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 弓架在院门口
一九八三年冬月十六,天还没亮透,柳玉兰把那面榆木弓架在了自家院门口。
弓是她娘留下的。弓背一尺八寸,榆木被几十年的手汗磨得发亮,摸着像浸过油的石头。牛筋弦在桐油里泡过七遍,一绷起来,像一根拉直的月光。她娘走的那年冬天,把弓从墙上摘下来,用旧棉袄裹了三层塞进她怀里,说柳家的手艺不能压在箱底。
她把弓立稳,左脚踩住弓的下端,左手扶弓背,右手握槌。槌落下去,弦一颤,棉花就开了。
头一槌,絮飞起来,落在她头发上、眉毛上,像下了一层薄雪。第二槌,絮铺开来,一层压一层,薄得能透光。第三槌落下的时候,院门口已经站了七八个人,谁也没出声,就那么看着。
柳洼大队三百一十二户,谁家要盖被子都去大队部。大队部有一台弹花机,一九八〇年买的,铁家伙,一开起来整条街跟着抖,窗户纸都颤。管机器的是副支书赵有田的侄子赵三愣,弹一床两块,絮弹得死板,压出来像鞋底。
柳玉兰今年二十六,嫁到柳洼六年,说话不急,做事不慢。她男人陈铁柱是退伍的铁道兵,右手小指短了一截,抬钢轨那年压掉的。她闺女陈小穗五岁,在村小上学前班,脸圆,跑起来两条小辫子甩得像鞭子。
她欠大队一百二十块钱。去年开春婆婆病重,铁柱跑了三趟公社卫生院,抓药、打针、抬回来,人没留住,账留下了。赵有田腊月里来过两趟,站在院里说得很客气:年前还不清,那三分自留地就收回去重新分。三分地种着一畦白菜、两垄葱,是小穗一年到头的菜。
这些事她都记着。所以天不亮她就起来了,先弹三斤,拿给公社供销社的收购站看。
三斤皮棉是她从棉票里省出来的。一年一人一斤半皮棉票,她攒了两年,又拿针线活跟二婶换了一斤。这三斤是全部家底。
她弹到日头出一竿高,絮蓬起来,堆在苇席上像一朵云。小穗蹲在旁边,伸手去抓,一抓一把,举起来一撒,絮飘了满头。
“娘,棉花会飞。”
“会飞的是好东西。”
中午她把弹好的絮装进麻袋,走八里土路到公社收购站。路上风大,絮从袋口缝里往外飘,她走一段就回头看一眼,身后一条白线。
收购站在公社大院西侧,两间瓦房,门口挂块木牌。站长老钱五十来岁,戴着蓝布套袖,正蹲在地上翻账本。他用铁钩子把她的絮挑开,一层一层挑,挑了三遍,把钩子往柜台上一放。
“絮棉不收,只收皮棉。”
柳玉兰手里还攥着麻袋口。
“什么时候的规矩?”
“一直是这规矩。”
“我这絮,一斤皮棉能弹九两。”
“机器弹八两,我知道。”老钱低头记账,“可上头调的是皮棉,往县里棉纺厂送。絮棉不进调拨单,收了没法入账。”
“那我这絮卖给谁?”
老钱没抬头,笔尖在本子上走:“谁家盖被子,你卖谁家。”
回村的八里路,她走了一个半时辰。麻袋扛在肩上,越走越轻,絮一路飘一路白,到村口只剩半袋。她把麻袋往地上一放,坐在石碾子上,看着西边的天。
铁柱从地里回来,肩上扛着锄头,看见她坐在碾子上,什么也没问,进灶屋端了半碗凉粥出来。
“先喝。”
她接过碗,喝了一口,粥是早上剩的,凉得牙疼。
“明天我去大队部借机器。”她说。
“机器排到腊月二十三了。”铁柱蹲下来,“赵三愣说单子都收了,一天四床,排到年根。”
“四床?”
