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卫生院那栋两层小楼，在1994年夏天的深夜里，像一头蹲伏在黑暗中的怪兽。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红色的砖，雨水冲刷出的污迹从楼顶一直延伸到墙根。只有急诊室那扇门上方亮着一盏灯，惨白的光晕在夜色中晕开一小圈，飞蛾扑棱棱地撞着灯罩。
林秀抱着玲玲冲进那圈光晕时，肺里像有把刀在割。
从家属院到卫生院，三公里路，她光着脚跑了二十分钟。脚底板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到疼，只有每次落地的瞬间，能感觉到温热黏腻的血从伤口渗出来，在水泥路上留下一个个模糊的湿印子。怀里的玲玲越来越沉，两岁的孩子平时轻飘飘的，这会儿却像块烧红的铁，烫得她胸口发麻。
“医生——医生救命——”
她撞开急诊室的玻璃门，门上的弹簧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惯性让她往前踉跄了几步，差点跪倒在地，最后关头用手撑住了墙。石灰墙皮粗糙的质感硌进掌心，她喘着粗气，声音嘶哑得几乎发不出声。
急诊室里只有一盏日光灯，嗡嗡地响着，光线冷白，照得一切都没有温度。靠墙一张木头长椅上，歪着个醉汉，打着震天的呼噜。护士台后面，一个年轻的小护士正趴在桌上打盹，听到动静，迷迷糊糊抬起头。
“同志，你……”
小护士话没说完，视线落在林秀怀里，脸色变了。
玲玲的小脸已经从通红转为一种不正常的青紫，嘴唇发绀，呼吸急促而浅，胸口剧烈起伏，像条离水的鱼。薄被松开了，露出里面瘦小的身体，林秀刚才跑的时候才发现，孩子身上那件小汗衫已经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皮肤上。
“医生！快叫医生！”小护士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面上刮出刺耳的声音。她绕过护士台冲过来，伸手想接孩子，又停住了——玲玲的状态太吓人，她不敢乱动。
“王医生！王医生！”小护士转身朝里间跑，白大褂的下摆扫过门框。
林秀站在原地，保持着抱孩子的姿势，手臂因为长时间用力而不住发抖。她低头看玲玲，孩子的眼皮在颤动，却没有睁开，嘴唇微微张开，发出嗬嗬的气音。她想起前世，玲玲最后烧坏脑子之前，也是这样，呼吸声越来越弱，最后就没了声音。
不。
“玲玲，玲玲你看妈妈……”她声音发颤，腾出一只手轻轻拍孩子的脸，“玲玲醒醒，妈妈在这里，妈妈带你看病了……”
没有反应。
里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医生快步走出来，没穿白大褂，只穿了件洗得发黄的短袖衬衫，扣子都没扣全，显然是刚从值班室床上被叫起来。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还带着睡意，但看到玲玲的瞬间，那点睡意立刻散了。
“抱过来！”医生的声音很沉，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林秀几乎是扑到诊台前。那是张刷着绿漆的铁皮桌子，桌面坑坑洼洼，有些地方漆皮都掉了，露出底下暗红的铁锈。医生示意她把孩子放上去，玲玲小小的身体躺在冰冷的铁皮上，本能地蜷缩了一下。
“什么时候开始烧的？多少度？”医生一边问，一边翻开玲玲的眼皮看瞳孔，又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体温计——那是根水银体温计，顶端的金属头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傍晚……不，是下午四五点。”林秀语无伦次，手死死攥着衣角，“我下班回来就发现她烫，我想送医院，我婆婆不让，说捂汗……捂出汗就好了……”
她说得颠三倒四，医生却听懂了。他眉头拧成疙瘩，把体温计甩了甩，撩开玲玲的衣领，将体温计夹进孩子的腋下。玲玲似乎感觉到了冰凉，身体又抽搐了一下。
“捂汗？”医生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压抑的怒气，“这么小的孩子高烧捂汗，你们是想害死她吗？！”
