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是绿色的,像一片巨大的、被压平的叶子,裹着三百多个年轻的身体,在华北平原上轰隆北行。
林晓梅靠在硬座车窗边,看着外面飞快倒退的杨树。那些树的叶子已经黄了,在十月下午的光里,像无数片薄薄的金子。她想起离家前母亲偷偷塞进她行李底层的三块金币——真正的老货,民国时期的。“万一……”母亲只说了一半,眼睛就红了。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车厢前部有人在领唱,起初只是几个声音,后来汇成一片。林晓梅的嘴唇机械地动着,声音却卡在喉咙里。她上海家里的唱片机也常放这首歌,但配的是父亲的巴赫。两种旋律在她脑子里打架,打得她太阳穴突突地跳。
歌声渐弱时,她收回目光,第一次认真打量对面座位上的人。
三个男生。靠窗的那个北京口音,白净,正低头读一本书。书用《红旗》杂志的封皮仔细包着,但林晓梅从侧面瞥见了内页——不是杂志常用的粗糙纸张,是那种发黄、柔软的书页。男生读得很入神,睫毛在颧骨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他旁边的男生正相反,浓眉大眼,嗓门洪亮:“咱哈尔滨人不怕冷!我妈给我带了五斤红肠,全是肉,肥瘦相间——”他拍着膝盖上的帆布包,油渍已经从布缝里渗出来一点。
“到了北大荒,”第三个男生开口,天津口音,声音不高却带着刺,“老鼠肉都是好的。赵建国,你那红肠撑不过一个月。”
被叫做赵建国的哈尔滨小伙愣住,脸涨红了:“王援朝,你少唬人!国家能让我们饿着?”
“国家?”王援朝冷笑一声,转脸看向窗外,“国家让你来,可没说怎么让你活。”
气氛僵住了。坐在林晓梅旁边的姑娘轻轻碰了碰她胳膊——是苏曼丽,她中学同学,也是这节车厢里唯二的上海人。苏曼丽用眼神示意:别掺和。
这时,坐在王援朝旁边的另一个北京男生开口了,声音温和:“援朝也是好心提醒。咱们都得节约粮食,听说头一年最苦。”他朝赵建国笑笑,“我叫李志强,北京三十五中的。建国,你红肠要是真多,到时候分我一口,我拿家里的炒面跟你换。”
李志强的圆场打得笨拙,但赵建国脸色缓和了些:“成!咱们东北人讲义气!”
林晓梅的目光又回到靠窗那个读书的男生身上。他似乎完全没听见这番对话,翻了一页书。就在那一瞬间,林晓梅看清了书脊上几个褪色的小字:“普希金诗选”。
她的心轻轻一跳。
父亲的书房里也有这本书,精装本,1957年的版本。去年抄家时,红卫兵把它和许多其他书一起扔进火堆。父亲站在一旁,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那天晚上,林晓梅听见书房里有压抑的、动物般的呜咽声。
“你看什么?”男生突然抬起头,目光直直撞上她的。
林晓梅猝不及防,脸一下子热了:“我……你的书……”
“书怎么了?”男生的眼神警惕起来。
“没什么,”林晓梅稳了稳声音,“就是觉得,现在还能静下心看书的人,不多。”
男生打量她两秒,神色松动了些:“周卫东。北京四中的。”
“林晓梅。上海向明中学的。”
周卫东点点头,没再说话,但把书往怀里收了收,没再继续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林晓梅有些愧疚——她害他不敢看了。
列车广播突然响起:“革命知识青年同志们!我们即将通过山海关!山海关是万里长城东起点,自古就是关内关外的分界线。跨过山海关,就是真正的北大荒了!那里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车厢里响起一阵骚动。人们纷纷挤向车窗。
林晓梅也转头望去。先是长长的城墙在远处起伏,灰色,沉默,像一条死去的巨龙的脊背。然后城墙到了眼前,又迅速被抛在后面。就那么一刹那,她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留下了——她知道,回不去了。
“过了关了。”苏曼丽小声说,声音发颤。
“嗯。”林晓梅应了一声。她看见对面周卫东也在看窗外,嘴唇抿得很紧。
赵建国站起来大声说:“过了山海关,就是咱东北的地界了!同志们,我给你们唱个东北民歌!”