“四床。还有人家排不上,说今年就盖旧被子。”
她把碗放下,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弓。
“那我自己弹。”
“你一个人,手弹,一天两床。”
“两床也是床。”
那夜她睡得不实。后半夜听见院墙外有人走了三趟,脚步轻,走到窗根底下停一停,又走开。她没出声,把小穗的被角掖紧,睁着眼睛等天亮。
二节 一床被子十八块
第二天一早来的是秀芝。
秀芝十九岁,腊月初八出门子,婆家在隔壁公社的杨庄。她娘跟在后头,手里拎着半袋子皮棉票,进门先往弓上扫一眼,又往柳玉兰手上扫一眼。
“玉兰,机器弹的我不放心。”秀芝娘说,“我娘那床被,盖了三十年了,絮还是松的,是你娘弹的。我娘临走前说,被子要松,压得死的不透气,盖着像睡在砖上。”
柳玉兰把皮棉倒在苇席上,一斤一斤摊开,挑棉籽,挑僵瓣,挑那些没开透的黄疙瘩。头一床她弹得慢,槌子落得密,絮一层层往上长,弹到日头偏西才收弓。
十二斤絮,三层,四边各压一道线,线脚藏在里面,看不见。
秀芝娘拿针从被角挑开一寸,两手一扯,絮丝拉出半尺,一根没断。
“成了。”她把针别回衣襟上,“絮能拉丝,盖三十年不板。”
她从怀里掏钱,一层一层地解,数了又数。
“多少钱?”
“工钱三块二。”
“机器两块。”
“机器两块的絮,你也撕开看看,看能拉几寸。”
秀芝娘没接这话,把钱数齐了递过去,又添了两毛:“给你添个喜。”
一床被子连布带絮十八块,布票一丈三尺。秀芝抱着被子出门,走两步回头看一眼,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
第三天来了二婶。第四天来了李寡妇。第五天是杨庄的一个嫂子,走了十里路,背着一口布袋,进门就说“我排了三天机器没排上”。
院门口的脚印越来越多,苇席不够用,铁柱从场院扛了两张回来。
第五天上午,赵三愣来了。
他把自行车支在门口,斜着眼看那面弓,看了半支烟的工夫。
“玉兰嫂子,你这算抢大队的生意。”
“谁家的棉花,谁给钱,我抢谁了?”
“大队有机器,公社有规定,弹花归集体。”
“我娘弹了三十年,哪年归过集体?”
“那是以前。”赵三愣把烟头扔在地上踩了,“现在有机器。”
“你那机器弹的絮,一斤出八两,压得跟鞋底一样,我这是九两,你让人怎么选?”
赵三愣不答,绕着弓走了半圈,忽然伸手去拨弦。弦一颤,嗡的一声,他缩了手,指头上划出一道白痕。
“你这弦不对,不是牛筋。”
“是牛筋。泡了七遍桐油。”
“牛筋弦不让个人用。”
“牛筋是牛身上的,牛是生产队的,弦是我娘自己搓的。”
赵三愣笑了一下,骑车走了。车轱辘压过门槛外那滩水,溅了她一裤脚泥点子。
当天夜里,赵有田来了。
他不进门,站在院当中,手里捏着一根烟,烟灰长得快掉下来。
“玉兰,弓明天交到大队部。”
“凭什么?”
“个体弹花,是投机倒把。”他把烟灰弹在鞋边上,“你把外公社的棉花往家收,这叫长途贩运。公社正在抓这个,抓得紧。”
“我没往外卖,我给人弹被子。”
“弹被子就是做生意。”
铁柱从灶屋出来,站在她身后,没说话,只把袖子往上撸了一截,露出小臂上一道旧疤。
赵有田看了一眼,声音软了半分:“铁柱,我不是跟你们过不去。上头有精神,我也得办。”
“赵支书,”柳玉兰说,“我明天不交。”
赵有田看了她一会儿,笑了一声,转身走了。走出十几步,回头说了一句:“你等着。”
三节 墙上的第三条
第二天一早,她去了大队部。
大队部是原来的祠堂改的,墙上糊着报纸,一层压一层,边角都翘起来了。最上头那层是今年的,纸还白。她搬了个板凳,一张一张往下看,看到第三张的时候,手停住了。
那上面印着一行字:允许农民个人或者合伙经营,可以从事长途贩运。
她用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描过去,描了三遍。
她找会计老周要了半截铅笔。老周戴着老花镜看她抄,抄到一半,忍不住问:“玉兰,你这是要干什么?”
“贴门口。”
“哎哟,你可别。”
“老周,这报纸哪天的?”
“一月里的。中央的。”
“中央的能贴不能贴?”
老周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没说话。
她把那段话抄完,数了一数,七十三字。回家用面糊把纸贴在自家门板上,贴得端端正正,四个角都压了压。
第二天纸没了。门板上留着一圈面糊印。
她再抄一张,贴在原来的位置。
第三天纸又没了。她抄第三张,这回不贴门板,贴在院门里侧,进门才看得见。
“你抄一百张,我撕一百张。”赵有田站在门口。
“那我就抄一百零一张。”
“柳玉兰,你别跟我犟。我不是不让你过日子,是你这么弄,公社要来人。”
“公社来了我就给他看报纸。”
“报纸是报纸,公社是公社。”
“报纸上写的是中央的话。”
赵有田没话了,站在那儿抽了半根烟,走了。
腊月初五,公社副书记老郑来大队检查冬播。他五十出头,走路快,身后跟着两个干事。走到柳洼村口,他忽然停下来,看着一户人家门板上贴的纸。
“这上头写的什么?”
