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乡镇企业发展研讨会”结束后的几天，董玉兰的生活节奏仿佛被上紧了第二根发条。她依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踏着晨露出门，披着星月归家。但她行动的轨迹和重心，已经发生了微妙而坚定的转变。
之前，她是广撒网的捕手，在各个潜在的销售点游弋。现在，她更像一个精准的猎手，目标明确——快速清空库存，不惜小幅降价，只为将所有的“货”都变成实实在在、可以随身携带、随时动用的“活钱”。
她的销售策略变得更加灵活和大胆。对于机关大院那些有稳定收入、注重隐私的客户，她维持原价，但会附赠一双尼龙袜或一个小巧的电子计算器钥匙扣，巩固这条优质人脉。对于青年工人聚集的文化宫、公园，她适当让利，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对于那个发展起来的“下线”青工，她进一步降低了批发价，鼓励他开拓更多校园里的学生客户——他们对这些新奇玩意有着天生的狂热。
每一天，她那个藏在杂物间角落的蛇皮袋就瘪下去一块，而藏在各处、用油纸和破布包裹的钞票则越来越厚实。她甚至开始有意识地兑换一些全国粮票——这玩意儿在某些时候，比现金还硬通。
这天下午，她刚从城西一个大学家属院出来，成功将最后几块带夜光的电子表卖给了一位准备送给儿子当生日礼物的老教授。她摸了摸挎包里那厚厚一沓温热的钞票，心里计算着：加上之前的，她的流动资金已经突破了两千五百元大关。在这个普通工人年薪不过四五百元的年代，这是一笔名副其实的巨款。
她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绕道去了市中心的百货大楼。不是去买东西，而是去进行一场更重要的“市场调研”。她需要知道，除了电子表、尼龙袜这些“小玩意”，还有哪些从南方来的、利润更丰厚的“大件”值得她下次冒险。
百货大楼里人头攒动，商品比起几年前已经丰富了不少，但依然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她直接略过那些需要大量布票、工业券的柜台，目标明确地走向手表、化妆品、呢绒面料和成衣柜台。
她在上海牌手表柜台前驻足良久，记下了几种不同型号的价格和需要的工业券数量；她在化妆品柜台，仔细询问了雪花膏、头油的产地和价格；她在卖“的确良”衬衫和呢子大衣的柜台前，默默观察着哪些款式最受欢迎，询问是否有从上海、广州来的“新样子”。
她的目光冷静而锐利，大脑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飞速地运算着差价、体积、重量、运输风险以及潜在利润。一块上海牌手表，在这里卖一百二十元加十张工业券，如果能从南方以更低价格或者用现金直接买到，其中的利润空间将远超电子表。一件广州产的时髦呢子大衣，其利润更是可观。
这些，都将是她下一次南下的目标清单。
当她信步走到卖旅行用品的柜台时，目光被一个深蓝色、印着白色“上海”字样、看起来敦实耐用的帆布旅行包吸引住了。它静静地挂在货架上，材质厚实，针脚细密，金属搭扣闪着冷硬的光泽。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个边角已经磨损、显得寒酸局促的旧牛皮包，又想到那个只能装些零碎、根本无法承担长途运输任务的蛇皮袋。未来，她需要走得更远，带回来的东西更多、也更值钱。她需要一个结实、体面、能装下她野心和希望的伙伴。
“同志，这个旅行包多少钱？”她指着那个包，声音平静。
年轻的女售货员正无聊地织着毛衣，头也没抬：“十八块五，外加一张工业券。”
价格不菲，几乎是一个普通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周围几个也在看包的顾客听到价格，都咋舌走开了。
董玉兰几乎没有犹豫。她需要它。这不仅是一个包，更是一个象征，一个告别过去窘迫、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宣言。
“给我拿一个。”她从包里数出钱和一张宝贵的工业券，递了过去。
售货员惊讶地抬起头，打量了一下这个穿着普通却出手大方的年轻姑娘，这才放下毛衣，起身取包。
董玉兰接过沉甸甸的新旅行包，手指拂过厚实的帆布面料，一种踏实和可靠的感觉从指尖传来。她当场就把旧牛皮包里的东西——笔记本、钢笔、零钱、剩下的几双尼龙袜——转移到了新包里，然后将旧包毫不犹豫地塞进了柜台旁的垃圾桶。
拎着新包走出百货大楼，夕阳的金辉洒在“上海”两个字上，熠熠生辉。她感觉自己的脚步更加坚定有力。
然而，就在她走到百货大楼侧面的巷口，准备去公交车站时，迎面撞上了一个她此刻最不想见到、也以为不会再有什么交集的人——周志刚。
他推着一辆哐当作响的旧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半空的网兜，里面似乎只有一个铝制饭盒。他穿着一身沾着油污的工装，头发乱蓬蓬的，脸上带着下班后的疲惫和一种挥之不去的郁气。两人狭路相逢，都猛地停住了脚步。
周志刚的脸上瞬间像打翻了调色盘，惊讶、尴尬、难堪、怨恨……最后统统沉淀为一种复杂的、带着强烈审视意味的阴沉。他显然早就听说董玉兰“出差”回来了，而且肯定从大院里那些愈发离奇的流言蜚语中，拼凑出了一个他既不屑又隐隐不安的形象。
