闻、乡镇消息,也有几个村里的照片。
背面有当季农产品行情和戏班演出时间。
对留在家里的人来说,这些不一定新鲜。
可对在外面的人来说,一张报纸能看到一整个县。
我问:“小满愿意自己出钱收吗?”
“他肯定愿意,去年还问我能不能每期都买。”
“那我来办。三个月,寄一批新报,再附一张家里同意写的近况。地址变了提前告诉我,我帮着改。”
陈大伯狐疑:“你就靠这个挣钱?”
“收服务费,也收报纸和邮寄的成本。我要是把钱算不清楚,您也不会信我。”
他想了想:“你先寄一回,到了再说。”
我掏出纸笔,写下姓名、鞋厂地址和小满的联系方式。
纸是我从家里旧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背面还有我小学时写错的算术题。
陈大伯看了一眼,忍不住笑了。
“小子,连本新本子都舍不得买,还敢做生意。”
“本子能省,答应您的事不能省。”
我没收他的钱。
第一份样品,我打算自己掏。
从车站出来,我又跑去县报编辑部。
编辑部在一栋旧楼的二层,门口的牌子被太阳晒得褪了色。
我刚说明来意,门卫就把我拦住:“订报去邮局。”
“我要谈一批,还想问能不能买报纸寄给外地的乡亲。”
“买了自己寄,当然能寄。你还想问什么?”
“他们要是想在报上留寻人消息、问家乡的事,我能不能帮着转给编辑?”
门卫正要赶我,楼梯上下来一个抱着稿纸的姑娘。
她穿浅灰色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
“你说有人在外地想看县报?”
我转头,认出了她。
贺青,县报的记者。
上辈子父亲出事后,我在医院门口找不到人帮忙,是她替我联系了老乡,陪我去问工地的情况。
她没有替我讨回所有公道,却陪我把一张张票据收好。
后来她调走了,我们再没见过。
我张了张嘴,差点喊出她的名字。
“你认识我?”她问。
我赶紧摇头:“看到过你的署名。上回写集市缺斤少两的就是你。”
那篇报道我确实看过,上一世,父亲还拿给我念过。
贺青看了看我手里的地址。
“进来说。”
编辑部不大,三张桌子挤在一起,窗台上放着一盆快晒蔫的绿萝。
我说了想替外出务工的人定期寄家乡报,也说自己想做成收费服务。
贺青没有立刻夸我。
“你打算怎么保证报纸按时送到?别人家里的事,你凭什么写?”
“先从认识的人做,家里同意才写,不同意就只寄报。地址变了按本人通知改。”
“收费多少?”
我拿出纸,把报钱、邮费和包装费一笔笔写下来。
“先按三个月60元试行。每两周寄一次,把这两周的四期报纸装一袋。实际邮费和批量购报价格还得去问,算不过来我就改。”
贺青拿笔圈住邮费。
“你不能先收钱再算。要是赔了,你能坚持几次?”
我被问住了。
她把报纸推给我:“去问清楚,再回来谈。”
我有点尴尬,还是把纸收起来。
走到门口,她又叫住我。
“我叫贺青。要是你真做成了,给我看看有人收到报纸之后怎么说。”
“你想采访?”
“我想知道,他们在外面最想看什么。”
她扶了扶眼镜。
“县报老说自己写的是家乡,可家乡也有很多人不在家。”
我骑车去邮局,又去报纸发行点问价格。
几趟跑下来,我腿都快踩断了,终于把账算清楚。
按当时谈到的批量价格,四期报纸一组,加包装和普通邮寄,三个月六次,预计成本约三十六元。
60元能留下二十四元,还没算我跑腿和补寄。
量太少赚不了多少,至少不会寄一份赔一份。
我花钱买下四期报纸和一个大信封,写好陈小满的地址。
邮局柜台里的人称重、收钱、盖戳。
我盯着那枚落下的邮戳,心里砰砰直跳。
这是重来一回,我替自己挣的第一条路。
3
第三天,我带着写好的价目表去了镇上的饭馆。
镇里去南边打工的人多,逢集日,家里人常来饭馆门口等捎信的司机。
我把一张纸贴在门边。
“家乡报寄到打工地,三个月60元。每两周一包,四期县报,地址变更可通知修改。”
饭馆老板娘王婶看完,笑得直拍围裙。
“谁出六十块看旧报纸?”
“不是旧报纸,是按期买的新报,攒两周寄一次。”
“那也是两周前的消息。”
“家里槐树开花,晚两周知道,总比没人告诉强。”
王婶嘴角动了动。
她儿子在外地跑运输,半年没回家,上回捎话回来,说想吃她腌的萝卜。
她背过身去:“嘴倒是会说。”
我把样品放在桌上。
报纸外面夹着一张纸,上面列着附近几个村最近发生的公开消息:桥头的路什么时候修,集市改到哪一天,谁家的果园开始招人。
没有未经同意的家事。
我还留了空白,让家里人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
第一个来问的是赵婶。
她女儿在纺织厂,读过高中,每次打电话都问家里。
“她上班没准点,电话也不好接。报纸能寄到宿舍?”
“地址写对就能寄。她搬宿舍,提前告诉我,我记下来。”
“丢了呢?”
“我留寄出记录,能查的帮您查。确认没收到,我补寄当期能补的报纸;实在补不到,就把那次的钱退给您。”
赵婶摸出一块手帕,里面包着零零碎碎的钱。
她数了两遍,数出60元。
“先给她订三个月。她要不喜欢,我下回不订就是了。”
我双手接过钱,给她写了收据。
姓名、金额、期限、寄送次数,全都写清楚。
赵婶看完,指着最后一行:“你这字跟蚂蚁爬的一样。”
“那我写大点。”
她乐了,又叫住旁边的两个人。
一上午,我接到五份订阅。
还有三个人没带够钱,说回家问问孩子。
王婶看我把300元压在本子里,脸上的笑慢慢收住。
“真有人花这个钱?”
“他们买的是家里消息,顺便买个有人帮着记挂。”
王婶拿起样品,翻到县中学运动会那页。
照片里有个瘦高男孩,站在人群最边上。
“这不是老周家的小子吗?”
她忽然抬头。
“我要是把这个寄给我儿子,他得乐。他小时候跟老周家小子天天打架。”
她从柜台里拿出钱,又犹豫。
“他跑车老换地方。”
“先寄到他常去的货运站,问过他愿不愿意收。地址不稳,咱们再商量。”
她当场给儿子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她平时骂人利索的嘴反倒笨起来。
“你不是说想看家里的事吗?这儿有个小余,给人寄报纸……要钱,六十。”
她停了停,笑起来。
“行,妈给你订。”
她挂断电话,把钱递给我。
“他说寄。他还说,让我少给他寄咸菜,路上漏过一回,整辆车都是味儿。”
我在本子上写下第六个名字。
那一瞬间,我想起父亲上辈子躺在医院里,手边没有一张新报。
现在我手里有六个人的地址。
我不能让这些名字变成我用来吹牛的数字。
下午回家,父亲正修锄头。
我把收据存根和钱摆在桌上。
“六份,360元。”
父亲把锄头靠到墙边,一张张看。
“你收人这么多钱,报纸呢?”
“钱里有成本。明天我就去买,按说好的日子寄。”
他把钱还给我,没夸我。
“人家信你,才把钱给你。别等花没了,拿不出东西。”
“我知道。”
父亲沉默片刻,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饼干盒。
“钱分开放。人家的报钱、邮费不能动。”
盒盖上印着褪色的红花,里面有一股旧铁皮味。
我接过来,把360元放进去。
父亲又问:“这能还八千?”
“六份不够,我接六十份、一百份。”
他哼了一声:“你先把这六份寄好。”
我知道他嘴硬,也知道他说得对。
晚上,我把六个地址誊在新买的本子上。
母亲坐在灯下补衣服,突然问:“你爸的名字,能不能也写上?”
我抬头。
她低声说:“他刚才把那张报纸看了好几遍。其实他不认识多少字,就盯着照片看。”
我把笔放下。
“他不用订。他在家,我天天念给他听。”
母亲的针停了停,笑了。
4
第七天,陈小满从鞋厂打来电话。
他打到王婶的饭馆,嗓门大得站在门外都能听见。
“报纸收到了!那张修桥的照片,我拿给宿舍里的人看,他们说这桥以前走上去直晃!”
王婶把话筒递给我。
陈小满在那头问:“余川,你还寄不寄?我们宿舍有四个人想要。”
我攥紧话筒:“寄。你先问清他们要不要订,别替人答应。”
“我知道。还有,我爹写的那几句话,是你帮他抄的?”