林秀的眼泪毫无预觉地涌出来。不是哭，是生理性的，控制不住。泪水模糊了视线，她用力眨眼，想把眼前看清楚。医生严厉的斥责像巴掌扇在她脸上，可她连解释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一遍遍重复：“对不起，对不起……”
“温度计要五分钟。”医生没再看她，转身从墙边的铁皮柜里拿出听诊器，那听诊器的胶管已经发黄，金属听头也有些氧化。他把听头焐热了，才贴到玲玲胸口。
诊室里很安静，只有听诊器在玲玲前胸后背移动时细微的摩擦声。医生的表情越来越凝重，眉心那道竖纹深得像刀刻的。他又抬起玲玲的下巴，看了看喉咙，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个手电筒，让林秀帮忙掰开孩子的嘴。
手电筒的光照进去，喉咙深处一片红肿。
“急性喉炎合并肺炎。”医生放下手电筒，语气很重，“已经出现呼吸困难了。再晚半天，气道完全堵住，孩子就没了。”
“没了”这两个字像锤子砸在林秀太阳穴上。她眼前黑了一下，手撑住桌沿才没倒下去。
五分钟到了。医生抽出体温计，对着灯光看。水银柱停在一条细细的红线上，他沉默了两秒，报出数字：“四十度一。”
林秀的腿彻底软了。她靠着诊台，指甲抠进铁皮桌面的缝隙里，粗糙的边缘割得手指生疼，但这疼让她保持着最后一点清醒。
“医生，救救她，求求你……”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有钱，我刚拿了钱，多少钱都行……”
医生看了她一眼。目光扫过她光着的、流血的脚，扫过她身上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扫过她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的手。那目光里有审视，有疑惑，最后化作一声很轻的叹息。
“小张！”他朝护士台那边喊。
刚才那个小护士跑过来：“王医生？”
“准备吸氧，地塞米松5毫克静脉推注，青霉素皮试，阳性就换红霉素。”医生语速很快，一边说一边在处方笺上刷刷写字，“先开放静脉通路，补液，物理降温。通知药房，准备雾化吸入的药品。”
“是！”小护士接过处方笺，小跑着出去了。
医生这才转向林秀，语气稍微缓和了些：“孩子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赵玲玲，两岁三个月。”
“家长姓名？”
“林秀。双木林，秀丽的秀。”
医生在病历本上记录，钢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住址？”
“纺织厂东区家属院三排三号。”
“联系电话？”
林秀摇摇头：“家里没电话。”
医生笔尖顿了顿，没再问。他写完最后几个字，合上病历本：“去缴费吧。先交五十押金，多退少补。”
林秀手忙脚乱地去摸怀里的信封。那个牛皮纸信封被她贴身放着，已经有些皱了。她抽出五张十块的——崭新的票子，还带着油墨味。指尖碰到钱的时候，她脑子里闪过王翠花数钱的样子，一张一张，抚得平平整整。
“给。”她把钱递过去。
医生没接，朝护士台方向示意：“去那边缴费处。”
缴费处就在护士台旁边，一个小窗口，里面坐着个年纪大些的护士，正打着哈欠。林秀把钱递进去，换来一张手写的收据，蓝色的复写纸印出两行字：赵玲玲，押金五十元。下面盖着红色的卫生院财务章。
她把收据紧紧攥在手心，纸边割着掌心的嫩肉。
回到诊室时，小护士已经推着治疗车进来了。车上摆着不锈钢托盘，里面是针管、针头、棉签、碘伏瓶。玲玲被抱到了里间的观察室，躺在一张窄窄的病床上，床头挂着输液架。
“家属在外面等。”小护士拦住要跟进去的林秀。
林秀扒着门框，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往里看。观察室比诊室更简陋，墙壁下半截刷着绿色的墙裙，上半截是惨白的石灰墙。天花板上吊着一根电线，挂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玲玲小小的身体陷在白色的床单里，几乎看不见。
王医生戴上橡胶手套——那手套已经有些发黄，指尖甚至有几个细小的破洞。他先用酒精棉擦了玲玲的手背，皮肤上显出青色的血管，细得像线。然后他拿起针头，针尖在灯光下闪过一点寒光。
林秀的心揪紧了。
针尖刺进皮肤的瞬间，玲玲的身体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也许是高烧让她没什么力气，那声哭很微弱，像小猫叫，但在寂静的观察室里格外清晰。林秀的手死死抠着门框，木刺扎进指甲缝里，她感觉不到疼。
