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网核查的框弹出来的时候,我正低着头数钱。
屏幕上跳了一行红字:该证件号与当前经办人身份信息重复,请人工复核。
我抬头。
柜台外面站着一个女人,三十来岁,头发扎得很紧,穿一件米色风衣。她把身份证从窗口缝里往外推了推,指尖压在照片上。
“麻烦快点。”她说,“我赶时间。”
我把那张身份证拿起来。
姓名:林昭。性别:女。出生:1996年3月。
照片上的人眉眼清秀,鼻梁上有一颗小痣。
不是我。
我把身份证放下,抬头看她。
“你叫什么?”
她愣了一下。
“上面不是写着吗。”
“我问你叫什么。”
她把包带往肩上提了提,往后退了半步。
“林昭。”她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身份证,放在玻璃下面。
两张证,同一个名字,同一个号码,同一个出生日期。
不同的脸。
大厅里的叫号机还在念:请A037号客户到3号窗口。
她盯着那两张证,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下去。
“你认错人了。”她说。
她抓起身份证转身就走,风衣下摆扫过排队栏杆。走得很快,快得像跑。
排队的人回头看她。有个大爷嘟囔了一句什么。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
手在抖。
桌角上留着一张卡,硬塑料的,蓝色,从她包里滑出来的。
我捡起来。
青川第三小学,教师门禁卡。
卡背面贴着一张小纸条,圆珠笔写的:五年级二班,林老师。
(二)
我十八岁那年,也等过一张卡。
2014年6月8号下午,最后一门考完,我走出考场,太阳很大,晒得眼睛睁不开。我妈在校门口举着一瓶冰水等我,瓶子外面全是水珠。
“考得怎么样?”
“还行。”
“能上南江师范不?”
“差不多。”
我说差不多的时候,心里是有底的。我估了五百三,那年南江师范在青川的线是四百八。
填志愿那天是六月二十六号,学校开放微机室,一个钟头二十块。我爸给了我五十,说够不够,我说够。
我坐在第三排,屏幕是旧的,字有一层影子。
第一志愿:南江师范,小学教育。第二志愿:南江师范,学前教育。第三志愿:本省一个专科,会计。
我点提交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
班主任在后面走,走到我旁边停下,看了一眼屏幕。
“就这个?”
“就这个。”
“你分够,稳。”他说,“南师今年在咱县招十二个,你这分数排前头。”
我把打印出来的志愿表折成四折,塞进书包侧兜,回家贴在床头。
那张纸我留了三年,后来搬家丢了。
我妈在灶前问我,师范出来能干啥。
我说当老师。
她说,当老师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一年还有两个假。
她说完,往灶里添了一把柴,火苗蹿起来,把她的脸照得发红。
那天晚上吃的是茄子炒青椒,还有一个鸡蛋汤。我爸吃了三碗,吃完把碗一推,说,等你上了学,我这三轮就不骑了。
我说为啥。
他说,骑车送你上学去,送你一回,我这一辈子就值了。
七月,我在家等通知书。
八月,我天天去邮局。
邮局在菜市场旁边,一间小屋,绿色的铁门,门上贴着“邮政代办”四个字,漆掉了一半。柜台后面坐着老周,五十多岁,瘦,一只耳朵有点背。
我第一天去,他说没到。
第二天,他说没到。
第三天,他没等我开口就说:“昭昭,没来。”
我站在邮局门口,看着对面的菜市场,卖鱼的在拍鱼,啪啪响。
第四天我没去。
第五天我妈去了。
回来的时候她眼睛红着,说:“可能寄丢了,你爸去问了。”
我爸去了三趟。第一趟去学校,第二趟去招生办,第三趟去邮局。
第三趟回来,他坐在门槛上抽烟,抽了半包。
“没考上。”他说。
“我估了五百三。”
“估的不算。”他把烟头按在门槛上,按了很久,“命里没有。”
那天晚上我在房里坐着,听见我妈在厨房洗碗,碗碰碗的声音一直响。
九月底,我跟着表姐去了东莞,进了电子厂。
流水线,一天十一个小时,站着。我的工位在第三段,负责贴标签。
第一个月发了三千二。
我给家里寄了两千。
(三)
我在银行干到第五年,从大堂引导做到柜员。窗口三号,每天叫一百多个号。
我见过很多身份证。有人拿别人的卡来取钱,有人拿假证。我们有一套流程:联网核查、人脸比对、双人复核。
十二年,我从来没在系统里见过自己的名字。
那天下午,我跟主管请了半小时假。
我先去了派出所。
户籍窗口的民警是个年轻姑娘,听我说完,眉毛皱起来。
“你说有人用你的身份证号?”