他真的唱起来,声音洪亮却跑调:“乌苏里江水长又长啊……”
有人跟着哼,有人笑。王援朝闭着眼,嘴角向下撇着。李志强轻轻打着拍子,眼神却飘向窗外,那里面有一种林晓梅熟悉的茫然——她在家里的镜子里见过同样的神情。
黄昏时,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了十分钟。大家拥下车活动腿脚。站台上满是绿军装、绿挎包,一张张年轻的脸在暮色里显得模糊。林晓梅看见周卫东独自走到站台尽头,从怀里掏出那本书,迅速翻了几页,又塞回去。
她犹豫了一下,跟了过去。
“你也喜欢普希金?”她问得直接,自己都惊讶。
周卫东猛地转身,见是她,松了口气,但眼神还是警惕的:“你怎么知道是普希金?”
“我父亲有这本书。”林晓梅说,“他最喜欢《致大海》。”
周卫东沉默片刻,低声念道:“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和闪耀着娇美的容光。”
林晓梅自然地接下去:“好像是用友的忧郁的怨诉,好像是他在临别时的呼唤,我最后一次在倾听,你悲哀的喧响,你召唤的喧响。”
两人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惊讶和某种迅速建立起来的、秘密的共鸣。
“你父亲……”周卫东问得谨慎。
“教师。在检讨。”林晓梅简短地说,转而问,“你呢?为什么带这本书?”
周卫东望向北方的天空,那里已经出现了第一颗星星:“我母亲塞给我的。她说,到了看不见海的地方,心里要有一片海。”
广播催促上车。往回走时,周卫东突然说:“小心点。书的事,别让人知道。”
“我知道。”林晓梅说。她当然知道。她行李底层的金币,苏曼丽藏在棉袄夹层里的外婆的翡翠戒指,都是需要小心的事。
回到车厢,气氛变了。也许因为过了山海关,离真正目的地近了,最初的兴奋褪去,不安开始弥漫。有人低声哭起来,是个圆脸的南方姑娘,想家。旁边的人拍着她的背,但说不出安慰的话——大家都想家。
赵建国不再炫耀红肠,而是仔细地数着包里还有几个冻梨。王援朝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眉头紧锁。李志强试图组织大家玩接龙游戏,应者寥寥。
夜里,列车在黑土地上持续向北。林晓梅睡不着,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外面是真真切切的漆黑,偶尔有零星的灯火,孤零零的,迅速被黑暗吞噬。她想象着那些灯火下是什么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她自己,正被载向无数灯火中的某一盏——或者根本没有灯火的地方。
“看,星星。”对面传来周卫东的声音。他也醒着。
林晓梅抬起头。东北的星空果然不一样,更低,更密,银河像一条发光的、巨大的河,横过头顶。
“我父亲说,迷路的时候可以看北斗星。”周卫东说,“可如果我们去的地方,连路都没有呢?”
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
凌晨时分,气温明显下降。林晓梅从行李箱里翻出母亲织的厚毛衣套上。苏曼丽凑过来,小声说:“晓梅,我害怕。”
林晓梅握住她的手。两只手都是冰凉的。
广播再次响起时,天刚蒙蒙亮:“同志们!我们即将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北安站!请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向阳屯的贫下中农已经在车站迎接大家!”
车厢里响起杂乱的声响。人们匆忙地收拾,有人打翻了水壶,有人找不到手套。赵建国大声嚷嚷谁穿了他的袜子,王援朝冷冷地说“都一样,到了那儿都得穿统一的”。
林晓梅把围巾系紧,看了一眼对面。周卫东已经把那本《普希金诗选》用油布仔细包好,塞进行李箱最底层。两人目光相遇,他朝她轻轻点了点头。
列车嘶鸣着减速。窗外出现了低矮的站台,木质站牌上“北安”两个字模糊不清。站台上站着一群人,穿着厚重的棉袄,男人戴狗皮帽子,女人围着深色头巾。他们的脸是黑红色的,刻着风吹过的痕迹,静静地、好奇地看着这列载满城市年轻人的绿色长龙。
林晓梅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痛了她的肺。
车门打开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跳上车厢,脸冻得通红,声音却洪亮:“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们!欢迎来到北大荒!我是向阳屯生产大队的书记,陈大柱!大家拿好行李,排队下车!咱们屯来了大车接,还有三十里路呢!”