“他念给我听,我当着他的面写的。他说你要是嫌啰嗦,下回就少写点。”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陈小满说:“别少。我爹平时打电话就问我吃没吃饭,我还以为他没别的话。”
他吸了吸鼻子,又笑。
“他还让我少喝凉水,跟小时候一样。”
我也笑了。
他转头喊舍友过来,一个接一个把名字和地址报给我。
四个人都说回头汇钱。
我没有把他们记成正式订户,只在本子上另开一页,写着待确认。
挂断电话,王婶把我的本子抢过去看。
“你还分这么细?”
“没收到钱,也没确认期限,不能算人家订了。”
她咂舌:“你以前要有这股认真劲儿,哪能被骗八千。”
我被她说得耳根发热。
“以前眼瞎,以后长记性。”
王婶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纸边被油浸出一圈黄。
“我儿子回电话了。他说货运站的人看了报,问能不能订。你把这个地址也记上。”
她说完又添了一句。
“人家问你是不是骗钱的,我说你要是跑了,你爹娘还在这儿。”
我哭笑不得:“您这是给我担保,还是拿我家房子当押金?”
“都一样。你要敢跑,我第一个找你爹。”
我带着新地址回家时,父亲正坐在门槛上晒太阳。
他见我进门,先看我的手。
“挣了多少?”
“正式收了十二份。还有好几份得等人家确认。”
父亲接过账本,一页页翻。
他的手粗,翻纸时总怕撕破,动作格外轻。
我把预留成本和剩余的钱指给他看。
“七百二,得先留够寄报的钱。能动的只有一部分,还不够还债。”
父亲算了半天,皱眉。
“你忙一周,落这么点?”
“人多了才有赚头。每包报纸要按地址分好,寄错一份就得赔。”
父亲把本子合上。
“我跟老何说好了,明天去镇上木器厂搬料,按天结。”
我一愣:“你不去南边了?”
“你娘说得对,腿还疼。木器厂轻些,少挣点也能顾家。”
他瞥我一眼。
“别以为你真把八千挣到了。”
我眼眶一热,赶紧低头拴鞋带。
上辈子我求他别去,是在电话里。
他答应得好好的,转头还是上了架子。
这回他就在我面前,能把那只疼腿伸直,能自己挑一份离家近的活。
这比我赚到第一笔钱还让我踏实。
但我也清楚,木器厂的活不轻松。
“你去前先让大夫看看腿。工钱少一天没关系,别硬撑。”
“管起老子来了。”
父亲嘴上嫌我,第二天还是去了卫生院。
大夫说先休息几天,少搬重物,他便跟木器厂商量改做看料和整理。
那天晚上,我给父亲念报。
念到县城要修新车站,他问:“老车站门口那个卖烧饼的,还能摆吗?”
“报上没说,我明天去问。”
“我就随口一问。”
“我记下了。”
他看着我拿笔,突然笑了。
“你小时候背不出课文,也是这么装模作样地记。”
我抬头:“这回不装。”
他别过脸,嘴角还翘着。
5
第一批正式订户的报纸寄出去后,事情并没有像我想的那么顺。
两周后,王婶儿子从货运站打来电话,说有个工友没收到。
我翻出存根,地址写的是货运站南门。
对方说,南门前几天封了,收件的换到了东边库房。
“你不是说能帮着改地址?”
他语气不客气。
“我把钱给你了,不是让你说几句好听话。”
我心里一紧。
“对不住,是我没提前跟站里确认。我现在查,查不到就补寄。”
挂了电话,我骑车去邮局问。
工作人员看了我留下的寄件记录,说普通邮件的去向不一定能查到那么细,让我先联系收件地方找找。
我跑回饭馆,又打电话到货运站。
接电话的人很不耐烦:“每天那么多东西,谁给你翻?”
我陪着笑问了三回,对方才说东库房有一堆没人认领的信件。
第二天,那份报纸找到了,袋子被压得皱巴巴。
工友收到后还是不高兴。
“拖这么久,报上说的戏都唱完了。”
我没争辩,把他的地址更正,又给他退了这一包对应的服务费。
他收下钱,没说原谅,也没退订。
我在本子上多加了两栏:地址最后确认日期,送达反馈。
贺青听说后,把我叫到编辑部。
“你现在有多少人?”
“正式付钱的二十八份。”
“每个人都盯着,你忙得过来吗?”
“现在还行。”
她推过来一张写满格子的纸。
“现在行,不代表以后行。你把每次寄送日期写成表,同一个地方的一起核对。地址不清楚的先问,不要凭猜。”
我看着那张表,觉得自己像个被老师抓住没交作业的学生。
“你怎么比我还上心?”
“我想采访几个读者。先说好,采访之前你得问他们愿不愿意,不能把地址给我。”
她顿了顿。
“还有,我希望你答应他们的东西真能做到。不然他们以后看见县报,也会觉得是报社骗人。”
我听明白了。
她帮我,是因为这事跟她想做的报道有关,也因为她不想让县报的名声被我拖下水。
“可以。愿意接受采访的,我让他们自己联系你。”
她点头:“成交。”
那天我在编辑部门口等她下班,一起去发行点买报纸。
路过小吃摊,她花两毛钱买了两块锅巴,把大的一块递给我。
“奖励你认错认得快。”
我咬了一口,脆得掉渣。
“我以为你要夸我有生意头脑。”
“等你把第二十八份也按时寄到,再夸。”
她走得快,我推着自行车跟在旁边。
夕阳照着她的侧脸,眼镜腿在耳边留下一道细细的影。
上辈子,她在医院陪我熬过一夜。
那时我只顾着哭,连句正式的谢谢都没说。
现在她还不认识那个狼狈的我。
我想补一句谢谢,又觉得没头没尾。
最后我说:“下回锅巴我请。”
她看了我一眼:“先把你欠的钱还了。”
我差点被锅巴噎住。
“你怎么知道我欠钱?”
“你舅逢人就说。他还说你撑不过半个月。”
我把剩下的锅巴嚼得咔嚓响。
“那你等着看。”
6
四月底,我接到第八十七份订阅。
其中一半来自陈小满所在的鞋厂,另一半来自货运站、建筑队和几个服装厂。
有人自己汇钱,有人让家里人交。
每一份我都写收据,记期限,确认收件人的意思。
账面上看着有五千多元,可大部分要留着买报和寄件。
我拿着账本去见舅舅。
他正让工人搬一摞宣传单,见我来了,皮笑肉不笑。
“怎么,仓房想通了?”
“我先还一千。”
我把攒出来的钱放在桌上,又把欠条拿出来。
“您在背面写清楚,已还一千,剩七千。”
舅舅没有接。
“你拿人家订报的钱还我?到时候寄不出来,可别来求我。”
“留足了成本,这是我自己挣的。”
他翻我的账本。
我按住:“订户的地址不方便给您看。您要看还款记录,我另写。”
舅舅脸色不好看。
“我是你亲舅。”
“亲舅也不能随便看别人的地址。”
他盯着我,忽然笑了一声。
“行,有本事了。”
他终于收下钱,在欠条背面写了日期、金额和余款,签上名字。
我等墨迹干了才把欠条收起来。
出门时,舅舅叫住我。
“你那生意,一个人跑来跑去,能做多大?不如跟我合伙。我有印刷厂、有车、有工人。”
“怎么合?”
“订户归厂里统一管,钱也由厂里收。我给你开工资,一个月三百。”
三百元不算少。
我母亲在镇上做零工,一个月忙下来也不一定有这么多。
可他张口就要订户、地址和收款权,报纸怎么寄、出了问题谁负责,半句都没提。
“谢谢舅,我暂时自己做。”
他笑意收了。
“你以为他们认的是你?他们认的是家乡两个字。换个人一样能寄。”
“那您试试。”
我说完就后悔话冲了。
舅舅不是只会虚张声势的人。
他有厂子,有车,还有一群跑各乡镇送印刷品的人。
他真要做,比我容易铺开。
果然,没过几天,镇上就贴出了新的广告。
“家乡消息直送外地,三个月45元。”
广告下面印着舅舅印刷厂的名字。
王婶拿着广告找我:“人家便宜十五,你这怎么办?”