“对。”
她把我的身份证在读卡器上刷了一下,盯着屏幕看了半分钟,抬头看我。
“系统里这个人,照片跟你不一样。”
“我知道。”
“她的户籍地址是……”
她顿了一下。
“青川县青川镇建设路17号,2015年8月迁入。”
“我家在河湾村。”我说。
“那你得先证明你是你。”她把一张表推出来,“身份信息核查,然后去法院。这个流程不短。”
我拿着那张表走出派出所,天已经黑了。
路灯亮着,一只猫从墙头跳下来,落地没声。
我在手机上搜“青川第三小学”,跳出地址:青川镇育才路9号。
我又搜了“林昭 青川三小”。
一条2019年的通讯稿跳出来:我校青年教师林昭荣获县级优质课一等奖。
配图是领奖照。台上站了三个人,中间那个穿米色外套,戴眼镜,笑得很浅。
我把照片放大。
她鼻梁上没有那颗痣。
(四)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育才路。
三小的门是铁栅栏的,刷了绿漆,掉了不少。门口有个保安室,玻璃窗上贴着“来访登记”。
保安是个老头,正在看报纸。
“找谁?”
“林老师。”
“哪个林老师?”
“五年级二班的。”
他抬头看我一眼,把报纸放下。
“上课呢,你等会儿。”
我在门口站了二十分钟。
下课铃响,校园里一下活起来,孩子们从教学楼里涌出来,追着跑,喊。
一个女老师从二楼走下来,抱着一摞作业本,边走边跟一个学生说话。
她穿着米色风衣。
我认得那件风衣。
她走到门口,看见我,脚步停了。
作业本从她怀里滑下去两本,掉在地上。她没捡。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她问。
“你的卡掉在我柜台上了。”我说。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包,又抬起头。
“我们出去说。”
(五)
学校对面有家奶茶店,塑料桌,塑料凳,墙上贴着褪色的菜单。
她要了两杯柠檬水,没喝。
“你叫周蔓。”我说,“对不对?”
她的手在杯子外面停了两秒。
“你怎么知道?”
“我查了学籍。”我说,“2015年入学的林昭,考生号是2014年的。考生号对应的高中,是青川一中。青川一中2014年那一届的名单里,林昭后面有个括号,写着周蔓,借读。”
“那个名单是内部的。”
“内部名单也会有人拍照。”我说。
她把柠檬水的吸管捏扁了。
“我爸叫周德海。”她说,“那年他是青川一中的教务处主任。”
奶茶店的电视机在放综艺,笑声很响。
“2014年我考了四百一十二分。”她说,“本科线四百七。差了五十八。”
“你爸说他有办法。”我说。
“他说有办法。”她抬起头,“我以为他是让我去读个专科,或者复读。”
“结果他给了你一张录取通知书。”
她没答。
“我的录取通知书。”
她把手从杯子上拿开,放在膝盖上。
“七月底,我爸把通知书拿回来,让我改名叫林昭,去南江师范报到。”她说,“他说学籍能改,读完就换回来。”
“换回来了吗?”
“换不回来。”她说,“2015年迁户口的时候,户籍那边把手续做成了真的。从那以后,我就是林昭。”
“那我呢?”
她看着我。
“你从来就没存在过。”
我没说话。
柠檬水里的冰化了,杯壁上全是水。
“十二年。”我说,“我贴了三年标签,卖了两年衣服,收了五年钱。我在电子厂站到脚肿,一天十一个小时。你在这儿教书,拿优质课。”
“我没有不认。”她说。
“你没什么不认的。”我说,“你连名字都不是你的。”
她低下头。
过了很久,她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
“你的通知书,不是丢的。”
我手里那杯柠檬水,冰块撞在杯壁上,响了一声。
“什么意思?”