干事凑过去念了一半,念得结结巴巴。
老郑自己走过去看,看了半晌,回头问:“这纸是谁抄的?”
赵有田在旁边说:“郑书记,是柳玉兰,刁民闹事,我正准备处理。”
“我问你她抄得对不对?”
赵有田不吭声。
“这上头的字,是不是中央的话?”
“是。”
“那她抄中央的话,怎么就是刁民?”老郑把手插在棉袄袖筒里,“她在哪儿?”
“在院里。”
柳玉兰从院里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糊。
老郑上下看她一眼:“这纸你抄的?”
“我抄的。”
“你会写字?”
“上过四年学。”
老郑点点头,又问:“我听说你一个人弹被子,一天两床?”
“两床。夜里再弹半床。”
“机器一天四床。”
“机器弹的絮死。”
老郑笑了一下,笑得没什么意思。他转身往车上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摇下车窗说了一句:“四十七户嫁娶,被子都有人弹了?”
柳玉兰愣了一下:“郑书记也知道?”
“公社有登记。”车窗摇上去,车开走了,扬起一路土。
那天夜里她睡了个好觉。她以为事情过去了。
腊月初一早上,她去架弓,手一摸,弦断了。
牛筋弦断成两截,一截垂在弓背上,一截掉在地上。弓背上还有一道新刀痕,从上往下刮,刮掉三寸长的漆,木茬还是白的。
她捧着那面弓,站在院里,站了很久。太阳从东边墙头爬上来,照在断弦上,断口发着毛。
四节 断了的牛筋
牛筋弦是她娘留下的最后一根。
她娘生前说过,牛筋要选三岁口黄牛脊背上那一条,煮三个时辰,阴干七遍,抹七遍桐油,一根弦能用三个月。她娘搓了四根,用了三根,剩这一根,用了四年。
铁柱没说话,蹲在门口抽烟。抽完一根,把烟头在鞋底上按灭,起身去了公社的修车铺。
修车铺的老祁正在收拾废品,卡车换下来的弹簧堆在墙根底下,锈了一层红。铁柱蹲下去挑了四根最长的,借了把钳子,坐在门口拧。
钢丝粗,一使劲就往手心里钻。他那只短了小指的手使不上劲,得两只手一起拧,拧一会儿停下来,把手在裤子上蹭一蹭。
“你这手不行。”老祁说。
“行。”
“我给你找个师傅,用机器压。”
“机器压的没有手拧的匀。”
他拧了两个时辰,拧出三股,编成一根弦,两头缠棉线,缠得一圈压一圈。
“试试。”他把弓递给她。
柳玉兰把新弦挂上,脚一踩,弓背一压,弦绷起来。声音和牛筋不一样,硬,脆,像有人在远处敲了一下铁。
头一槌下去,絮开得比以往快。第二槌,第三槌,她越弹越顺。弹到半床,她停下来,伸手抓了一把絮,往上一撒。
絮虚虚地飘起来,飘得高,落得慢。
她拿秤称:三斤皮棉,弹完,絮二斤七两。
一斤出九两。
她娘在的时候是八两五。机器是八两。
铁柱站在门口,看她称了三遍,说:“钢丝比牛筋紧三成,弦颤得快,絮就松。”
“你倒是懂。”
“我在铁道上抬过钢轨,钢的东西有脾气。”
那天她弹了两床半。夜里灶屋点着煤油灯,她又弹了半床,弹到鸡叫头遍才收弓。灯芯烧得只剩一点点,火苗一跳一跳,絮在灯底下像雪片往下落。
第二天赵三愣的机器出了事。
棉卷卡在机器里头,铁齿咬住不放,皮带空转,磨出一股焦味。赵三愣拿铁钩去掏,机器猛地一转,棉卷从出料口甩出来,卷心已经烧黑了一片。
那一床絮废了。人家是给新媳妇做的,站在机器跟前不肯走,赵三愣赔了三块钱,还挨了一顿骂。
下午赵三愣把机器停了,说是要换皮带,得等县里发货。
柳玉兰在院门口弹第四床。
弹到傍晚,院门口站了一排人。十二个姑娘,从十七岁到二十二岁,手拉着手站成一行,像一堵墙。有的穿着棉袄,有的还穿着夹衣,风一起,都缩着脖子。
打头的是秀芝。
“玉兰嫂子,”秀芝说,“我们腊月出门子,被子还没人弹。”
“一个公社就一台机器,排到年根了。”
“我们十二家,排不上。”
“排不上就盖旧的?”