我看完细则,发现他写的是每月寄一次印刷的家乡消息,另附广告。
没有写县报,也没写寄几期。
“他寄的是自己的消息单,跟我寄的不一样。”
“可人家也有村里的事,还便宜。”
我没法反驳。
同样想知道家里近况,有人愿意花45元,有人愿意花60元,都是自己的选择。
我只能把自己的服务做清楚。
我在原来的价目表下面加了一行:每两周寄四期县报,三个月共六次;报钱、包装、邮寄及服务包含在内。
又写上:收到前可随时核对地址,未到按约定处理。
王婶看了半天:“你就不降价?”
“降到45,留不够补寄和跑腿的钱。真出问题,我拿什么赔?”
她点点头,又摇头。
“话是这个理,别人可不一定听。”
当天晚上,有三个人来退订。
他们的下一期还没寄,我按剩余约定退了钱。
退完之后,饼干盒空了不少。
母亲看着那几张取出来的钞票,心疼得直叹气。
“要不你也便宜点?”
我把账算给她看。
“少收的十五块,从哪儿补?少寄两次,还是出了问题不管?”
母亲不吭声了。
我自己也不好受。
我以为只要比上辈子勤快,就能把这条路走顺。
可舅舅一张广告,就让我的订户开始动摇。
晚饭后,父亲把他这几天挣的工钱放到桌上。
“先还债。”
我推回去:“你的钱留着看腿。”
“我先借给你,等你挣到了再还我。”
他盯着我。
“欠你舅的账,你也得自己想办法还。”
我看着他粗糙的手,低声说:“我的债,不该再拿你的工钱填。”
父亲手一顿,没再推钱。
“等你挣到了,再给我。”
7
五月初,陈小满又打来电话。
这回他的声音没了上次的兴奋。
“我们厂要搬,老板说新厂房还没收拾好,过两周才给地址。”
他那边有三十多份订阅,下一批报纸三天后就要寄。
我问:“你们是一起搬?”
“大部分一起。还有几个要辞工,去别的厂。”
我拿出账本,把可能变化的名字一个个圈出来。
“暂时不寄,等地址确认。你告诉大家,愿意继续收的,把新地址给我;要退的,按没寄的次数退。”
陈小满有些过意不去。
“我把他们带来的,现在又给你添麻烦。”
“你给我带的是生意,不是麻烦。”
话说得硬气,放下电话我就犯愁。
报纸已经订好,不能因为工厂搬迁就让发行点退给我。
多压两周,消息更旧,有些人会不高兴。
我骑车去县城,找贺青商量。
她听完没立刻出主意,只问我:“你有没有办法直接联系每个人?”
“大部分有,有几个人留的是陈小满的电话。”
“那就请他转达,但决定让本人做。还有,地址没确认前,别为了赶进度乱寄。”
我说:“报纸攒太久,人家会觉得不值。”
“那就把情况说明白,让他们选。你替他们决定,才容易出事。”
我照她说的做。
两天里,我跑了六趟饭馆,借电话联系订户,电话费花得心疼。
有的人说等新地址,有的人说先寄到同乡暂住的地方。
还有七个人要退订。
我算完账,按剩余次数退钱,寄出去的部分不再退。
陈小满坚持继续订。
“我爹最近嗓子不好,电话里说两句就咳。我想看他写的字。”
“你爹不怎么识字。”
“我知道。他会在纸上画个圈,告诉我家里平安。”
我愣住了。
上一次代写家信,陈大伯在末尾按了个歪歪扭扭的圆圈,说那是他给儿子的记号。
我当时还以为他只是不好意思按手印。
“好,等你地址定了,我给你留着。”
挂断电话,我去了一趟陈家。
陈大伯正坐在院子里剥豆角,咳得脸色发白。
我劝他去卫生院,他摆摆手:“老毛病,吃两片药就好。”
“您儿子惦记着。您不去,我没法跟他说。”
他瞪我:“你做生意的,还管起我看病?”
“您可以不让我告诉他,但咳成这样,得找大夫看看。”
他嘴上骂我多事,最后还是让我扶着上了车。
大夫检查后说先按医嘱吃药,过几天再来复查。
我没有替他往重处猜,也没背着他给小满报病。
陈大伯拿着药,坐在卫生院门口,半天没动。
“你说,我要不要告诉他?”
“您自己拿主意。小满说想听您多说几句。”
老人攥着药袋,长长叹了口气。
“那就写吧。写我去看过了,让他别急着往家跑。”
那天晚上,我替他把信抄好。
信末,他还是画了一个圈。
我把纸递回去:“您看看,是不是都照您的意思写了?”
他一个字一个字让我念。
念完,他伸手把那个圈描得更圆。
8
五月底,欠条到期。
我把账本摊在桌上,算了三遍。
正式付费的订户已经有一百二十四份,可其中有不少是刚收的三个月钱。
扣掉尚未寄出的报钱、邮费、包装和预留的补寄费用,我能拿出来还债的只有两千多。
加上之前还的一千,离七千还差得远。
我盯着饼干盒里的钱,手心出了汗。
只要暂时挪出一部分,先把舅舅打发走,后面再慢慢补上,眼前这关就能过。
脑子里刚冒出这个念头,我就想起父亲那句话。
人家信你,才把钱给你。
我把盒盖盖上,推到桌子另一头。
母亲端来一碗面,见我不动筷子,坐在旁边。
“差多少?”
我把数字告诉她。
她沉默了很久,从衣服里摸出一个小布包。
里面是她攒的零钱,还有一对金色的旧耳环。
“钱你先拿去,耳环也能换点。”
我认得那对耳环。
她结婚时,外婆给她打的,平时只在过年戴。
“不要。”
“你舅明天上门,总不能让他把仓房拿走。”
“欠债归欠债,他不能拿一张纸说抵就抵。我去跟他谈分期,实在谈不成,也按欠条上的账办。”
母亲眼圈红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我是怕你爸难受。他觉得你舅帮过咱们,不还钱就抬不起头。”
我把布包系好,塞回她手里。
“妈,我去谈。你们不用替我低头。”
第二天,我主动去了印刷厂。
舅舅坐在办公室里,桌上摆着茶杯和一摞印好的宣传单。
见我来,他指了指椅子。
“钱带来了?”
我把两千放下,连同还款记录一起推过去。
“先还这些。剩下五千,我列了还款计划,每月还一千,最迟十月底还清,利息按原来约定算。”
舅舅瞄了一眼。
“到期了,你跟我说分期?”
“我没按期还清,是我的错。我不躲,也不赖。”
“你拿什么保证?”
“我把这段时间的收支和已经履行的订单整理出来,给您看总数。每月具体哪天还,写进新的约定。”
舅舅往椅背上一靠。
“订户给我,我把账一笔勾销。”
我心里一沉。
“您自己的广告已经贴出去了,为什么还要我的订户?”
“因为我做了一个月,才发现找人不容易。你有现成的,我有现成的厂子,合起来不好?”
他说得坦白,倒让我更清楚了。
“他们订的是我的服务,我没权利把姓名地址卖给您。”
“你问问他们,愿意不愿意换到我这儿。愿意的,你把钱转过来。”
“愿意换的人可以自己找您。我会按约定退剩下的费用,但不会替您挨个推销。”
舅舅的杯子重重落在桌上。
“你拿着我的钱做生意,现在跟我讲道理?”
我站起来。
“钱我认,逾期我也认。您要按欠条追,我接着,但订户不是我的东西。”
我们僵持了很久。
最后他把两千收下,写了还款记录,却没有签分期约定。
“剩下的五千,七月底之前还。晚一天,我就按欠条找你。”
我还想争取,他已经叫工人进来搬东西。
我只能收好欠条离开。
厂门口,父亲站在树荫下。
他显然听见了一部分,脸色难看。
“我跟你舅再说说。”
“别去。”
“那是我欠他的人情。”
“字是我签的,钱是我花的。你进去求他,他还会让你拿仓房抵。”
父亲看着我,嘴唇动了两下。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犟?”
“跟你学的。”
他想骂我,最后只抬手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一下。
“七月底还不上,我陪你一起想。”
我低头应了一声。
上辈子我只会等他替我想。
这回,他愿意陪着,我却不想再把他推到前面。
9
六月的第一场大雨,把我锁在了县城。
我刚从发行点搬出一捆报纸,雨就砸下来,街边的水很快漫过鞋面。
我把报纸往屋檐里拖,还是湿了最上面两份。
贺青从对面跑过来,手里举着公文包。
“你还在这儿?你们镇那边的桥封了!”
我心里一跳。
“哪座桥?”