她抬起头,眼睛是红的。
“我爸不只卖了一个名额。”
(六)
我请了两天假,回了河湾村。
村子在县城西边,一条柏油路进去,两边是稻田。我家在村尾,土坯房,院墙塌了一截,用砖头垒着。院里那棵枣树还在,枝上挂着去年没摘干净的干枣。
我妈在晒辣椒。竹匾铺在地上,红辣椒摊了一层,她拿竹耙子推。
“怎么回来了?”她抬头,眯着眼看我,“也不打个电话。”
“妈,我问你个事。”
“啥事?”
“2014年8月12号,家里是不是进了三万块钱?”
她手里的竹耙子停住了。
“你听谁说的。”
“我在银行干了五年,查流水是我本行。”我说,“爸的存折,那天进账三万,现金存入,没有汇款人。”
她弯腰把竹匾边上的辣椒往里推了推,推得很慢。
“你爸在外面做活,攒的。”
“妈。”
她不推了。
“你别问了。”她说,“都过去十二年了。”
“过去十二年的是我。”我说,“不是我那三万块钱。”
她站起来,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又停下,背对着我。
“你爸不让说。”
(七)
我在那间屋里翻了两个钟头。
柜子在里屋,老式的,柜门上的漆掉了,露出底下的木头。最下面一层堆着旧衣服,衣服底下压着一个铁盒,饼干盒,图案是红色的花,掉了大半。
盒子里有几样东西。
一张挂号信的存根。绿色的小票,纸已经脆了,边角一碰就掉渣。
上面印着:青川县邮政局,挂号信,2014年7月28日。
收件人:林昭。地址:青川县河湾村三组。
签收人一栏,是手写的三个字:林建国。
字写得很用力,笔尖把纸戳破了一个小洞。
第二样是一张医院的收费单,2014年8月,县人民医院,住院费,三万二。
第三样是一张照片,我妈年轻时候的,黑白的,头发很长,站在一棵树下,笑。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玉兰,三十四岁。
我把三样东西摆在炕上,坐了很久。
窗外有鸡在叫。
(八)
我爸是傍晚回来的。
他骑一辆旧三轮,车斗里装着半袋水泥,身上全是灰,眉毛都是白的。他看见我,愣了一下,把车停在院门口。
“回来了?”
“嗯。”
他去井边打水洗手,洗得很仔细,指甲缝都用小棍挑。
我妈在厨房做饭,锅盖响。
我们三个坐在堂屋,一张方桌,三条板凳。
我把那张存根放在桌上。
他看了一眼,没伸手。
“你翻我柜子。”
“我翻的是我妈的柜子。”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手背上有一道疤,是早年被砖砸的。
“那三万,是我拿的。”他说。
“哪里拿的。”
他不说话。
“周德海给你的。”
他抬起头,眼睛在我脸上停了一下,又落回桌上。
“他找我,是在七月底。”他说,“他说有个名额,问我卖不卖。”
“你卖了。”
“我卖了。”
堂屋里静下来,能听见我妈在厨房里,把锅铲放下了。
“那年你妈胆结石,转成急性的,医生说再拖就没命。”他说,“手术要三万二。我借遍了全村,借到八千。”
“周德海给三万。”
“三万。”他说,“正好差三万。”
我看着他。
“你想了几天?”
“三天。”他说,“三天里我天天去卫生院看她。她疼得在床上蜷着,咬着毛巾,不喊。”
他停了一下。
“第三天晚上,我签了字。”
我妈从厨房出来,围裙都没解,站在门口。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是把你的学上卖了。他只跟我说,是借三万块钱,以后还。”
“你信了?”我问。
“我信了。”她哭了,哭得很难看,眼泪鼻涕一起下来,“那年我在医院躺着,我什么都不知道。等我出院,你已经在东莞了。”
“我问他钱哪来的,他说是工地上结的。”她抹了一把脸,“我信了十二年。”
我爸没看她,也没看我。
他从兜里摸出烟,摸了半天,摸出一根皱的,点上。
“这十二年,每年七月,我睡不着。”他说,“七月二十八号,我记得比谁都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你能怎么办?”他抬起头,“你十八。你拿着那张存根去告,人家一句‘查无此事’就把你打回来。我签了字,我这辈子就赔进去。”
“所以你让我贴了三年标签。”
“我让你活着。”他说。
(九)
那天晚上我没在家住。
我走到村口,坐在桥头上。桥下的水很浅,能看见石头。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她接得很快。
“昭昭。”
“妈,你手术那年,疼吗?”