一针，两针。皮试针，静脉留置针。玲玲的哭声渐渐弱下去，最后只剩下抽噎，小小的胸膛一起一伏。
固定好留置针，接上输液管。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顺着塑料管流下来，流进玲玲细小的血管里。小护士又拿来一个氧气面罩，扣在玲玲口鼻处，乳胶的带子绕过她小小的后脑勺。
“好了，等药效上来温度应该能降一点。”王医生摘下手套，走到水池边洗手，一边洗一边说，“要留院观察至少二十四小时。你去办住院手续吧，观察室没床位了，得去后面病房楼。”
“病房……多少钱一晚？”林秀哑着嗓子问。
“普通病房一天三块，加床一天一块五。”医生甩了甩手上的水，转头看她，“孩子这情况，至少得住三天。”
三天。普通病房就是九块，加床就是四块五。再加上刚才的五十押金，还有后续的药费……
林秀脑子里飞快地算着。怀里那个信封，八十七块三毛六。刚才交了五十，还剩三十七块三毛六。如果住加床三天，就是四块五，还剩三十二块八毛六。吃饭呢？她和玲玲一天至少得一块钱，三天三块，还剩二十九块八毛六。
还有她偷来的那一千块。那一沓崭新的十元钞票，用牛皮纸捆得整整齐齐。那是她和玲玲的救命钱，也是她们未来活下去的唯一本钱。不能用，至少现在不能用。王翠花很快就会找来，如果发现钱少了这么多，一定会报警。虽然她拿的是自己家的钱，但在这个年代，儿媳妇偷婆家的钱，说出去没人会觉得她有理。
“我住加床。”她听见自己说，声音很平静，“谢谢医生。”
王医生看了她一眼，那目光很深，但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去找护士办手续吧。”
手续办得很快。一张住院单，上面写着玲玲的名字、年龄、诊断。林秀在“家属签字”那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笔迹很稳，不像手还在发抖的人写的。
然后她抱着玲玲——孩子还在昏睡，但呼吸似乎平稳了些——跟着小护士去病房楼。病房楼在卫生院后面，要穿过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冠在夜色里黑沉沉的，蝉在树上嘶鸣，一声高过一声。
病房在一楼，走廊很长，两边是病房门。夜里很安静，只有某个病房传出压抑的咳嗽声。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陈旧的霉味。小护士推开103的门，里面摆了四张病床，都有人，靠门那张床边加了一张窄窄的折叠床。
“就这儿。”小护士压低声音，“夜里别开大灯，影响其他病人休息。有情况按床头铃。”
“谢谢。”林秀低声说。
小护士帮她一起把玲玲放在加床上。孩子太小，加床对她来说都显得宽。林秀把玲玲放好，盖上医院提供的薄被——白色的，洗得发硬，有股漂白粉的味道。玲玲似乎感觉到了，眉头皱了一下，但没醒。
输液瓶挂在床头自制的架子上，一根铁丝弯成的钩子。氧气面罩还戴着，玲玲的呼吸声透过面罩传来，比之前顺畅了些。
小护士出去了，轻轻带上门。
病房里很暗，只有走廊的灯光从门上的玻璃窗透进来一点。林秀在加床边坐下，折叠床的铁架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她伸手探了探玲玲的额头，还是烫，但似乎没有那么灼人了。
她就这样坐着，握着玲玲没有输液的那只小手。小手软软的，因为发烧而干燥，指腹有细细的纹路。她一根一根手指地摩挲过去，从拇指到小指，再从手背到手心。
前世玲玲的手。那双手后来因为脑膜炎后遗症，总是微微痉挛，拿东西不稳，吃饭会洒，写字歪歪扭扭。她带玲玲去省城的大医院看过，医生说神经损伤不可逆，只能做康复训练。康复训练一次三十块，她拿不出。王翠花说：“一个赔钱货，治什么治。”
她就真的没再治。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铁栅栏的影子投在地上，一格一格的，像牢笼。林秀看着那影子，忽然想起前世最后一天。1999年冬天，她带着玲玲在河边洗衣。河水结了薄冰，她蹲在石阶上，手冻得通红。玲玲歪着脖子站在她身后，小声说：“妈，我冷。”
她说：“再洗两件就回家。”