“河东的老桥。水涨得快,刚才有人来报信。”
河东老桥是回家的近路。
上辈子父亲出事在南边工地,不是这座桥。
可看见上涨的河水,我还是想起了医院里的白床单。
我扔下报纸就要往雨里冲。
贺青一把拽住我:“你去哪儿?”
“回家。我爸今天去木器厂,可能还没回来。”
“桥都封了,你骑过去有什么用?”
“那我绕路。”
“绕路也得先问清楚。前面的电话亭还能用,先打回镇上。”
我被她拖进电话亭,手抖得连号码都拨错。
王婶接起来,说父亲已经回家,正在帮着往高处搬木器厂的木料。
我长出一口气,腿却有点软。
贺青把话筒从我手里接过去,问了镇上的积水情况,又问有没有人受困。
她是来跟水情的,得到消息就要赶去采访。
“我先去镇政府看看。你别走老桥,等水退或者坐绕行的车。”
我抓住她的袖口。
“你呢?”
“我跟县里去现场的车走。”
她看了看我湿透的衣服。
“余川,你爸已经回家了。你也得让他知道,你是安全的。”
我重新拨通电话,托王婶捎话。
晚上我搭上绕行的车,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父亲站在院门口,裤腿卷到膝盖,手里提着一盏手电。
看见我,他劈头就骂:“你不会早点捎信?”
“捎了,王婶没告诉你?”
“告诉了。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完,把手电塞给我,转身就走。
我照着他湿漉漉的后背,鼻子突然发酸。
他不是在等一个能挣钱的儿子。
他等的是我。
母亲烧了热水,让我换衣服。
我把湿掉的两份报纸摊开,放在灶边晾。
父亲坐在一旁看我忙,忽然问:“这么怕我出事?”
我手停住。
有些话我憋了太久,憋得像胸口压了一块石头。
“以前我总觉得,你什么都能扛。”
“现在呢?”
“现在知道,你也会疼,也会老。”
父亲没笑我。
灶里的火映着他的脸,他把烧火棍往里推了推。
“人都会老。你不用天天盯着我。”
“我知道。”
“知道还这么怕?”
我说不出来。
我怕的是我见过那个结果,怕我一松手,它又会发生。
父亲沉默一会儿,把晾报纸的竹竿往火边挪了挪。
“怕就把手里的事做好。家里有你娘,也有我,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撑着。”
第二天雨小了,我去看陈大伯。
他按时复查,咳嗽已经轻了不少。
他把一张纸交给我:“告诉小满,我院里的豆角没淹,叫他别惦记。”
我接过纸,背面又有一个圆圈。
10
雨停之后,县报出了一期河道和乡镇道路的消息。
贺青跑了两天,鞋底开胶,稿子里却没写自己有多辛苦。
她把道路绕行、受影响的班车和几个临时安置点写得清清楚楚。
我拿到报纸,第一件事是翻出陈小满他们的新地址。
三十多个人有二十多人确认继续收,剩下的按约定退款或等待。
我把这期报纸放在每一袋最上面,又附上一张简短的说明。
“镇上道路逐步恢复。家人的具体情况,请直接联系家里。”
我本来想多写几句,提一提哪些地方没事。
贺青看过后,把我的笔按住。
“你只去了几个地方,别替整个县打包票。”
我有些不服:“我也是想让他们安心。”
“安心要有依据。要是有人家里刚好受了影响,你写一句都没事,人家信谁?”
她说得我脸上发热。
我把那句含糊的话划掉,重新誊了一遍。
寄出第三天,有位订户从外地打来电话,问报纸上说的绕行路什么时候能通。
我说自己不知道具体时间,可以帮他问公开的信息,但不会替有关部门作承诺。
他失望地说:“我娘一个人在家,我回不去。”
我问他有没有亲戚在附近。
他说有个表哥,但两家因为地界闹过矛盾,几年没说话。
“那我不替你作主。你要不要自己打电话问?”
他沉默一会儿,报了表哥家饭馆的电话,让我转一句话。
我打过去,只说他托我问老人好不好,不提两家旧事。
表哥听完骂了一句:“他还知道问!”
骂完又说,老人住在他家,吃住都好。
我把原话转回去,那头的人半天没说话。
“你再帮我问一句,我娘愿不愿意接电话。她愿意,我晚上打过去。”
这回,我听见他把电话递给旁边的人,让对方记号码。
一份报纸没有解决他家的旧怨。
但那天晚上,他终于听见了母亲的声音。
他后来给我汇续订款时,夹了一张纸条。
“谢谢你没替我说我娘一定没事。那天我差点因为一句含糊话,继续不打电话。”
我把纸条收进抽屉。
贺青来拿读者回信时,看见那张纸。
“可以采访他吗?”
“我先问他。”
她笑了:“现在不用我提醒了?”
“我又不是永远不长记性。”
她把一份县报递给我,指着边上的一栏。
那是她写的短稿,讲几个在外务工的人收到家乡报后的反应。
陈小满同意写名字,另外两人只用了姓氏。
稿子里提到了我的寄报服务,也写了费用和频次,没有把我夸成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我却反复看了好几遍。
“这么高兴?”
“我爸要是看见我的名字,肯定拿红笔圈起来。”
“你怎么知道?”
我愣了愣。
上辈子他把别人的名字圈在报纸上,让我念给他听。
他从来没机会圈我的名字。
“猜的。”
贺青把报纸塞进我手里。
“那你回去看看,猜得准不准。”
我回家时,父亲正在修院门。
听我念到自己的名字,他把锤子放下。
“拿来。”
他找出一支红笔,歪歪斜斜地在我名字下面画了一道线。
“圈起来挡字。”
我故意说:“你不是不爱看报?”
“谁说的?”
他把报纸折好,放到屋里最干燥的柜顶。
那天我在门外站了很久,听见他跟母亲说:“报上写的是咱儿子。”
母亲说:“我听见了,你都说三遍了。”
11
县报那篇稿子见报后,来问的人一下多了。
有从外地打电话来的,也有家里人带着地址来的。
我忙得脚不沾地,三天接了四十多份新订阅。
可是人数一多,原来的小桌子就摆不开了。
我把报纸堆在地上,按省份分成几摞,地址本压在中间。
母亲来帮我折信封,看见我把两个人的名字写在同一张纸上。
“这两个都姓刘,寄一个地方?”
“一个厂不同宿舍。右边这个刚换了房间。”
她指着另一摞。
“那你刚才放错了。”
我赶紧翻开,果然把新地址夹进了旧地址那一袋。
要不是她看见,这一包又得寄错。
我心里发凉。
母亲说:“你不是说有一张表?名字、地址、寄了几次,一张一张对。”
“太慢了。”
“慢总比寄错强。”
我想起自己嫌她缝衣服慢。
可她给父亲补的裤子,针脚密得洗多少回都不散。
从那天起,我们把每份订阅做成单独的记录卡。
每次装袋,一个人念名字和地址,另一个人核对报纸与期数。
封口之前,再对一遍。
我在卡片上写下寄出日期,母亲负责把收据和卡片对应收好。
有人提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他换了厂,我便把新地址单独放好,不向任何人透露。
母亲问起,我只说:“人家不愿意说,咱们就别说。”
她有些不习惯,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忙到晚上,父亲从木器厂回来,蹲在门口看我们装袋。
“这么多人要看?”
“这批寄一百六十多份。还有些人在问,没付钱的不算。”
父亲拿起一个信封,笨拙地把封口压平。
“我也能做。”
我连忙拦:“你手上都是木屑,先洗。”
他瞪我。
“你娘说得对,你有了生意就敢嫌弃人。”
他洗完手回来,果然比我封得整齐。
一家三口围着桌子,忙到夜里。
母亲念名字,父亲递报纸,我核地址、贴收件信息。
门外蛙声一片,屋里的灯招来许多小飞虫。
我抬手赶了一下,父亲说:“别拍到报纸上。”
我笑:“人家订报,附赠一只家乡蚊子,也算特色。”
母亲笑得直不起腰。
父亲却认真看了看袋子:“真装进去,人家不得骂你?”
他这副模样,把我也逗笑了。
笑完,我看着他们低头忙碌的样子,心里暖得发涨。
我从前只把家当成退路。
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吃饭、睡觉,钱没了就找父亲。
现在这张小桌子上,每一份报纸都是我们一起做出来的。
第二天,父亲送我出门。
“要不要我陪你去?”
“你不是要去木器厂?”
“我请半天假。”
“工钱不要了?”
他把一捆报纸抬上自行车后座。
“你娘说,我帮你干活,回头也该给我算工钱。”
我故意皱眉:“家里人还要算这么清楚?”