“疼。”
“那你现在知道了,后悔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该后悔哪一个。”她说,“我要是不做那个手术,你现在连妈都没有。可我要是不做那个手术,你现在可能是个老师。”
我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听见她在哭,又不敢哭出声。
“妈。”
“嗯。”
“我不怪你。”
“你别这么说。”她说,“你这么说,我更难受。”
挂电话之前,她忽然说了一句。
“昭昭,那年八月,我跟你说过一件事,你还记得不。”
“不记得。”
“我说,要不咱复读一年。”她说,“我把家里的猪卖了,凑了四千块。你爸说,复读要交借读费,一年一万二,凑不出来。”
她停了一下。
“后来我想,他那时候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他哪敢让我去复读。”
我在桥头上坐着,桥下的水反着路灯的光。
“妈,你别想了。”
“我这十二年,天天想。”她说。
我小时候学习好,一年级就会背《春晓》。村里人都说,林家这丫头将来要出去。
我爸那时候高兴,逢人就讲。他讲的时候,我妈在旁边笑,笑得很得意。
后来我出去是出去了,是去东莞。
我爸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怕见人的。村里红白喜事他都去,就是不跟人提我。
有一年春节,有人问他,你闺女在哪上班。
他说,在厂里。
那人又问,啥厂。
他说,电子厂。
再问,他就不答了,低头喝酒。
那时候我以为他是嫌我没出息。
(十)
回县城以后,我去了一趟法律援助中心。
值班的律师姓方,四十来岁,戴一副眼镜,听完之后问了我三个问题。
“你手上有存根?”
“有。”
“签收人是你父亲的笔迹?”
“是。”
“还有别的吗?”
“医院的单子,我妈的手术费。”
他把笔转了两圈。
“冒名顶替这事,性质上属于持续侵权。她在用你的身份一天,侵权就在持续一天,所以诉讼时效没有过。”他说,“难的是证据链。你要证明的不是‘有人叫林昭’,你要证明的是‘那一年的林昭只能是你’。”
“怎么证明?”
“三样。”他伸出三根手指,“第一,邮政的投递记录。挂号信有编号,编号能查到签收底单。第二,学籍档案的原始材料,特别是报到时的体检表、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人证。当年经手的人。”
“经手的人不会帮我。”
“不一定。”他说,“有些人已经不干了,有些人快退休了。”
我从法律援助中心出来,天在下雨。
我站在屋檐下,翻手机里的通讯录,翻到一个十二年没打过的号。
老周。邮局的。
(十一)
老周的号码还能打通。
他今年六十七,退休五年了,在城郊一处安置房住,楼下开了个小卖部,卖烟酒和酱油。
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给人称盐,秤是那种老式的,带秤砣。
“昭昭?”
他眯着眼看了我半天。
“你怎么一点没变。”
“周叔,我问你个事。”
“你说。”
“2014年7月28号,有一封挂号信,收件人是我,河湾村三组。”
他的手停在秤上。
“那封信啊。”他说。
“你记得。”
“我记得。”他把盐袋口扎紧,递给客人,收了钱,才转过来,“那年你天天来问,问到我心里发慌。后来信来了,我没敢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签收的不是你。”他说,“是你爸。他拿着户口本来取的,说是你让他代领。我这行有规矩,代领要本人身份证,他说身份证在你这儿。我当时想着,一个村的,又是亲爹,就让他签了。”
“你记得那封信长什么样?”
“牛皮纸的,比一般的信封厚。”他说,“右上角有个红章,我记得清楚,是南江师范。”
“你后来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知道。”他说,“我在电视上看见那个学校出事了,才知道那天我放走的是个啥。”
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铁皮盒子,翻了翻,翻出一本旧本子。
“这是我当年的登记本。”他说,“你看,7月28号,这个编号。”
本子上,一行蓝墨水字:1607,林昭,河湾村,签收人林建国。
字迹发灰了。
“周叔,这本子,你愿意拿出来吗?”