“旧的我娘不让。”秀芝低下头,“说要出门子的人,被子新,日子才新。”
柳玉兰把槌子放下,看了看这十二张脸。她认得其中九个,剩下三个是从前柳洼的,嫁到外村又回来说亲的。
“都腊月里出门?”
“都腊月里。”
“棉花有吗?”
“有。棉票攒的,最多的五斤,最少的三斤。”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槌子往腰上一别。
“那你们回家把棉花送来。一家一床,十二床。”
十二个人同时松了一口气,叽叽喳喳地散了。秀芝走在最后,回头问了一句:“嫂子,多少钱?”
“三块二。”
“机器两块。”
“机器两块,我不拦你去排机器。”
秀芝没走,站在门口,两只手绞着衣角:“嫂子,我娘说,你的手值这个钱。”
铁柱在旁边轻声说:“全公社腊月嫁娶四十七户。”
她抬头。
“我打听过了。”铁柱说,“四十七户,一户至少一床压箱底,有的要两床。”
柳玉兰低头看着那面弓,没说话。四十七床,一天两床,得二十三天。腊月二十八之前,能弹完。
“皮棉不够。”铁柱说。
“我知道。”
“四十七床要五百多斤,咱们手里不到四十斤。”
她把弓靠回墙上,拍了拍手上的絮。
“那就去收。”
五节 十二床压箱底
第二天,十二家的皮棉陆续送来了。
秀芝家三斤,二婶家五斤,李寡妇家四斤。剩下的凑一凑,一共三十六斤半。这些是棉票换的,一人一年一斤半,一家人攒一年,才够一床被。
四十七床要五百六十斤皮棉。
她拿粉笔在灶屋墙上算账:五百六十,减去三十六斤半,还剩五百二十三斤半。
粉笔字歪歪扭扭,小穗在旁边照着念:“五百二十三斤半。”
“对。”
“娘,咱们家没有五百斤棉花。”
“咱们家没有,别人家有。”
“别人家为什么要给咱们?”
“因为咱们给他们弹被子。”
小穗想了想,点点头,跑到院里去了。
当天下午她去了供销社。老钱正在称棉,看见她进来,把算盘往一边挪了挪。
“站长老钱,我想买皮棉。”
“皮棉凭票。”
“我买议价的。”
老钱抬起头:“议价的也没货。今年的皮棉都上了调拨单,往县里棉纺厂送。”
“一点也没有?”
“一点也没有。”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玉兰,你别问了。上头有话,说你这事要收一收。”
“上头的什么话?”
“我不能说。”
她站在柜台前,看着那杆秤。秤杆上的星子被人摸了几十年,亮得像涂了银。
“老钱,你年轻时候是不是收过我娘弹的絮?”
老钱的手停了一下,算盘珠子卡在半空。
“收过。”他说,“一九八〇年以前,絮棉是收的。你娘那双手弹的絮,一斤能多出四两。那年冬天全公社的嫁妆,一半是她弹的。我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八,她一夜弹了五床,天亮的时候手抬不起来,坐在收购站门口吃了两个冷馍。”
“那为什么现在不收?”
“调拨单改了。”
“改了就不能改回来?”
老钱没答。他把算盘推回来,低头拨珠子,珠子响得很急,像在赶她走。
出了供销社,她在街口站了一会儿。风从北边来,带着土腥味。
皮棉没有。棉票没有。家里存折上剩十四块三,还欠着一百二。
回到村里天已经黑了。铁柱在院门口等她,手里提着一盏马灯,灯罩上糊着一层纸。
“走吧。”
“去哪儿?”
“去收籽棉。”
“籽棉是生产队的。”
“社员家里留的,能拿东西换。”
六节 一个鸡蛋三两棉
籽棉就是没轧过的棉花,带着棉籽,一斤能轧出七两三钱皮棉。
腊月初三到初六,他们两口子跑了三个公社的集。
第一个集在芦沟。她背着一只柳条筐,筐里装着六十个鸡蛋。鸡蛋是她攒了半年的,本来想换小穗一双棉鞋。
“一个鸡蛋,换三两籽棉。”她站在一个老太太的棉堆跟前。
老太太掀开盖布看了看她的筐:“四两。”
“三两半。”
“四两,不然你走。”
“成交。”
一上午换了八十斤籽棉,鸡蛋用光了。
第二个集在双庙。家里没有现钱,她把那件半新的军大衣押给了铁柱的战友,换了一百二十块。战友说这大衣你留着,钱先拿去。铁柱把钱揣回来,一路上没说话,走到村口才说:“等我挣了钱,先赎大衣。”
那天收了二百一十斤籽棉。
第三个集在冯圩,赶集的人多,棉车排到了街尾。她一块钱三斤地收,收到晌午,身后板车上堆了一车。
赵有田来了。
他站在棉车旁边,两手叉着腰,看着她把一袋籽棉往车上拖。
“柳玉兰,你这是长途贩运。”
“我在集上买棉花,回自家院子弹。”
“跨公社买,就是长途贩运。”他伸手把车把一拦,“车扣了。”
赶集的人围过来,一圈一圈地站。
柳玉兰把车把放下,抬头看着他。
“赵支书,你扣车,得有个单子。”
“什么单子?”