队伍缓慢地移动。林晓梅跟着人流走下火车,第一脚踩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时,她踉跄了一下——地面冻得太硬了,像踩在铁板上。
寒气瞬间穿透了她的棉衣。那是她从未经历过的冷,不是南方湿冷的渗透,而是干燥的、锋利的、像无数小刀子同时割过来。她看见苏曼丽的脸瞬间白了。
站台上,本地人自动站成一排,打量着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林晓梅注意到一个姑娘,大约十八九岁,围着红头巾,眼睛很大,好奇又有些害羞地看着他们。她身边站着一个年轻汉子,高个子,宽肩膀,应该是拖拉机手,他的目光扫过这群知青,最后落在林晓梅身上,停留了几秒。
“排好队!点名!”陈书记拿着名单,“我念到名字的答应一声,然后上指定的车!咱们分三批走!”
“周卫东!”
“到!”周卫东提起行李。
“林晓梅!”
“到!”林晓梅向前一步。
“赵建国!”
“在这儿呢!”
“王援朝!”
沉默。
“王援朝来了没?”
“来了。”天津口音懒洋洋地响起。
“李志强!”
“到!到!”
点名继续。林晓梅站在寒风里,看着自己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迅速消散。她抬起头,看向来时的铁路线,它向南延伸,最终消失在白色的地平线后。
那条线,是他们与过去生活唯一的、脆弱的连接。
而现在,它断了。
“知青同志们!”陈书记喊道,“咱们唱个歌,鼓鼓劲!《我们走在大路上》——预备,起!”
歌声在站台上响起,参差不齐,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林晓梅张开嘴,这次,声音出来了,混在众人的声音里,消失在北大荒无边无际的天空下。
那个红头巾的本地姑娘好奇地看着他们唱歌,然后转向身边的拖拉机手,说了句什么。拖拉机手摇摇头,从怀里掏出一个烤土豆,掰了一半给她。
林晓梅突然感到一阵尖锐的饥饿——不是胃的饥饿,是某种更深的东西。她意识到,在这个陌生的、严寒的地方,她所熟悉的一切:上海弄堂里的梧桐树,父亲书房里的墨香,母亲炖的冰糖肘子,甚至那些令人恐惧的抄家和批斗——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这里只有冻硬的土地,陌生的面孔,和即将开始的、完全未知的生活。
周卫东站在她前面几步远的地方,背影挺直。赵建国在兴奋地和旁边的人说东北有多好。王援朝独自一人,仰头看着天。李志强在帮助一个女生提大箱子。
这些昨天还是陌生人的人,现在成了她未来生活中最熟悉的人——或者,将成为彼此命运中深深纠缠的藤蔓。
“上车!”陈书记一挥手。
林晓梅拎起行李箱,走向那辆覆着霜的解放牌卡车。车厢板上结着冰,她爬得很吃力。一只手伸过来——是周卫东。
她握住那只手。很凉,但有力。
卡车发动时,那个红头巾的本地姑娘突然跑过来,仰头对车上喊:“俺叫孙秀兰!俺爹是屯支书!欢迎你们来!”
她的笑容很真诚,在冻红的脸上格外显眼。
林晓梅朝她挥了挥手。
卡车驶出车站,拐上一条土路。路两旁是无边无际的荒草,枯黄,在风中起伏如海。远处有黑色的树林,再远处是青灰色的山峦轮廓。
“那就是小兴安岭。”司机是个本地汉子,回头喊了一声,“咱们向阳屯就在山脚下!”
风吹得人睁不开眼。林晓梅把脸埋进围巾,最后看了一眼来路。北安站的站台已经看不见了,只有那条铁轨,细得像一根线,最终也消失在荒原里。
她转过头,面向前方。
路还很长。
而1968年的冬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