他看了我一会儿。
“昭昭,我这把年纪了,不怕。”他说,“但我得问一句,你要这个干啥?”
“我要我的名字。”
(十二)
县教育局在政府大院东侧,三层楼,门口有两棵松树。
我在门口等了三个小时。
中午十二点二十,周德海出来了。六十岁,个子不高,头发梳得很整齐,白衬衫扎在裤子里,皮鞋擦得亮。
我拦在他前面。
“周主任。”
他看了我一眼,脚步没停。
“我不认识你。”
“我叫林昭。”我说,“河湾村的林昭。”
他停住了。
他往左右看了看,然后往旁边挪了两步,站到松树的阴影里。
“你要干什么?”
“我要我的名字。”
他从口袋里摸出眼镜,慢慢戴上,又摘下来,拿在手里。
“你爸收了我的钱。”他说。
“我知道。”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钱是我爸收的,名字是我的。”
他笑了,笑得很轻。
“名字。”他把眼镜折起来,“名字能吃吗?”
“不能吃。”
“那你闹什么?”他说,“你在银行上班,一年十几万,你有房有车,你缺什么?”
“我缺一九九六年到二〇一四年这十八年。”我说,“还有二〇一四年到现在这十二年。”
“你这话说得像电视里。”他把眼镜放进上衣口袋,“我告诉你,那个名额你不去,也轮不到你。那是学校给一中的指标,指标是给学校的,不是给你林昭的。”
“那为什么名单上是我的名字?”
他不说话了。
“因为只能用我的名字。”我说,“你们要的不是我,是我的分数,是我的档案,是我的考生号。”
“你要多少?”他忽然问。
“我不要钱。”
“二十万。”他说,“你签个协议,以后不再提这个事。”
“周主任。”我掏出手机,屏幕亮着,录音界面在跑,“你刚才说的,我都录下来了。”
他的脸色变了。
“你把那个删了。”
“我删不删,法院说了算。”
他站在原地,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会后悔的。”他说。
(十三)
三天后,周蔓来找我。
她在我租的小区门口等着,没穿风衣,穿一件灰色的运动外套,头发没扎,散着。
“我爸去找你了。”她说。
“找了。”
“他给了你二十万?”
“我没要。”
她点点头,像是早就知道。
“他昨天晚上在家摔了杯子。”她说,“他说他这辈子没栽过。”
我们在小区门口的小摊上买了两杯豆浆,坐在花坛边上。
“我不是来劝你的。”她说。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她把豆浆捧在手里,没喝。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她说,“你知道我原名不叫周蔓吗?”
我看着她。
“我叫周小满。”她说,“我八岁那年改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我姐要上卫校。”她说,“我姐叫周蕾,比我大四岁,九二年生的。她初中毕业那年分数不够,我爸就把我的户口本上的名字改成了周蔓,让她用周蔓的名字去读卫校。”
“那你叫什么?”
“我叫周小满,但户口本上已经没有周小满了。”她说,“我八岁以后,所有人都叫我周蔓。我姐二十六岁结婚,登记的也是周蔓。”
豆浆的热气往上飘,糊了她的眼镜,她摘下来擦。
“所以你家从小就在用别人的名字。”我说。
“不是别人。”她说,“是自己人。我爸的逻辑是,名字是个壳,谁需要就给谁用。”
“那我这个壳呢?”
“我这个壳,是我爸从你这儿买的。”她戴上眼镜,“我这十二年,一直在用一个陌生人的名字活着。我教五年级二班,孩子们叫我林老师,我每次都应。应了六年。”
“你应得挺顺。”
“我一开始不适应。”她说,“后来就顺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她把豆浆放在花坛上,站起来。
“我不劝你别告。”她说,“但开庭那天,我会去。”
(十四)
南江师范现在叫南江师范学院,2016年升本,老校区在城南,教学楼还是那几栋,墙皮刷过一遍。
档案室在行政楼四层,管档案的是个女老师,姓韩,快退休了,说话慢。
律师提前打过招呼,她把我带进一间小屋,桌上铺着塑料布。
“2015级小学教育专业,林昭。”她翻了一会儿,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这个档案,我印象深。”
“为什么深?”