“你亲舅都跟你算得清,我为什么不能算?”
我笑着应了。
“算。等这一批寄完,给您买双新鞋。”
他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旧解放鞋,嘴里说不用,走路却比平时快。
12
六月中旬,舅舅的消息单出了事。
他雇的人为了赶稿,把一张旧照片当成了今年新修的桥。
消息单寄出去后,有个在外地的订户以为桥已通车,托家里老人走那条路去赶集。
幸好老人到桥头就被拦下,没出意外。
那家人跑到印刷厂讨说法。
舅舅让人退了钱,又加印一张更正说明。
这事本来跟我无关,可镇上有人把他的消息单当成了我的报纸。
“都是老赵家外甥弄的,谁知道哪张真哪张假?”
王婶来告诉我时,我正给报纸打捆。
她把一张消息单摊开。
“你看看,印得挺像那么回事,下面还写着家乡快讯。”
我看了一遍。
上面没有县报的报头,也没有我的名字,只是大家都说家乡消息,听着容易混。
我心里不痛快,还是去找舅舅。
他办公室里坐着两个来退钱的人,正低声赔不是。
我在门外等他们走了才进去。
“舅,镇上有人把您的消息单当成我的县报。您跟来问的人解释一下。”
他脸色铁青。
“你是来看笑话的?”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有人说我寄假消息,已经有两个订户打电话问了。”
他把茶杯往桌上一放。
“我印的是我的,你寄的是你的,我还能堵住别人的嘴?”
“堵不住,但您可以在更正说明上把发行方写清楚。我也会告诉订户区别。”
他冷笑:“你倒会借这事显得自己干净。”
“这事本来就不是我做的。”
我忍着火,把两张纸摆在一起。
“您看,您的信封上写的是印刷厂名字,我寄的是原版县报。说清楚,对您也好。”
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自己的消息单。
“下期会写明白。你也别四处说我造假,我已经更正了。”
“我只说事实。”
走出印刷厂,我立刻给几个集中收件的地方打电话。
我说明自己寄的是哪些报纸、什么时候寄、信封上有什么标记。
有人听完说知道了,也有人要求看看我买报纸的票据。
我没有嫌麻烦,把能公开的购报凭据和样品带去饭馆,让大家自己看。
当天,一位姓孙的订户家属还是决定退订。
“不是不信你,是我儿子说最近不想收了。”
我按剩余次数退钱。
她临走前,问我:“你舅那边的事,你真不知道?”
“不知道。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他毕竟是你舅。”
“正因为是我舅,我才去找他把话说清楚。亲戚也不能替我担保我没干过的事。”
她看了我一眼,把钱放进手帕。
“这话倒实在。”
当晚,父亲听说我去找舅舅,有些生气。
“他正在难处,你非要过去顶他?”
“我去的时候,已经有人拿这事问我。我要是不说清,订户凭什么继续信我?”
“你可以先跟我商量。”
“商量完呢?你替我去说?”
父亲一噎。
我语气也冲了。
“爸,我知道他借过钱。借钱我会还,可他出错,不能让我替他扛。”
父亲把碗放下。
“我不是让你替他扛。我是怕你把话说绝,以后两家人见面难看。”
母亲夹在中间,轻声说:“阿川说得没错,他舅是该解释清楚。”
父亲不说话了。
夜里我去院里倒水,听见父亲在屋里咳嗽。
我站了一会儿,还是敲门进去。
“爸,下午我说话太冲。”
父亲坐在床边,正给腿抹药。
“你没说错。我只是想着,德顺当初肯借钱,也不容易。”
“我记着。钱会还,情也记,但不是一回事。”
他抬头看我。
“你以前哪分得这么清?”
我蹲下来,接过他手里的药。
“以前分不清,吃过亏了。”
父亲没再问,把腿伸给我。
我轻轻给他揉着,摸到那块因劳累而肿起的地方,手不自觉放慢。
“疼就说。”
“你轻点,还用我说?”
我笑了,眼眶却有些热。
13
六月下旬,陈小满的新厂房终于定下来。
他先把地址给了我,又让愿意继续订的工友自己打电话确认。
那天,厂里一位叫许兰的女工也打了过来。
她说话很快,开口就问:“我们宿舍八个人,能不能合订一份?”
“可以。谁收、寄到哪里、费用由谁付,你们商量好就行。”
她反倒愣了。
“你不劝我们每个人订一份?”
“我劝了,你们也不一定愿意。合着看,别把报纸撕坏就行。”
她笑出声。
“我们都一个县的。上次小满带来的报纸,被我们传了一圈,传到最后连订书针都没了。”
我问她最想看什么。
“我想看县里中学的消息。我弟弟今年参加考试,家里电话说不清楚,我又不敢老打。”
她顿了顿。
“其实我也想回去考试。可我走了,家里的钱就少一份。”
我没有劝她一定回去。
她比我清楚自己的处境。
“我帮你留意报纸上公开的招生和考试消息,有就夹出来。具体情况还是要问学校。”
“行,我自己问。”
她跟七个工友商量后订了一份。
两天后,她又领着另外两个宿舍各订了一份。
我问她:“你是不是拿我的话到处说了?”
“说了。我还告诉她们,你不逼人多花钱。”
我笑得合不拢嘴。
父亲听见,问是谁。
“一个在外面打工的姑娘,帮我介绍生意。”
他慢吞吞地说:“人家肯给你介绍,是你没糊弄人。”
我把新添的三张收据放进盒里。
“爸,我发现你夸人比借钱还难。”
“你听不出来?”
“听出来了,所以更得多听两句。”
父亲抬手要打,我抱着账本跑出门。
到月底,除去退订和已到期未续的,我手里有二百一十六份仍在履行的订阅。
不是每个人都按同一天订,寄送日期也不一样。
有些人收了第一包,有些人已经收到第四包。
我把每个期限列出来,另用红笔标记即将结束的订单。
贺青来看我时,我正在核对。
她在桌边看了一会儿,说:“你现在最缺什么?”
“缺时间,也缺能信得过的人。”
“那就找人,给人家付工钱。”
我瞥了她一眼:“你要来?”
“我有工作。”
她指指院里晾衣服的母亲。
“阿姨每天帮你这么久,你算过她的工钱吗?”
我一时说不出话。
我给父亲买了鞋,给母亲买过一块布,却从没正经问过她的时间值多少钱。
“家里的钱不都是一起花?”我下意识辩解。
贺青看着我。
“那你问过她,愿不愿意一直这样忙吗?”
母亲听见了,走过来。
“我愿意帮他。我就是有时候想去集上卖点自己做的鞋垫,忙起来顾不上。”
我心里一震。
她做的鞋垫绣着小花,以前总拿去集市卖。
最近桌子被我的报纸占了,她连针线篓都挪到床底。
“妈,以后赶集你去。忙不过来我找人。”
她摆手:“找人要花钱。”
“你帮我也该算钱。”
“自家人算什么?”
“算我请你做事。你愿意帮就帮,想歇就歇,钱另外给。”
母亲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贺青。
“你们两个这是商量好了?”
贺青脸一红:“我没替他做主。”
我赶紧说:“是我自己想明白的。”
母亲笑着摇头,却没再拒绝。
那晚我拿出账本,按工时给母亲记了工钱,也给父亲记了一笔搬运和封装的钱。
能拿去还债的钱又少了。
我心疼,但看着账上明明白白的数字,反倒踏实。
14
七月初,一个自称老乡会负责人的男人找到我。
他叫杜长福,在南边几个工地之间跑劳务,认识不少山河县的人。
他看过贺青的报道,又听陈小满提过我,说想替工人们集中订报。
“先订八十份,都是咱县的。你给个批发价,我帮你收钱。”
八十份。
我心脏猛地一跳。
即使扣掉到期和退订的人,只要大部分能成,离300就不远了。
我强忍着兴奋:“他们各自知道价格和寄送安排吗?”
“我说了,他们都想要。你把地址表拿来,我回去一填。”
他说话爽快,又把烟盒拍在桌上。
“我给你介绍这么多生意,你一份少收十块,不过分吧?”
少收十块,三个月每份只剩十四元左右的预计毛利,还得承担补寄和人工。
要是集中寄到同一个地方,邮费可能省些;可他说的工地分散,不能按一个地址算。
我把成本列给他看。
“每份便宜十块,我承担不起。要是一个工地集中收、统一转交,我问清邮费后,可以按实际节省的部分给优惠。”
杜长福皱眉。
“你这人做生意太死。人都给你找来了,还跟我计较几块钱?”
