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二十八年,重庆。五月四日,黄昏。
张梓谋站在朝天门码头的石阶上,看江水从脚下流过。长江在这里拐了个急弯,水势湍急,浑浊的浪头拍打岸石,溅起白沫。远处,嘉陵江汇入,两江交汇处,水面开阔,像一张摊开的、皱巴巴的牛皮纸。
他咳嗽了一声,痰里带着血丝。掏出那个自制的小喷雾瓶,对准喉咙喷了两下。麻黄和细辛的辛辣气味直冲脑门,气管暂时扩张了些,但心跳也跟着加速——咚,咚,咚,像有人在胸腔里擂鼓。
“张先生,”身后传来脚步声,是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人都到齐了。”
张梓谋没回头,只问:“来了多少?”
“三百多人,大多是学生,还有些工人。都挤在夫子庙那边,情绪很激动。”
“激动就好。”张梓谋把喷雾瓶收进内袋,整了整衣领,“不激动,我这场戏白演。”
他转过身,往夫子庙方向走。朝天门到夫子庙不过一里路,但他走得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哮喘病这几个月越发重了,夜里常常喘不上气,要坐着睡。组织上让他去延安,去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养病,他拒绝了。
“重庆不能走,”他对上级说,“我在这儿演了三年‘忠心耿耿的国民党文人’,戏台子刚搭稳,不能拆。”
上级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梓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的本钱,就是这条随时会断的气。”他笑,笑得咳起来,咳得弯下腰,像只虾米。
夫子庙到了。庙前的空地上黑压压挤满了人,大多是年轻人,穿着学生装、工装,也有穿长衫的。他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河山!”
“团结抗日,共赴国难!”
声浪一波高过一波,震得张梓谋耳膜发疼。他挤进人群,有人认出了他:“是张先生!张先生来了!”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张梓谋走到临时搭起的高台前,抬头看了一眼——台子是用几张八仙桌拼的,上面铺着红布,布上放了个铁皮喇叭。简陋,但够了。
他深吸一口气,踏上台阶。每一步,胸口都像被钝器重击。但他脸上的笑容没变,甚至更灿烂了些。这是他在上千次演讲中练出的本事:越难受,越要笑;越想咳,越要憋着。
站到台上,他先没说话,只是环视台下。三百多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那些眼睛里燃烧着愤怒、悲怆、还有一丝近乎天真的期待——期待从他嘴里听到什么,听到能让他们热血沸腾、奋不顾身的话。
张梓谋拿起喇叭,清了清嗓子。声音通过铁皮放大,带着嗡嗡的回响:
“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站在重庆的土地上,站在长江边上——而长江的那一头,我们的南京,已经沦陷一年零五个月了!”
台下响起愤怒的吼声。
“一年零五个月!”他提高音量,声音嘶哑,但有力,“我们的兄弟姐妹,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我们的母亲河长江,被敌人的炮火染红!而我们,我们这些侥幸活着的人,在这里做什么?在这里喊口号?在这里掉眼泪?”
人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他。
张梓谋顿了顿,手按在胸口——不是做戏,是真的疼。但他知道,这个动作能增加戏剧效果。果然,台下有人低呼:“张先生身体不好,还来给我们演讲……”
“我身体是不好,”他接着说,声音低下来,像在说一个秘密,“我有哮喘,喘起来像拉风箱,像要死了一样。但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诉苦的,是来问各位一句:我们,到底还要忍多久?!”
最后四个字,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吼完,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他弯下腰,咳得撕心裂肺。台下响起惊呼,有人要冲上台扶他,他摆手制止,直起身,抹掉嘴角的血沫:
“看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子!病夫!东亚病夫!但我们能一辈子做病夫吗?!”
“不能!”台下响起雷鸣般的回应。
“对!不能!”张梓谋举起右手,握成拳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炎黄子孙!是岳飞的后人!是文天祥的传人!我们的祖先,能‘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们呢?我们连喊痛的资格都没有吗?!”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在颤抖,身体也在颤抖。一半是演的,一半是真的。真的那部分,是愤怒——对日寇的愤怒,对政府软弱无能的愤怒,对这个病入膏肓的时代的愤怒。
“今天,五·四,”他放缓语气,像在跟老朋友谈心,“二十年前的今天,北平的学生走上街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二十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不是要造反,不是要闹事,我们只是想说:中国人,还没死绝!中国人的骨头,还没软!”
台下有人哭了。抽泣声像瘟疫一样蔓延。
张梓谋看着那些年轻的脸,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巨大的悲哀。这些孩子,最小的不过十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他们本该在学堂里读书,在工厂里做工,在田间地头劳作。可现在,他们站在这里,举着标语,喊着口号,眼睛里燃烧着必死的决心。
他们知道吗?知道这场战争有多残酷?知道子弹打在身上有多疼?知道人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他知道。他太知道了。
十三岁那年,重庆大轰炸,第一颗燃烧弹落下来时,他正背着妹妹稚娘往防空洞跑。妹妹七岁,左耳缺一轮,家里人说那是“佛耳”,主贵。可佛没保佑她。燃烧弹炸开的瞬间,他把妹妹护在身下,热浪和冲击波把他掀翻。等他醒来,妹妹已经成了一团焦黑的东西,怀里还死死抱着他那把木刻的青龙刀——刀柄烧弯了,铜皮卷着妹妹小小的身体。
从那天起,他就知道,这世上没有佛,没有神,只有血,只有恨。
“同胞们!”他重新举起喇叭,声音因激动而颤抖,“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哭的!是来发誓的!发誓要赶走日寇!发誓要收复河山!发誓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用像我们这样,站在这里,喊这些本该不必喊的口号!”