然后她起身，眼前一黑，就栽进了河里。河水真冷啊，刺骨的冷。她在水里扑腾，看见玲玲在岸上哭，想伸手去拉她，可水太冷，手冻僵了，动不了。水漫过头顶时，她想，也好，玲玲一个人，应该能活得好些。
可她错了。她死后，玲玲被送进了福利院。她飘在空中看见的，玲玲在福利院里，因为歪脖子，被其他孩子欺负，一个人缩在墙角，不哭也不闹。
不。
林秀的手猛地收紧，玲玲在睡梦中嘤咛了一声。她赶紧松开，轻轻拍孩子的胸口。
这一次，不会了。
她低头，从怀里摸出那个旧包袱。在黑暗里慢慢解开，露出里面的东西。那件旧工装外套，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她没去碰那沓钱，只把散钱和粮票拿出来，数了数。
三十七块三毛六。二十六斤粮票。五尺布票。三张工业券。
还有那两枚金戒指。她在黑暗里摊开手心，戒指躺在掌心，很轻，几乎没有重量。但她知道，在1994年，这两枚戒指至少值两百块。如果去黑市，可能更多。
她把戒指重新包好，塞回最里层。然后把剩下的钱和粮票分装。十块钱贴身放着，这是紧急备用。五块钱放在外套口袋，这是这几天的饭钱。剩下的二十二块三毛六，用一块手帕包好，塞在袜子里——袜子是她刚才在急诊室洗手间里从玲玲的小包袱里翻出来的，洗干净了但还没穿。
做完这些，她重新坐回床边。
玲玲的呼吸均匀了些，小胸脯一起一伏。输液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落，在寂静的夜里发出轻微的滴答声。林秀盯着那液体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涩。
她开始想。不是漫无边际地想，而是一条一条，像列清单一样。
第一，天亮了，王翠花一定会找来。可能带着赵建国，可能带着厂里保卫科的人。她必须准备好说辞。钱的事，就说只拿了八十七块三毛六，是给玲玲看病的救命钱。那一千块和戒指，打死也不能承认。
第二，玲玲至少要住院三天。这三天，她得想办法弄吃的。医院食堂一顿饭最便宜也要三毛，一天就是九毛，三天两块七。她和玲玲两个人，就是五块四。她还有五块钱，够，但紧巴。
第三，出院以后住哪里。不能回那个家，死也不能回去。桥洞，防空洞，或者……她想起前世听人说过，火车站候车室夜里可以让流浪汉待，但人多眼杂，不安全。
第四，钱。她需要钱。八十七块三毛六，看起来不少，但在1994年，不够她和玲玲活一个月。她得想办法赚钱。纺织厂的工作肯定回不去了，就算回去，工资也被王翠花把着。她要自己干。
可是干什么？她一个高中毕业的女工，除了在纺织厂挡车，什么也不会。不，她还会点别的。前世在河边洗衣房，她跟一个老裁缝学过踩缝纫机，虽然只会最简单的直线。还有，她字写得不错，高中时作文还得过奖。还有……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1994年8月，市里要办第一届商品交易会。就在文化宫广场。前世她远远看见过，广场上飘着好多彩色气球，玲玲说“妈妈，气球好漂亮”。那时她兜里只有两毛钱，连个气球都买不起。
气球。
她眼睛亮了一下。交易会，人一定很多。小孩子看见气球就走不动道。如果她去买些气球，在会场外面卖……
不，等等。买气球要本钱。一个气球批发价多少？她不知道。但可以去问。还有，光卖普通气球不行，得有点花样。她记得前世在河边捡到过一本破旧的画报，上面有米老鼠的图案。如果能在气球上画点卡通……
思路到这里卡住了。她不会画画。而且就算会，一个一个画，也来不及。
月光移动了，从地上移到墙上，又慢慢爬上病床。玲玲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小嘴咂巴了一下，喃喃地叫了声“妈妈”。
林秀俯身，在女儿汗湿的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
“妈妈在。”她低声说，“玲玲不怕，妈妈这次一定保护好你。”
窗外，夜色开始变淡。东边的天际泛起一抹极浅的灰白，像褪了色的旧布。远处传来第一声鸡鸣，悠长而清晰，划破寂静。
天快亮了。
林秀坐直身体，把玲玲的小手轻轻塞回被子里。她走到窗边，透过铁栅栏看向外面。卫生院的小院子里，已经有早起的人在走动，穿着病号服，慢慢地散步。
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而她，必须在这新的一天里，找到她和玲玲活下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