“因为报到材料里,家庭成员那一栏,填的父亲是周德海。”她说,“我当时还想,这家里怎么姓周的生出个姓林的。”
她把材料一份份摊开。
第一份,新生报到登记表。
姓名:林昭。曾用名:无。
家庭成员:父,周德海,职业,教师。母,王秀兰,职业,会计。
第二份,体检表。
照片栏贴着一张一寸照,是周蔓的脸。血型一栏写着A型。
第三份,身份证复印件。
号码是我的。地址是青川镇建设路17号。
第四份,毕业生登记表,2019年。
本人简历那一栏,写着: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南江师范,小学教育。
我把这四份材料一张张拍下来,手抖得对不上焦。
韩老师递给我一杯水。
“姑娘。”她说,“这事你早该来。”
“我十二年前不知道。”
“我知道。”她说,“这档案我看了十一年,每年都想着,会不会有人来。”
(十五)
立案花了两个月。
方律师说,这个案子不难,难的是让人愿意接。我们跑了三趟法院,第一次说材料不全,第二次说管辖有问题,第三次才把案号拿到手。
那两个月里,来劝我的人不少。
村支书来过一次,坐在我租的房子的小板凳上,喝了三杯茶。
“昭昭啊。”他说,“你爸都认了,你还闹什么。”
“我要我的名字。”
“名字有啥用?”他说,“你现在日子过得不差。人家给你二十万,你还不接,你这是何苦。”
“叔。”我说,“您要是有一天发现,您这辈子的名字是别人给您挑的,您什么感觉。”
他愣了一下,笑了。
“你这孩子,钻牛角尖。”
教育局也来过人,说是“了解情况”,问我要不要“内部协调”。我说不要。
我妈打过一次电话,问我是不是真的告了。
“告了。”
她沉默了很久。
“你爸这几天不出门。”
“我知道。”
“他说他不怪你。”
“他不该怪我。”我说,“他该怪他自己。”
请假请得多了,行里有了议论。
同柜的小张问我,昭姐,你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
我说没有,办点私事。
她不信,她是九八年的,嘴快,第二天半个网点都知道了。
网点主任找我谈话,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他给我倒了杯水。
“听说你在告人?”
“嗯。”
“影响工作不?”
“不影响。”
他点点头,把杯子往我这边推了推。
“你办你的事,我不拦。”他说,“但窗口不能出错。你出错,客户的钱就出错。”
“我知道。”
我出办公室的时候,听见他在里面叹气。
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午休时趴在桌上,睡不着,脑子里过材料。
有一次叫号叫到我,我抬头,看见一个老太太递进来一张存单,说取五万。我看她一眼,她说,姑娘你眼睛怎么肿了。
我说昨晚没睡好。
她说,年轻人别熬夜,钱是挣不完的。
她取了钱,临走前又从包里摸出两颗水果糖,放在柜台上,说,甜的,含着就不哭了。
(十六)
开庭定在十一月。
开庭前一夜,我在出租屋里整理材料,一张一张按顺序排,排了三遍。
门响了。
我开门,外面站着周蔓。
她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盒牛奶。
“我能进来吗?”
“进来吧。”
她坐在椅子上,把牛奶放在桌上,看了我一眼。
“明天我要出庭作证。”
“你想好了?”
“想好了。”她说,“我爸今天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我一个都没接。”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林昭。”她说,“我这六年教书,教得好不好,我自己知道。我教的孩子里,有一个去年考上了县一中。她给我写信,写‘林老师,我以后也要当老师’。”
“那封信你留着?”
“留着。”她说,“我每次想不干的时候,就拿出来看。”
“明天之后,你就不叫林昭了。”
“我知道。”她抬起头,“我叫周小满。这个名字我八岁就丢了,明天我拿回来。”
窗外有人放了个炮,响了一声,狗叫起来。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还有一件事。”
“什么?”