“扣东西得开单子,写明白扣的什么,多少斤,扣到哪儿去,几天给回话。你拿不出单子,这车我今天就推走。”
围观的人里有人笑了一声。
“赵有田,你扣人家的车,单子呢?”不知谁在人群里喊。
赵有田的脸红了。他把手在车把上按了半天,没按下去。
“你等着。”他把手松开。
她把车推走了。走出半条街,背后有人喊:“玉兰,你行!”
她没回头。铁柱在后面推,车轮压过冻硬的路面,咯噔咯噔响。
回到村里,天已经黑透。她在院里把籽棉摊开,一袋一袋过秤。三十二袋,按她自己的秤,二百一十六斤四两。
她不知道,这杆秤过两天就要跟赵有田的秤对一回。
七节 夜里的轧花车
腊月初八夜里,灶屋的灯点到半夜。
轧花车摆在灶屋门口,两个铁滚筒,一个摇把。摇把上缠着布条,是铁柱怕磨手缠的,布条已经被汗浸成深色。
柳玉兰摇车,铁柱往滚筒里喂籽棉。棉籽从底下的口子漏出来,落在簸箕里,哗啦哗啦响。
“慢点。”她说。
“慢了轧不净。”
“轧不净就多轧一遍。”
一簸箕棉籽满了,她端到墙根倒进麻袋。棉籽能榨油,一斤棉籽换二两油,也能卖。往年这些都是生产队的,今年是她自己收的,棉籽归自己。
“娘,我帮你踩。”小穗不知什么时候醒了,穿着夹袄站在门口,头发乱成一团。
“回去睡。”
“我踩。”
小穗踩在簸箕边上,脚一踩,簸箕一颤,棉籽跳起来,跳得满地都是。
铁柱忍不住笑了一声,笑得很轻,是他这半个月头一回笑。
“行了,你踩。”柳玉兰把簸箕让给她。
轧到后半夜,她的胳膊抬不起来。手掌上磨出两个泡,一个破了,一个还鼓着,压在摇把上疼得钻心。
“换我。”铁柱说。
“你那只手使不上劲。”
“我有胳膊肘。”
他坐下,把摇把夹在腋下,用整个身子转。转一圈,喘一口,转一圈,喘一口。转了两个时辰,汗从额头上滴到滚筒上,一沾就干。
天快亮的时候,轧出第一批皮棉。她拿秤称:三十二斤籽棉,出二十三斤半皮棉。
差得远。
她坐在门槛上,看着墙上的粉笔数。五百二十三斤半,减去七十斤,还剩四百五十三斤半。
“娘,你为什么非要弹四十七床?”小穗趴在她膝盖上问。
“因为四十七家的姑娘要出门子。”
“她们没有被子就不能出门子吗?”
“能出。”她把手放在小穗头上,“可是出门子的人,得有一床新被子。这是脸面。”
“脸面值三块二吗?”
“值。”她说,“脸面不值钱,可是没有脸面,人活得直不起腰。”
天亮的时候她洗了把脸,去院门口架弓。
那天上午来了个生人,四十来岁,穿着干部服,骑着自行车。他在门口站了半天,看她弹完一床,才开口。
“你就是柳玉兰?”
“我是。”
“我姓吴,公社工业办的。”他从兜里摸出烟,“你这弹一床,真能出九两?”
“能。”
“我给你算个事。”他点着烟,“公社那台机器,一天四床,一床赚两块,一个月二百四十块。你这手弹的,一天两床,一床三块二,一个月一百九十二块。你说哪个划算?”
“机器划算。”
“那你怎么不让你男人去管机器?”
“机器姓赵。”
吴干部笑了,笑得有点苦。他把烟抽完,扔在地上踩了。
“我听说你要给四十七家弹被子?”
“已经在弹了。”
“缺棉花?”
“缺四百多斤。”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供销社的议价棉,今年是真没货。不过双庙公社有个轧花厂,他们手里有等外棉,出絮差一点,价钱便宜。你要不要去问一问?”