董玉兰迅速压下心头泛起的一丝厌恶，眼神恢复成一潭深不见底的寒水，淡漠得如同看一个路边的石子。她不想在他身上浪费哪怕一秒钟，侧身就要从他旁边绕过去。
“董玉兰！”周志刚却像是被她的无视刺痛了，猛地开口，声音干涩沙哑，带着一股压抑的火气。
董玉兰脚步停住，但没有回头，只留给他一个冷硬而疏离的侧影。
“你……”周志刚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憋了几秒，才挤出一句别别扭扭的话，“你……最近怎么样？”这话听起来像是关心，但语气里的探究和那股酸溜溜的味道，却暴露了他真实的心思。
“很好。”董玉兰的回答简洁得像冰碴子，“不劳费心。”
周志刚被这毫不客气的冷淡噎得脸色发青，尤其是在人来人往的街口，他感觉周围似乎有目光投过来，让他脸上更加挂不住。那点残存的不甘和莫名的控制欲（仿佛觉得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脱离了掌控）让他语气变得生硬起来，带着几分指责：“听说你跑南方去了？一个女的，人生地不熟，瞎跑什么？也不怕……也不怕被人骗了？出了事谁负责！”
这话里藏着毒针，既是贬低她的能力，也是在暗示她行为不端。
董玉兰终于缓缓转过身，目光像两把冰冷的刮刀，从他沾着油污的衣领刮到他闪烁不定的眼睛。
“周志刚同志，”她的声音清晰而冰冷，每一个字都像小石子一样砸过去，“我想我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我和你，早就没有任何关系。我去哪里，做什么，是我的自由和本事。是好是歹，我自己承担，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外人”两个字，她咬得格外重，像一记无形的耳光，狠狠扇在周志刚脸上。
周志刚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周围确实有路人放缓了脚步，好奇地看过来。这种公开的羞辱让他羞愤交加，理智的弦瞬间崩断。他猛地踏前一步，压低声音，几乎是咬着牙根恨恨道：“董玉兰！你别他妈得意！你以为出去瞎混几天就了不起了？就穿新包了？（他瞥了一眼她手里崭新的旅行包）一个女人能成什么事！靠着不知什么手段弄来的钱瞎嘚瑟，早晚有你栽跟头、哭都找不着坟头的时候！”
他的话语粗俗而恶毒，充满了得不到就毁掉的嫉恨。
董玉兰却笑了，唇角勾起一丝极淡却冰冷刺骨的嘲讽，仿佛在看一只狂吠的丧家之犬。
“我会不会栽跟头，是我的事。我哭不哭，也碍不着你。”她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倒是你，周志刚，有空在这里操心别人的前程，不如多操心操心自己。听说你上周去纺织厂相亲，人家姑娘嫌你家房子小、兄弟多，连杯糖水都没喝就走了？”
她轻飘飘的一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精准无比地捅进了周志刚最痛、最难以启齿的软肋。退婚后，他家境贫寒，本人工作平平、性格懦弱又眼高手低，在婚恋市场上早已成了老大难，接连碰壁，这在大院里早已是公开的笑话。
周志刚气得浑身发抖，手指着董玉兰，嘴唇哆嗦着，你了半天，却一个字也骂不出来，整张脸因为极致的愤怒和羞耻而扭曲得变了形。
“好自为之。”董玉兰懒得再欣赏他的丑态，扔下这四个字，拎着那只崭新的、象征着新起点的旅行包，挺直脊背，步伐沉稳而有力地径直离开，再也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周志刚僵在原地，像一尊被遗弃在路边的耻辱柱，承受着过往行人或好奇或鄙夷的目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终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和滔天的怨恨。
这个小插曲，像一颗投入湖面的小石子，在董玉兰心中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激起，反而像一块磨刀石，更清晰地磨砺了她的决心——必须更快、更彻底地远离这个令人窒息的泥潭，远离这些只会拖拽她、诋毁她的蛆虫，奔赴那片属于她的、广阔自由的天地。
她走到公交车站，平静地等待着公交车。心里盘算的，已经是下一步更具体的计划：手头的现金，足够她南下启动一次小规模的“大宗”贸易了。但是路线、交通工具、落脚点、采购清单、如何运回……千头万绪，都需要周密计划。
研究所和顾知行那边，依旧没有消息。她不能干等。
也许，是时候再去一趟城北的货运站了？或者，火车站那些神通广大的“票贩子”和“地头蛇”，虽然风险大，但或许也能提供一些特殊的渠道信息？
夜色渐渐笼罩下来，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董玉兰拎着新包，踏上哐当作响的公交车，目光投向窗外流光溢彩却又陌生疏离的城市。
未雨绸缪，方能从容不迫。
前方的路或许迷雾重重，或许荆棘密布，但她已别无选择，只能一往无前。
她深吸一口气，将周志刚那张怨毒的脸彻底抛诸脑后，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而锐利。
未来的路，就在自己脚下，靠自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