“我妈叫王秀兰。”她说,“她去年走的。走之前跟我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是那年给我改名字的时候,她没拦着。”
(十七)
法庭在县法院二楼,审判庭不大,旁听席三排塑料椅。
那天降温,暖气不足,我坐在原告席上,手指冻得发僵。
我妈来了,坐在后排。她穿一件藏青色的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攥着一个布包。
我爸也来了。
他坐在我妈旁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直没动。
被告席上坐着周德海。
他穿了西装,还打了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旁边是他的律师。
周蔓坐在旁听席第一排,一个人。
法官敲了一下槌。
方律师先陈述,把材料一份一份递上去。
报到登记表,家庭成员栏写着周德海。
体检表,贴着周蔓的照片,血型A型。
毕业登记表,2019年6月。
邮政挂号信存根,签收人林建国。
老周的登记本。
法官翻到存根那一页,抬头看向被告席。
“被告,这份签收单据,你见过吗?”
周德海站起来,扶了扶领带。
“我不清楚。这是原告父亲和原告之间的事。”
“原告父亲林建国,今天在庭上。”法官说,“请林建国到前面来。”
我爸站起来。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声音在安静的法庭里很清楚。
他走到前面,站在证人席上,手撑着台子。
“这份签收单上的签字,是你签的吗?”
“是。”
“你签的时候,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我爸沉默了大概五秒钟。
“知道。”
“请说明。”
“是南江师范的录取通知书。”他说,“周德海给我三万块钱,让我把信取回来,不给我女儿。”
旁听席上有动静。有人咳嗽了一声,有人挪了椅子。
“三万块钱你收了?”
“收了。”
“用在哪里?”
“我老婆做手术。”他说,“胆结石转急性的,在县医院住了十七天。”
法官低头记录。
周德海的律师站起来。
“审判长,我方对证人陈述的真实性存疑。证人与原告系父女关系,存在利害关联。”
“原告父亲同时是本案的关键责任人。”法官说,“他的陈述对他本人不利,本庭予以采纳。”
律师坐下了。
(十八)
下午两点,周蔓上证人席。
她把身份证递上去。
法官看了一眼。
“你叫周蔓?”
“我叫周小满。”她说,“周蔓是我八岁那年被改成的名字。”
“你现在使用的身份信息,是原告林昭的?”
“是。”
“使用了多久?”
“2015年8月至今,十一年零三个月。”
“你入学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是冒用他人身份?”
她低着头。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去?”
她抬起头,声音很轻。
“因为我爸说,读完就换回来。”
“换回来了吗?”
“没有。”
法官把笔放下。
“被告,你对证人陈述有异议吗?”
周德海站起来,声音有点高。
“审判长,我要说明一点。当年那个名额,是学校拨给一中的指标。指标本身不属于任何个人。原告分数达标,但录取是学校的行为。我安排我女儿去读,是因为她本身也具备读师范的能力,只是分数差了一点。”
“被告。”法官打断他,“你刚才说,指标不属于任何个人。那么请问,为什么入学登记表上填的是原告的姓名、原告的考生号、原告的身份证号?”
周德海没答上来。
“因为指标不属于个人,但档案属于个人。”法官说,“档案是谁的,录取的资格就是谁的。”
庭上安静下来。
我坐在原告席上,手心里的汗把纸巾洇湿了。
(十九)
判决下来是十二月中旬。
法院认定:被告周德海、周蔓(周小满)共同侵害原告林昭的姓名权、身份权,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原告姓名及身份信息,协助原告恢复学籍档案原始状态,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十八万元,并在市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学籍部分,法院建议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那天我在法院门口站了很久。
方律师跟我握手。
“钱不多。”他说,“但这个判决,比钱重要。”
“我知道。”
我妈从后面走过来,眼睛红的。
“昭昭。”
“妈。”
“你爸先回去了。”她说,“他说他没脸见你。”
“他有什么没脸的。”我说,“他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比我这十二年说的都硬。”