“等外棉多少钱一斤?”
“七毛。”
“七毛的等外棉,出絮六两。”
“总比没有强。”
她把这话记住了。
八节 二婶的耳朵
腊月初九夜里,二婶来了。
她端着一只粗瓷碗,碗里是半碗白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进门把碗往桌上一放:“给小穗的。”
“二婶,你家也不宽裕。”
“一碗面,宽裕不宽裕的。”二婶在灶屋坐下,把手伸到灯底下烤,“玉兰,我今天来,是有话跟你说。”
“你说。”
“今天下午大队部开会了。”
柳玉兰的手停了一下。
“赵有田在会上说,你这面弓要没收,说你破坏集体经济。他还说,要往公社报,报一个典型,让全公社都知道柳洼出了个搞投机倒把的。”
“还有呢?”
“还有人说,要停你家的口粮。”
“谁说的?”
“副队长老康。”二婶压低声音,“他说你家的工分是大队记的,你不服管,工分就少记。”
柳玉兰坐在那儿,没动。
“玉兰,我不是来劝你低头的。”二婶叹了口气,“我是来告诉你另一件事。”
“什么事?”
“棉花加价。”
“加价?”
“去年秋天我们卖棉花,收购站给的是加价,一斤两分。钱到了大队,再分到户,就变平价了。我去问,赵有田说那是集体提留,说是用于大队开销。”
“提留多少?”
“一斤两分,全大队一年卖三万多斤。”二婶的手在灯下比了个数,“三年,你算算。”
柳玉兰在心里算:三万斤,一斤两分,一年六百块,三年一千八。
“我男人去年卖了两千一百斤。”二婶说,“拿到手的钱,比收购站的单子少了四十二块。我去问,赵有田说我记错了。”
“你没记错?”
“我拿单子对的。单子在他手里,他不给我看。”
柳玉兰沉默了很久。灯芯爆了一下,火苗跳起来,又落下去。
“二婶,这话你别再跟别人说。”
“我知道。我就跟你说。”
“为什么跟我说?”
二婶看着她,眼里有点东西在动:“因为你敢在公社门口摆四十七床被子。我们不敢。”
二婶走的时候,把碗留下了,说碗不用还。
柳玉兰把碗洗了,放在碗架上。小穗第二天早上吃了那碗面,吃得满头汗。
吃完面,小穗去门口玩,跑回来喊:“娘,门板上的纸没了!”
柳玉兰出去看。门板上光光的,连面糊印都被刮干净了,刮出一道一道的白痕。
她站了一会儿,回屋拿了铅笔和纸,坐在灶屋的小桌上抄第四张。
抄到一半,她把笔放下。
不抄了。
明天她不去门口,她要去集上。
九节 集上的秤
第四天出了事。
她把收来的籽棉拉到公社棉花收购站,借他们的轧花车轧。老钱不在,站里只有一个年轻人。轧到一半,赵有田带着大队两个人来了。
“你这棉花来路不明,得验斤两。”
“验就验。”
赵有田让人抬来一杆大秤,秤杆比他胳膊还长。第一袋上秤,秤砣一挂,秤杆翘得高高的。
“二百一十斤。”记账的人报数。
柳玉兰看了看那杆秤。
“赵支书,你这秤不对。”
“哪里不对?”
“秤砣少二两。”
她说完,从自己筐里摸出一样东西,往秤盘上一放。那是半斤盐,用纸包着,纸上写着“半斤”两个字,是她出门前特意包的。
秤杆一下子沉下去,秤砣滑到刻度外头去了。
围观的人哄了一声。
“一袋少二两,三十二袋少六斤四两。”她说,“六斤四两籽棉,轧出来四斤半皮棉,能弹四床被。赵支书,这四床被是谁的?”
赵有田张了张嘴,没出声。
供销社的棉检员老孙被人叫了过来。老孙拎着标准秤,一袋一袋复,复到第三十二袋,把秤放下。
“二百一十六斤四两。”
“差多少?”有人问。
“差六斤四两。”
“赵支书。”老孙把秤杆扶正,“你这秤得送县里校一校。秤不准,伤的是社员。”
赵有田没说话,把记账本卷起来塞进怀里,带着人走了。走出十几步,回头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她记了很久。
当天晚上她在灶屋里轧棉花。
轧花车是铁柱用一台旧缝纫机改的,飞轮拆下来,改成两个滚筒,摇起来咯吱咯吱响,响一夜,隔壁二婶家的狗就叫一夜。
她摇到后半夜,胳膊抬不起来了,换了铁柱摇。铁柱一只手使不上劲,就用胳膊肘顶着摇把转。
天亮的时候轧出七十斤皮棉。
七十斤,加上家里剩的,一百零六斤半。
还差四百多斤。
“不够。”铁柱说。
“不够就再收。”
“赵有田不会让你再收。”
她把轧花车停下,抹了一把脸上的棉絮。棉絮沾在汗上,抹不开。
“那就不收了。”
“不收了?四十七床怎么弹?”