“不是几块,是八十份加起来几百块。我要先保证寄得出来。”
他把烟盒收起来。
“那算了。你舅说他那边便宜,还愿意给我介绍费。”
我心里一紧。
“您可以选他。只要跟大家说清楚寄的是什么,钱收了怎么退。”
他盯着我:“你一点不怕我走?”
“怕。但我不能为了留下您,答应一个做不到的价。”
他走后,我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起来。
父亲搬完木料回来,听我说了经过,问:“八十份都没了?”
“还不一定。可能一份都没有。”
“你想留下?”
“当然想。七月底还有五千要还。”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
“答应了,后面出了差错,我得拿别人的钱补。”
父亲在我旁边坐下。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算的。”
“以前我只算能赚多少。”
“现在呢?”
“先算最坏能不能扛。”
他从口袋里掏出半个馒头,掰了一半给我。
“那就接着算。肚子饿了,脑子不灵。”
我接过来,馒头被他的衣服捂得温热。
两天后,杜长福又来了。
他没有带八十个人的地址,只带来四个工地的联系人。
“他们说先问清楚,不让我一个人替他们定。”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那就当面说。您要愿意,我去县城电话亭打给他们。”
他还是想要介绍费。
“我跑一趟,不能白跑。”
“可以谈。但要写明白由谁出、收多少,不能从订户的钱里偷偷扣。”
我们算了集中寄送的费用,又约定他只负责介绍,不代管订户资料和退款。
他最终接受每份由我从服务收入里支付三元的介绍费,成单后结算。
不是八十份全成。
四个工地里,有两个决定先各订十份;一个觉得报纸没用,拒绝了;另一个要先看样品。
我把二十份订户的姓名、收款和收件方式逐一确认,才写进账本。
杜长福看我认真核对,忍不住说:“你这钱挣得可真慢。”
“慢一点,我晚上能睡着。”
他哼了一声。
“我晚上睡得也挺好。”
15
七月中旬,县报发行点通知我,下一批报纸可能比约定晚到两天。
负责送报的车出了故障,备用车辆还在调。
我问能不能自己去县城取。
发行员说,报纸还在上一级配送途中,到县城的时间也不确定。
二百多份订户,按约定两周寄一次。
晚两天不是天塌下来,可有的人正等着家乡的考试消息和道路消息。
我把可能受影响的名单找出来,先给集中收件的联系人打电话。
能提前通知的先通知,不能联系到的,在寄件时附上说明。
贺青知道后,说可以帮我打听报纸到发行点的时间。
“但我不能替发行点保证,消息有变化我再告诉你。”
“够了。你忙你的,别为了我耽误采访。”
她看了我一眼:“你什么时候这么客气?”
“我一直客气。”
“上次是谁把湿鞋放我桌子底下,还说借点报纸垫垫?”
“那次是特殊情况。”
她没忍住笑了。
第二天傍晚,她打电话到王婶饭馆,说报纸到了。
我立刻骑车赶去,父亲坚持跟着。
县城到镇上的路有段正在修,晚上不好走。
我们把报纸用油布包严,分别绑在两辆自行车后座上。
回程时,父亲的车链子突然掉了。
他蹲在路边修,我举着手电照。
“爸,你歇着,我来。”
“你照好就行。”
他手指灵活地拨弄链条,没多久就装回去。
黑暗里,只有手电照出的那一小片地。
我忽然想起上辈子,他也教过我修车。
那时我嫌手脏,转身跑去网吧。
他一个人蹲在太阳底下,背上的汗把衣服浸出一块深色。
“爸。”
“嗯?”
“以前我特别混账。”
“现在才知道?”
我笑了一下,又说:“不是随口说的。我欠你和我妈的,慢慢还。”
父亲抹掉手上的油。
“我养你,不是为了等你还。”
“可我花了你们的钱,骗你们放心,还让你去替我受累。”
他抬头看我。
手电的光晃了一下,我赶紧照回地上。
“你那时候是混账。”他说。
我心口一紧。
“我生气,也失望。你说改,我不可能听一句就当以前没发生。”
他把链条转了两圈,确认没问题,才继续说。
“这几个月我看着你起早贪黑,看着你把人家的钱分开放。我知道你在改。”
“我不敢说以后一次错都不犯。”
“谁让你不犯错?错了别躲,让我找不着人就行。”
我喉咙发堵,半天才答应。
“好。”
回到家,我们连夜装好那批报纸。
晚寄两天,我在每一份说明上写明原因,并给愿意退掉这一批的人留下处理方式。
有人打电话抱怨,也有人说等两天没关系。
我把所有反馈记在卡片上。
那天夜里,贺青又打来电话。
“报纸拿到了?”
“拿到了。我跟我爸刚装完。”
她那边静了一下。
“我收到调动通知了。下个月去市里的报社,先借调半年。”
我握着话筒,心里突然空了一块。
“这么快?”
“机会不多,我想去看看。县里的事会有别人接。”
我想说你走了谁提醒我,又觉得这话只顾着自己。
她一直想把那些在县外生活的人写出来。
更大的地方,也许能让她做更多报道。
“恭喜你。”
她笑了笑:“听着不像恭喜。”
“我舍不得那个请我吃锅巴的人。”
“才一块锅巴,你记到现在?”
“欠你的还没还。”
“那你抓紧。我走之前要吃两块大的。”
挂断电话,我站在饭馆门口,夜风吹着满身汗。
我终于承认,自己想留下的,已经不止这门生意和父亲的平安。
16
七月二十五日,我的账本上有二百九十七份有效订阅。
每一份都收了三个月的费用,每一份都还在约定期限内。
有些人已经收到好几次,有些人刚付钱,等着第一包。
舅舅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个数,托人带话,让我去印刷厂。
我带上欠条和还款记录去了。
他没有提订户,先问:“五千凑齐没有?”
“还差一千多。七月底前我会把能结算的收入算清,先还一部分,剩下的跟您写明日期。”
“你接近三百份,一份六十,快两万块了,还说没钱?”
“那些钱不是全能拿来还债。报纸、邮费、工钱都要留。”
他把一张纸推过来。
“我有个办法。你那间仓房租给我,一年一千五,租金直接抵债。先签三年。”
我看着纸上的条款。
租金不算离谱,可合同写着由他按需要改造,费用从租金中扣,而且三年内我不能提前收回。
“改造要花多少?”
“到时候算。”
“那租金也得先看您怎么花?”
舅舅不耐烦了。
“你一个欠钱的,条件还挺多。”
“我欠您五千,按欠条还。仓房租不租,是另一件事。”
“你爸当初也说过借钱是两件事,最后不还得靠我?”
我把欠条推到他面前。
“我没赖。之前还了三千,您都签了字。剩下的我继续还。”
舅舅看了一眼,忽然笑了。
“你现在名声好,不怕别人知道你欠债不还?”
“我怕。但我更怕答应了不合理的条件,往后又算不清。”
他脸色沉下去。
“行,月底你拿不出来,我就去你家要。”
我说:“您来。我把账摊在桌上,当着大家的面说。”
出来时,我后背已经湿透。
我不是不怕。
欠条是我签的,到期未还也是事实。
别人指着我骂,我没有理由躲。
可把家里的仓房交出去,换一个模糊不清的抵债承诺,我做不到。
回到家,父亲正坐在院里磨刀。
我把舅舅的话告诉他。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仓房当初是你爷爷留下的,我想租也得跟你娘商量。你拒了,没错。”
“他月底要来。”
“来就来。咱们欠多少认多少。”
他把刀放下。
“我木器厂那边还有两个月工钱没结,明天去问问能不能先结一部分。”
我摇头:“你的工钱是你的。我不能总拿你的钱补窟窿。”
“我借给你,写借条。等你有钱还我。”
我张了张嘴。
父亲瞪我:“你跟你舅能写,跟我不能写?”
第二天,他拿回八百元。
我写下借条,约定年底前还清。
父亲看了一眼,把纸折好,放进上衣口袋。
“这回总能收了吧?”
我接过钱,手心发烫。
这不是他替我扛债,是我向他借的,每一笔都要还。
17
第300份订阅是在两天后到的。
那天下午,我在镇上饭馆核对新汇来的钱。
第一份是许兰替妹妹问过后订的,收件人是她妹妹本人。
第二份来自杜长福介绍的工地,收件人前几天看过样品,自己打电话确认。
第三份汇款单上的名字,我看了两遍。
余守山。
我拿着单子回家,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
“爸,你订什么报?”
