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亲之后的日子，过得如同白驹过隙。刘家急于将女儿嫁出，付建国也想早日完成这个责任，给母亲一个交代。婚期被定在了定亲后的半个月，一个适合“冲喜”的日子。
付家老屋没有多余的钱来操办一场体面的婚礼。李明秀和付茂壹尽了最大的努力，将老屋彻底打扫了一遍，用红纸剪了一些简单的窗花和“囍”字，贴在窗户和门板上。那艳丽的红色，在老屋那陈旧的土墙上显得格格不入，反而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凄凉。
付建国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买了些最基本的食材，又凑钱向邻村的亲戚借了几张桌椅。他没有去县城置办任何昂贵的家具或衣物，只为刘秀兰添置了一件崭新的蓝色粗布棉袄，这是他能给她的，最大的体面。
他依然穿着那件略显局促的旧中山装，作为新郎的礼服。
在准备的过程中，付建国始终保持着一种麻木而机械的状态。他像在准备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仪式，将所有情感都抽离了出去。他的心思，早已从“新郎”的身份上剥离，转而计算着这笔开销会让他未来的生活变得有多么艰难。
婚礼当天，没有锣鼓喧天，没有热闹的鞭炮声，更没有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
付建国只带着付茂壹和两个年轻的侄子，步行去刘家接亲。他没有新郎的喜悦和期待，只感到一种沉重的、必须去完成任务的压抑感。
刘秀兰穿着那件崭新的棉袄，头顶被一块红盖头象征性地盖着。她被母亲搀扶着走出家门，姿势略显笨拙。在母亲的指令下，她像一个布偶一样，缓缓地迈步。她没有新娘的娇羞，也没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只是眼神茫然，仿佛一切都与她无关。
回到付家老屋，简单的拜堂仪式开始了。
在亲戚们和前来看热闹的村里人的注视下，付建国和刘秀兰完成了这几个动作。
“一拜天地——”付建国动作僵硬。
“二拜高堂——”李明秀眼含热泪，一半是喜悦，一半是心酸。
“夫妻对拜——”当两人面对面时，付建国清晰地看到了刘秀兰眼神里的空洞，以及她嘴角那抹突兀的、没有缘由的傻笑。
这笑声，在寂静的堂屋里显得格外刺耳。付建国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他感到无比屈辱，但他知道，这是他必须承受的代价。
婚礼最热闹的部分，是中午的婚宴。付建国勉强摆了四张桌子，邀请了双方至亲和一些相熟的邻里。
村里人大多是来看热闹的，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对付建国“四十岁老光棍”终于娶妻的嘲讽；有对他娶了一个“疯婆娘”的同情；更有对付家未来命运的好奇。
在婚宴上，刘秀兰成了所有人注视的焦点。她不能像正常新娘一样给客人敬酒、寒暄。她只是被母亲安排坐在角落里。
当有人逗她，或者周围声音嘈杂时，刘秀兰就会发出奇怪的笑声，有时是“咯咯”的傻笑，有时是近乎尖锐的“嘿嘿”声。这笑声一出，周围的谈话声就会瞬间停滞，气氛变得极其尴尬。
付建国不得不一次次地起身，向客人赔笑、解释、敬酒，以弥补妻子带来的尴尬。他像一个救火队员，用他所有的尊严和礼貌，维持着这场寒酸婚礼的体面。
“建国啊，你真是个好人。这媳妇，能生养就行，别的你就别指望了。”一位老伯喝了酒，拍着付建国的肩膀，语气中满是同情。
付建国知道，这是村里人最真实的声音。他心中的那份孤独和屈辱，在这一刻达到了极致。他娶了一个妻子，却比单身时更加寂寞。
婚宴草草收场。村里人散去后，付家老屋重新恢复了压抑的平静。
付建国没有饮酒，他坐在药案前，看着桌子上凌乱的残局，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悲剧预感。
他已经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理想和尊严，换取了这份沉重的责任。他知道，这不是一场婚姻的开始，而是一场孤独无援的漫长战役的开端。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交流、没有理解、没有情感共鸣的家。
刘秀兰被李明秀送进了新房。付建国没有进去，他只是坐在外屋的椅子上，听着屋里传来的细微动静。
他知道，他要承担起这份责任。他不是为了刘秀兰而娶她，而是为了完成一个儿子对母亲的孝道，和一个男人对家族的义务。
他心中的那份悲凉，像冬日的寒风，浸入骨髓。他摸了摸桌上那枚沾着喜糖的铜币，眼神复杂。他用铜币赌赢了婚事，却输掉了自己的人生。
付建国最终起身，走进新房。他看着躺在床上，依然眼神茫然的刘秀兰。他没有爱，只有一份深沉的怜悯和责任。
他知道，从今往后，药臼的撞击声将不再是他排解寂寞的唯一方式。他必须用他的全部精力，去支撑起这个因为他牺牲而建立起来的，寂寞而残缺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