她把那面弓从墙上取下来,掂在手里,掂了掂。
“铁柱,你记不记得我娘说过,被子不光是棉花。”
“还有什么?”
“还有手。”
铁柱看着她,看了半天,忽然笑了。
“你要干什么?”
“腊月二十三,公社不是要开三级干部会吗?”
“开。”
“我去。”
十节 公社门口的四十七床
腊月二十三,大队喇叭响了。
通知全公社三级干部到公社开会,会上要“刹一刹投机倒把的风”。点名点了三个人,头一个是柳洼的柳玉兰。
那天早上她起得比往常还早。天还黑着,她已经在院里搬被子。
四十七床被子,叠成四摞,一摞十一二床。最上面压着红纸条,纸条上写着名字:秀芝、二婶家的小凤、李寡妇家的桂兰、杨庄的春桃……一床一个名,写了半夜。
“铁柱,套车。”
“你要干什么?”
“送到公社去。”
铁柱看了她一会儿,转身去套车。借了两辆板车,又叫了秀芝家的男人,三辆车,一车装十六床。
天刚亮,三辆板车出了柳洼,一路往东。车轱辘压过冻土,被子在上面颠,红纸条一张一张地翻。
公社大院在芦沟集东头,青砖墙,门口七级石阶。她把被子一床一床抱上台阶,靠着墙根码起来,红纸条朝外,四十七张红纸,一排红。
干部们陆续进院,走到台阶前都慢下脚步。有人停下来看红纸上的名字,有人伸手摸了摸被面。
赵有田来得早。他一进院门就看见了,脸白了。
“柳玉兰,你把公社门口当什么地方?”
“当秤。”她说,“今天不是要刹风吗?我把东西摆出来,让大伙看看风是什么样。”
“你这是对抗公社。”
“我这是交货。”她把手在棉袄上擦了擦,“四十七床被子,一床不少,都在这儿。交货得有人验,公社门口人多,验得清。”
九点整,开会。公社副书记老郑坐在主席台上,往窗外看了一眼。
“外面台阶上是什么?”
“柳洼柳玉兰弹的四十七床被子。”有人答。
“搬两床上来。”
两床被抬进会场,放在主席台前的长桌上。老郑站起来,走到桌前,伸手把被角撕开一寸,两手一扯。
絮丝拉出来,一尺多长,白得发亮,一根没断。
他换了个人扯,又扯,还是没断。
会场里静了,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
“这一床,谁弹的?”
“我弹的。”柳玉兰站在门口。
“多少钱一床工钱?”
“三块二。”
“机器多少?”
“两块。”
老郑转过身,看着台下:“机器弹的,一斤皮棉出八两絮。手弹的,出九两。今天公社四十七户嫁娶,四十七床被子,都在这儿。买棉票的、攒棉票的、拿鸡蛋换棉的,是这些人家自己。赵有田同志说这是投机倒把。”
他把手里的絮举起来,举得高高的。
“投机倒把的棉花,能拉一尺不断?”
台下有人笑,笑声不大,但是一片,从后排一直漫到前排。
赵有田站起来:“郑书记,我还有个情况要反映。”
他从包里掏出一张纸,纸已经发黄,边角卷起来。
“柳玉兰这面弓,是集体的。一九八〇年大队买弹花机,就是照着这面弓的尺寸做的。弓应该归大队。”
会场一下子安静了。
柳玉兰站在门口,看着那张发黄的纸。
“赵支书,那张纸,是我娘画的弓尺单。”
“是大队的。”
“大队是从哪儿得的?”
赵有田不答。
“一九八〇年三月,你到我娘家,说要照着弹花机做木模,跟我娘借了这张单子。我娘说,单子可以借,模子做出来得给她看一眼。你拿走以后,再没还过。”
“空口无凭。”
“凭在弓背上。”
她回头。铁柱已经把弓扛在肩上,从人群里挤过来。弓背朝天,往会场门口一立,比他高出一头。
十一节 弓背上的三个字
“郑书记,您看弓背。”柳玉兰说。
老郑走过去,弯下腰看。
弓背的榆木上刻着三个字,刻得很深,字口被手磨得圆了:“柳记造”。下面一行小字:民国廿六年,三钱弓。
“三钱是弦的张力。”柳玉兰说,“我外公一九三七年做的这面弓。土改的时候归了大队,一九六二年又还给我娘了。大队部有收据,在我娘的弓匣里。”
“收据在哪儿?”