回村那天是腊月。
村口小卖部门口坐了五个人在晒太阳,看见我,都站起来了。
“昭昭回来了。”
“回来了。”
隔壁的张婶拉着我胳膊,说,你那个事上报纸了,我家那口子念给我听,我听着听着就哭了。
我说,婶,别哭。
她说,我不是为你哭,我是为我们村。我们村这些年出去多少丫头,谁知道有没有也被人顶了。
旁边一个男人插嘴,说,你这话说得,人家给你十八万,你还想咋样。
张婶回头瞪他,说,十八万买你十二年,你干不干。
那男人不说话了。
我往家走,走到院门口,看见我家的土墙重新抹了一遍水泥,抹得很平。
我爸在院里,蹲着,拿抹子收边。
他听见脚步,抬头。
“回来了。”
“墙谁抹的。”
“我抹的。”他说,“抹了三天。”
“为啥抹。”
他把抹子放进桶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你回来了,家里得像个样子。”
(二十)
处理结果来的比判决慢。
第二年三月,教育局下了文件:撤销“林昭”在青川第三小学的教师资格认定,注销其以虚假身份取得的学历信息。
同一个月,周小满递交了辞职。
她辞职那天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最后上一节课。”她说,“你要不要来听。”
“我去。”
那天下午第二节课,五年级二班,教室在三楼,窗户朝南,阳光照进来,把课桌照得发白。
她站在讲台上,穿一件浅蓝的衬衫,头发扎起来。
黑板右上角写着:第二单元,分数的意义。
上课铃响,孩子们站起来。
“老师好。”
“同学们好,请坐。”
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
周小满。
粉笔断了,她换了一根,重新写。
底下有个孩子举手。
“老师,你写错了,你姓林。”
她转过身,笑了笑。
“老师没写错。”她说,“老师姓周。”
教室里静了一下,然后有个女孩小声说:“周老师。”
“嗯。”她应了一声。
那一声“嗯”,我在后排听得清楚。
她教了四十分钟,讲分数,讲把一个饼平均分成几份,讲分母和分子的关系。她讲得很细,讲到一个孩子听不懂的地方,她蹲下来,蹲在孩子课桌边,用手指在草稿纸上画。
下课铃响,孩子们没动。
“下课。”她说。
没人站起来。
“下课了。”她又说了一遍。
班长站起来,喊了一声:“起立。”
全班站起来,鞠了一躬。
“谢谢老师。”
她站在讲台上,弯下腰,鞠了回去,弯得很低,起来的时候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二十一)
我把那笔赔偿金,一半给了我妈。
她不要。
“这是你的。”
“妈,那年手术的三万二,是拿我的学上换的。”我说,“这钱你还我一半,剩下一半,我们两清。”
她抱着那个信封,坐在炕上哭了半宿。
我爸在院里劈柴,一斧头一斧头,劈得很整齐。
我出去,站在他旁边。
“爸。”
“嗯。”
“我不怪你了。”
他停下斧头。
“你不怪,我更难受。”
“那你就难受着。”我说,“难受着,以后别再替我签字。”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东西在动。
“我签了一辈子字。”他说,“就那一回,签错了。”
第二年九月,我报了南江师范学院的成人本科,小学教育专业,周末上课。
第一次去报到,我站在老校区门口,看着那块新换的校牌。
十二年前,我该从这里走进来。
现在我三十岁,从侧门进去,走过操场,走进教学楼。
教室里坐了二十几个人,有老师,有宝妈,有开货车的。
班主任点名。
“林昭。”
“到。”
我举手的时候,声音很响。
(二十二)
现在的我,还在银行三号窗口。
每天叫一百多个号,办存款、取款、挂失、销户。
有人来办业务,递身份证,我会抬头看一眼照片,再看一眼人。
这个动作我做了五年,以前是流程,现在是习惯。
上个月有个女孩来办卡,十八岁,刚考上大学,录取通知书还装在包里,露着一个角。
她把通知书放在柜台上,说:“姐姐,我要办张卡,学校要打生活费。”
我拿起来看了一眼。
南江师范学院。
“恭喜。”我说。
“谢谢姐姐。”她笑得眼睛弯起来,“我以后要当老师。”
我把卡递出去。
“当老师好。”我说,“记得用你自己的名字。”
她愣了一下,大概没听懂。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说,“就是提醒你,名字这个东西,签在哪儿,都得自己认。”
她抱着卡走了,出门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低头叫下一个号。
“请A038号客户到三号窗口。”
我的工牌挂在胸前,蓝色的,上面印着我的名字。
林昭。
这两个字,我用了十二年,才真正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