“给我自己订。”
“你就在家,报纸天天能看。”
“我下个月要去邻县木器厂帮忙,住半个月。那边的人问过,想不想看看咱县的报。”
他把斧头放下。
“我先订一份,给他们看看。”
我愣住了。
父亲去邻县的事跟我提过,是木器厂接了短期整理木料的活,包住,做完就回来。
我原本又想劝他别去。
可这一次,他去之前看了腿,也问清楚工种和住处。
他有权自己决定去哪里挣钱。
“您要看,我直接给您带。”
“我订的是三个月。回来以后,也能拿给别人看。”
他指了指汇款单。
“我跟你娘商量过,用的是我自己的工钱。你要不收,给别人说起来就少一份。”
“您知道这是第几份吗?”
“不知道。”
“第三百。”
父亲愣了愣,随即挺直腰。
“这么巧?”
“您是不是故意的?”
“你娘说你还差三份,我怎么知道前头来了几份?”
母亲在屋里笑出声。
我拿着汇款单,心里一阵发热。
第300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单,是父亲用自己的钱,认认真真给我添上的一份。
他没有替别人虚报,也没有让我白送。
我给他写好收据和期限,让他核对地址。
“爸,这一份跟别人一样。有问题照样找我。”
“行。寄错了我就上门骂你。”
傍晚,王婶把消息传开。
镇上几个常在饭馆吃饭的人围过来,有人说我运气好,也有人问到底有没有那么多。
正巧舅舅来镇上收印刷款,听见动静,站在门口。
“300份?你把没付钱的也算进去了吧?”
我把那张新汇款单拍在桌上。
“三个月,300份,每份60元,钱都到账了。每一份我都留了记录。”
众人一下安静了。
我没有拿订户的地址给他们看,只把遮住个人信息的收款和期限汇总表摊开。
“这是还在履行的300份。以前退掉和到期没续的,都没算。”
王婶凑过去数了几个数字,拍着腿叫:“还真是!”
舅舅的脸色变了。
他刚才进门时,还对我爸说,我守着一堆过期报纸,一个月就得关门。
父亲站在人群里,手里攥着那张写了我名字的县报。
他不识几个字,却认得我名字上那道红线。
“阿川的账,我看过。”他说。
“人家的钱他都记着,寄不出的退,寄错的补。”
舅舅看了看父亲,又看我。
“你有一万八,欠我的五千总能还了?”
满屋的人又看向我。
我没有躲。
“300份收款合计一万八,是各自期限内的总收入,不是今天多出来的利润。已经付掉的报钱邮费、还要履行的费用、人工和退款准备,都在账上。”
我把自己能拿出来的钱和父亲借我的八百放在桌上。
“三千八百。剩下一千二,我八月底前还,利息照约定算。”
舅舅没动。
“你当着这么多人面,逼我答应?”
“您可以不答应。但这三千八百我今天先还,剩下的我写明白,不藏。”
王婶在一旁说:“德顺,钱先收了。阿川又没说不给。”
舅舅瞪她:“我家的事,你少插嘴。”
王婶把围裙一甩:“你在我店里说的,我还不能听?”
父亲拉了拉她,自己走上前。
“德顺,阿川欠你的,我不替他抹账。你要是不信,让他把每次还款写下来,我也认作见证。”
舅舅沉着脸,把钱数了一遍。
他写了收款,又盯着我写下剩余金额和还款日期。
“八月底。”
“八月底。”
我们各留一份。
他收好钱,临走时丢下一句:“300份能接,能不能寄完还两说。”
我看着他的背影。
这话难听,却也是实话。
300份不是终点,是300个人把后面的日子托给了我。
18
当天晚上,我把300张记录卡重新核对了一遍。
母亲坐在对面念名字,念到一半,忽然停下。
“这个赵春生,不是上个月换了地址?”
我翻出他的卡片,背面确实夹着一张新地址。
可下一批信封上,写的还是旧宿舍。
我心头一凉。
这批信封已经封好,明天一早就要寄。
“拆开。”
母亲拿小刀沿边划开,又小心把报纸抽出来。
我们把同一批的地址全部重新对了一遍,又找出两处容易混淆的门牌。
忙到半夜,父亲从院里进来。
“还没弄完?”
我把错处告诉他。
他没骂我,只搬来凳子坐下。
“我念,你们对。”
我看着他。
“你不是说字认不全?”
“名字和数字,我认得比以前多了。”
这几个月,他没事就拿我的记录卡练认字。
母亲告诉我,他怕自己帮倒忙,遇到不认识的就拿报纸问她。
父亲清了清嗓子,慢慢念出第一个名字。
念错的地方,他自己停下来,让我纠正。
我们三个人又忙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所有信封对完。
第二天,我去找隔壁村的周婶。
她以前在供销社做过登记,识字,手脚也细。
我提出请她每周来两天,按天付钱,忙的时候另算。
她问:“地址和信都给我看?人家愿意吗?”
“只让您接触寄送需要的信息。家里的信封好后再交您核地址,您也不能把地址和信里的事往外说。”
周婶想了想,答应了。
我们写下工作内容和工钱,母亲在旁边做见证。
我又把记录卡分开放,个人信件由寄信人决定是否让我代写,写完经对方确认再封口。
那些天,我第一次知道,做大一件事不是把所有活抢到自己手里。
我还得让帮忙的人知道该怎么做、出了问题找谁。
贺青临走前来家里,看见院子里多出一张长桌。
周婶正和母亲核对信封,父亲把捆好的报纸搬到墙边。
她站在门口笑:“你这儿像个小小的发报站。”
“还是借你的话,先把每一份寄好。”
我从屋里拿出两块锅巴。
一块大,一块更大。
贺青接过去,看了看。
“你这个账记得也太久。”
“欠的总得还。”
我们坐在院外的槐树下吃锅巴。
树叶被太阳晒得发亮,远处有人赶着牛经过。
我想了很久,还是开口。
“你去市里之后,我能给你写信吗?”
“我又不是不能收信。”
“我说的不只是寄报纸。”
她侧头看我。
我攥着手里的纸袋,紧张得像第一次拿到订户的钱。
“贺青,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帮我做事,也不是想让你留下。我想跟你多认识一点,等你愿意的时候,认真处对象。”
她没有立刻回答。
我听见自己补了一句:“你去市里是好事。我不会拿这个拦你。”
“你想得倒远。”
“我怕说晚了。”
她垂下眼,手指捏碎了一小块锅巴。
“我也喜欢跟你待在一起。你会嘴硬,会着急,但别人说你错了,你肯回去改。”
我心跳快得厉害。
“那……”
“那就先写信。半年以后我回不回来,现在也不知道。你别因为我停下自己的事,我也不想为了刚开始的感情放弃机会。”
“好。”
她抬头看我:“你答应得这么快?”
“我本来就没打算让你放弃。”
她笑了,把最大的那块锅巴掰开,分给我一半。
“那你也不能只写报纸上的事。”
“写什么?”
“写你今天吃了什么,跟谁吵架,有没有想我。”
我耳根一下热了。
“最后一个不用问,肯定写。”
她轻轻碰了碰我的手,没躲开。
那天傍晚,我送她到车站。
车开走时,她从窗户里探出手,朝我挥了两下。
我没有追着车跑,也没有说等她回来再开始生活。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去做她想做的事。
然后骑上车,回去准备下一批报纸。
19
八月初,第一批由周婶参与核对的报纸寄了出去。
我以为最忙的那阵已经过去,没想到一周后,问题接连来了。
先是杜长福介绍的一个工地打来电话,说一整袋报纸受了潮,边角粘在一起。
紧接着,另一个收件点也说有几包被水浸过。
我翻出当天的记录,发现它们都是同一趟送去邮局的。
那天出门时下过雨,我用油布盖住车上的报纸,到邮局门口却急着搬,没检查最底下的袋子。
周婶替我封装时,报纸还是干的。
我先给收到湿报的人道歉,再问哪些还能读,哪些需要补寄。
对方不太客气。
“你不是说有油布吗?钱怎么收得这么痛快?”
“是我疏忽。还能补到的我补寄,补不到的那次退钱。您愿意继续订,我把后面的寄好;不愿意,剩下的按约定退。”
工地那边的人拿着电话换了几次。
有人说晒一晒还能看,有人要求补寄,也有人说干脆退掉。
我一一记下,没有为了好看把要求退订的人留下。
挂断电话,周婶站在一旁,脸色有点白。
“是不是我封得不好?”