“在弓匣底。”
铁柱把弓匣递上来。匣子是杉木的,边上包着铁皮,铁皮锈了一圈。匣底垫着一层旧布,布下面压着一张纸,纸已经脆了,一展开就掉渣。
上面的字是毛笔写的,盖着柳洼大队一九六二年的章,章已经褪成了浅红。
会场里没人说话,只有翻纸的声音。
老郑把收据看了两遍,又把那张弓尺单拿过来,两张纸并在一起。
“赵有田,”他抬起头,“这单子上画的三道线,是什么意思?”
“弓的尺寸。”
“那这一行小字,‘弦口三分’,机器上有没有?”
赵有田的脸涨红了。
“机器没有。”柳玉兰说,“木模照着单子做,把‘弦口三分’这一条抄漏了。机器弹的絮压得死,就是因为弦口没留出三分的松。我娘当年说过,弦口三分,絮才活。她说过这话,赵支书在场。”
“我不记得。”赵有田说。
“你不记得,我记得。”门口有人说话,是柳洼的会计老周,他站在人堆里,声音不大,“那年我在场,我给倒的茶。”
老郑把两张纸往桌上一放。
“赵有田同志,会后你把机器交供销社统一管理,账也交上来。棉花加价那部分,一斤两分,三年收了多少,一笔一笔算清楚。还有,这张弓尺单,还给人家。”
赵有田坐下去。坐下的时候,椅子腿在地上刮了一声,很长。
散会的时候,人往外走。走到台阶上,谁都要摸一摸那些被子。有人摸着摸着就哭了。
那是李寡妇。她闺女的被子在里面,红纸条上写着“桂兰”。
“我闺女腊月二十六出门。”她抹着脸,“我攒了三年棉票。”
十二节 腊月二十八
腊月二十八,最后一床被子交了。
秀芝来取被子那天,穿了一身新棉袄,头发梳得溜光。她抱着被子在院里转了三圈,忽然跪下来,磕了一个头。
“嫂子,我娘说,这被子我盖一辈子。”
“起来。”柳玉兰把她拽起来,“被子是盖的,不是供的。盖旧了,拿来我再给你弹。”
那天晚上她坐在灶屋里算账。
四十七床,一床三块二,工钱一百五十块四毛。卖絮收入八十六块。收籽棉本钱一百二十块,借的五十块。
算下来,还了大队一百二十块,还剩四十六块四。
她把钱数了三遍,抽出二十块放在桌上。
“铁柱,明天去集上,把那台旧缝纫机拉回来。”
“买缝纫机干什么?”
“做轧花车。明年收的籽棉多,一台车不够摇。”
铁柱把钱收起来,揣进怀里,揣得很深,还用手按了按。
腊月二十九,公社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供销社的,一个是县里棉麻公司的。他们在她院里站了半个钟头,看她弹了半床絮。
走的时候,棉麻公司那个戴眼镜的说:“明年开春,我们想跟你订个点,絮棉按一级收。”
“一级多少钱一斤?”
“一块八。”
她心里算:一床十二斤,二十一块六,比工钱多得多。
“订。”她说。
“还有个事。”戴眼镜的把本子合上,“你愿不愿意带徒弟?县里要办个弹花手艺培训班,缺个数课的。”
她想了想:“我带。但我有个条件。”
“你说。”
“培训班的棉花,得从我这儿买。”
戴眼镜的笑了,笑得很短:“你倒是会做生意。”
三十那天,她给弓上了油。桐油抹在弓背上,木头一下子亮了,像被人又摸了一遍。
小穗蹲在旁边看,忽然伸手在弓背上摸。
“娘,这上头刻的什么字?”
“柳记造。”
“那我呢?我刻什么?”
柳玉兰愣了一下,从灶台上摸出那把削棉的小刀,把弓翻过来,在“柳记造”下面找了一块空地。
“你叫什么?”
“陈小穗。”
“那你自己刻。”
小穗拿着刀,刻了半个钟头,刻出三个歪歪扭扭的字,刻坏了两处木头,急得直跺脚。
柳玉兰在一边看着,没伸手,也没说话。
正月初六,院门被敲响了。
门外站着赵三愣,脸冻得通红,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站了半天才开口。
“玉兰嫂子,机器修不好了。皮带换了三回,棉卷还是卡。”
“那你找公社。”
“公社让我来找你。”他咽了口唾沫,“那张弓尺单,是不是还有第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