“封的时候是干的,搬去邮局那天是我没检查。”
“要不我把那天的工钱退你?”
“您做了活,工钱不能退。咱们一起看看以后怎么防。”
她想了想,拿来几个结实的旧塑料袋。
“外面套一层,再用油布包。下雨天车上垫两块木板,别让水从底下渗进去。”
父亲找来两块薄木板,钉了个能垫在车架上的底座。
我把受潮的份数、补寄和退款都记下来,从预留的钱里支出。
那一周,我少赚了不少,还多跑了好几趟县城。
有个订户拿到补寄的报纸后,特地打电话来。
“我原来以为你会说是路上淋的,跟你没关系。”
“我不能确定哪一段进的水,但出门前没做好防护,是我的责任。”
“行。我不退了。你下回包严点。”
电话放下,我才发现自己的衬衫背后全是汗。
父亲见我坐着不动,递来一杯凉白开。
“怕了?”
“怕。300份里有一份没做好,都有人在那头等。”
“怕了以后怎么办?”
“该赔的赔,该改的改。”
他点头。
“那就没白怕。”
晚上,我给贺青写信,老老实实写了受潮的事。
我还写了父亲做的木底座,写周婶没收回工钱时偷偷松了一口气。
信末,我加了一句:今天想你,想到锅巴都不脆了。
过了几天,她回信说,锅巴不脆是因为放久了,不是因为想人。
她又在后面写:补寄的费用要单独记,别为了逞能把下一批的钱搭进去。
我看着那行字笑。
隔着一段路,她还是能一句话把我从得意里拽回地面。
20
八月底,我带着一千二百元和按原约定算好的利息去了印刷厂。
这是最后一笔欠款。
舅舅正在院子里指挥工人搬纸,看见我,先把手里的活交给别人。
进了办公室,我把钱和记录放在桌上。
“本金还清,利息也按原来写的算了。您数数。”
他数得很慢。
我也不催。
这几个月,我一直盼着把欠条拿回来。
真到了这一天,反而觉得胸口发紧。
舅舅数完,把钱放进抽屉。
“你比我想的撑得久。”
“我也没想到这么难。”
“早跟我合伙,不就不用这么折腾?”
“早跟您合伙,我就不是自己做决定了。”
他哼了一声,拿出欠条。
我们把每次还款日期和金额重新对了一遍,他在上面写明本金和约定利息已结清,又签了名字。
我留下一张复印件,把原件收好。
走到门口,舅舅叫住我。
“我那消息单停了。”
我回头。
“印了几期,收的广告钱不够雇人跑消息。有人出错,我得退钱;没人跑,印出来的都是旧东西。”
他靠在门边,语气还是硬。
“你那报纸也不新,怎么就有人肯买?”
我想了想。
“报纸的消息有人采访核实。我答应寄几次就寄几次,有问题就处理。人家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
舅舅看着院里的机器。
“我也退钱了。”
“我知道。您更正过,退过钱,这些我都跟人说了。”
他扭头看我:“你说过?”
“有人问,我就说。不是我做的事,我不会替您认;您做过的补救,我也不会藏着。”
他没有道歉。
过了片刻,他说:“仓房那份租约,条款是偏着我写的。我当时想着你急,能签就签。”
这是他第一次承认。
我心里那股憋了很久的火,忽然有了落处。
“我知道。”
“你知道还来跟我谈?”
“钱还得还,亲戚也不是说断就断。但以后做生意,咱们先把条件写清楚。”
他看了我半天,终于点头。
“行。”
我没有因为他这一句,就把以前的事全忘了。
他也没有因为我还清钱,就突然变成另一个人。
我们站在厂门口,各自守着自己的脾气,却终于能把账说清。
回家后,我把欠条放到父亲面前。
他戴上老花镜,认认真真看了半天。
“还清了?”
“还清了。还欠您八百,年底前给。”
他摸出我写的借条,放在欠条旁边。
“这个不急。”
“说好年底就是年底。”
母亲从厨房出来,听说舅舅的钱还完,把锅铲往围裙上一擦。
“今晚加两个菜。”
“加什么?”父亲问。
“你不是一直舍不得买鱼?今天买。”
父亲嘴上说乱花钱,人已经拿着盆出门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吃了一条很小的鱼。
母亲把最好的那块夹给父亲,父亲又夹给我。
我推回去,给他们一人分了一半。
“以前都是你们让着我。今天谁也不让,自己碗里有多少吃多少。”
父亲笑骂:“鱼就这么点,还让你说出大道理了。”
我扒着饭,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轻松。
八千块的欠条终于结了。
我欠父亲的钱还有,欠他们的时间也不是几顿饭能补回来。
但至少从今天起,我不用再让他们替我躲债。
21
入秋后,第一批三个月订阅陆续到期。
有人续,有人不续。
有人换了工作,搬到能经常回家的地方,便说以后不用寄了。
我都记下来,到期就停,不擅自续费。
许兰打来电话,说她妹妹考上了县里的学校,她自己也报名准备继续读书。
“我可能明年回去。宿舍那份报纸先续三个月,等我走了,让她们自己决定。”
“你准备好了?”
“没有全准备好。钱还差一点,我先攒着,也先把书看起来。”
她笑了一声。
“上回你没劝我回去,我还觉得你这人不会说漂亮话。”
“现在呢?”
“现在觉得,不替别人做决定,也挺好。”
她把续订款汇来,我在记录卡上写下新的起止日期。
陈小满那边,鞋厂安稳下来,陈大伯也按时复查。
有一回我去送信,大伯让我坐下吃饭。
他拿出小满寄回来的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工作服,站在宿舍楼前,手里举着一张县报。
“他说等过年回来,亲自给我讲厂里的事。”
大伯摸着照片,眼角的纹路挤在一起。
“以前我怕耽误他挣钱,什么都说好。现在我想他了,就告诉他。”
我问:“他怎么说?”
“他说他也想家。还说,等攒够钱,就带我出去看看。”
老人笑完,又补了一句。
“去不去另说,我先把身体养好。”
我从陈家出来,经过村口的槐树。
叶子已经开始发黄,风一吹,落在路边的水沟里。
上辈子,我总以为有的是时间。
这一回,我不再把想说的话攒到以后。
九月末,父亲从邻县回来。
他晒黑了一圈,带回半袋当地的干枣,还有一封转给我的信。
“那边一个工友托我问,能不能给他爹娘也寄报。他爹娘在外地跟着妹妹住。”
我笑:“您这一份订得值,真给我带来生意了。”
“我没替你答应。他们要订,你自己问清楚。”
“知道,余守山同志。”
他把干枣袋扔过来。
“少贫,给你娘拿去。”
晚上,我给他念新一期县报。
念到县城老车站搬迁,那家卖烧饼的小摊也找到了新地方。
父亲立刻问:“还在卖?”
“在。我上次去问过,摊主说等您进城,请您吃刚出炉的。”
他笑了。
“你还真记着。”
“你问过,我就记着。”
父亲伸手把报纸接过去,指着上面一个字念了出来。
“山。”
又指下一个。
“河。”
他念得慢,声音却很稳。
母亲在灯下做鞋垫,抬头看了他一眼。
“这俩字你早就会了。”
“那我再认别的。”
他没有把报纸还给我,而是指着下一行,等我教他。
窗外有自行车铃响。
王婶捎来一封信,是贺青寄的。
信里说,她在市里接触到更多外出务工的人,想写他们的生活,也写留在家里的人。
借调结束后是否回来,她还没有决定。
她问我,冬天的槐树是不是又秃得像把扫帚。
她说下个月有两天假,要回县里。
欠她的锅巴已经吃完,这次换她请我吃饭。
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父亲瞥见我笑,问:“谁的信?”
“贺青的。她下个月回来。”
母亲把针线往旁边一放:“那得请人家来家里吃饭。”
“先问她有没有空。”
父亲点头:“对,先问。”
我看着他,忍不住笑了。
他装作没看见,继续拿手指压住报纸上的字。
我坐回灯下,陪他一笔一画地认。
灶上温着母亲留给我的饭,院里晾着明天要用的油布,长桌上的记录卡按寄送日期排好。
我的300份订阅还在一份份履行,有人离开,也有人重新加入。
下一笔钱该留多少成本、该给谁发工钱,我都写在账本上。
父亲慢慢念出一个新字,抬头看我。
“对不对?”
“对。”
他笑起来,又指向下一个。
我把灯往他那边挪了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