“赶走日寇!收复河山!”台下山呼海啸。
张梓谋喘了口气,胸口疼得像要炸开。他看了眼天色——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他压低声音,像在分享一个秘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一个坏消息,但也是好消息。”
人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竖起耳朵。
“今天早上,我得到确切情报,”张梓谋一字一句,“日本特务机关已经盯上了我们这次集会。他们派了人混在人群里,拍照,登记,准备秋后算账。”
台下响起一阵骚动。
“怕吗?”张梓谋问。
“不怕!”有人喊。
“对!不怕!”张梓谋笑了,那笑容里带着狠劲,“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从现在开始,大家听我指挥,分批撤离。学生从左边走,工人从右边走,穿长衫的先生们,麻烦你们留在最后,掩护年轻人先走。”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人群,在几个可疑的身影上停留了一瞬——那是他早就安排好的同志,穿着便衣,混在人群里,负责盯梢日本特务。
“记住,”他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做的事,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是为了有一天,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能站在这里,堂堂正正地说:中国,是我们的中国!长江,是我们的长江!”
“中国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口号声中,人群开始有序撤离。张梓谋站在台上,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从他面前经过。有人向他鞠躬,有人向他挥手,有人含着泪,喊:“张先生保重!”
他笑着点头,挥手。直到最后一个人消失在暮色里,他才放下喇叭,腿一软,差点栽倒。
一只手扶住了他。是那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年轻人。
“张先生,没事吧?”
“没事,”张梓谋摆摆手,又是一阵咳嗽,“日本特务那边……”
“都盯住了,跑不了。我们的人已经跟上去了,今晚就能端掉他们在南岸的窝点。”
“好。”张梓谋摸出喷雾瓶,又喷了两下。这次,手抖得厉害。
“张先生,您这身体……”
“死不了。”张梓谋直起身,看着远处江面上渐渐亮起的渔火,“走,回吧。晚上还有任务。”
年轻人扶着他,慢慢走下高台。夕阳彻底沉下去了,天边只剩一抹暗红,像干涸的血。
二
张梓谋的住处在上清寺附近,一栋不起眼的小阁楼。阁楼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墙上贴着一张地图,用红蓝铅笔圈圈画画;书桌上摊着稿纸,写了一半的社论,标题是《论持久战之我见》。
他脱掉外套,挂在门后,然后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打开,里面不是衣物,而是一台小型发报机,几本密码本,还有一把手枪——勃朗宁M1900,俗称“枪牌撸子”,是组织上配发给他的。
他熟练地装好发报机,戴上耳机,开始调频。手指按动电键,发出有节奏的“嘀嗒”声。这是在向延安发报,汇报今天集会的情况,以及日本特务窝点的位置。
发报完毕,他拆了机器,放回木箱。然后坐到书桌前,点起煤油灯,继续写那篇社论。
“……夫持久战者,非消极拖延之谓也。必也积极防御,以空间换时间;必也发动民众,以人心为长城;必也团结御侮,以全国之力,抗一隅之敌……”
写到一半,咳嗽又上来了。他捂住嘴,咳得撕心裂肺,痰盂里很快积了一摊带血的痰。他摸出喷雾瓶,发现已经空了。
该死。他骂了一句,从抽屉里翻出药包——麻黄、细辛、甘草,自己配的药。走到墙角的小煤炉边,生火,煎药。
药罐咕嘟咕嘟冒着泡,苦涩的气味弥漫开来。张梓谋坐在炉边的小凳上,看着火苗跳动,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成都武侯祠边上的家里,母亲也是这样给他煎药。
那时他哮喘还不重,只是换季时发作。母亲总是一边扇火,一边念叨:“谋儿啊,你这身子,将来可怎么讨媳妇。”
他当时怎么说来着?哦,他说:“我不要媳妇,我要像关二爷一样,单刀赴会,斩颜良诛文丑。”
母亲笑,笑着笑着就哭了:“傻孩子,关二爷那是戏文里演的。咱们普通人,能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就是福气。”
平安。这个词离他太远了。
药煎好了,他倒出一碗,吹凉了,一口气灌下去。苦,真苦,苦得他舌头发麻。但苦过之后,气管确实通畅了些。
他回到书桌前,继续写社论。煤油灯的光晕在纸上晃动,像他此刻的思绪。
今天演讲时,他在人群里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程弈。
虽然戴了帽子,遮了半边脸,但他还是认出来了。那个曾经在伦敦学画、眼睛亮得像星子的少年,如今成了上海滩小有名气的“程老板”,跟日本人做生意,跟青帮称兄道弟,活成了他最不耻的样子。
程弈也看见他了。四目相对时,程弈的眼神躲闪了一下,随即恢复如常,甚至还朝他点了点头。
张梓谋当时在台上,不能有任何表示。但他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程弈。刘重夏。徐逢秋。他们三个,曾经是伦敦留学生里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在泰晤士河边散步,一起在咖啡馆里争论国家的前途,一起发誓学成归国,要改变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现在呢?徐逢秋去了苏区,生死未卜;刘重夏在上海开诊所,做地下联络;程弈……程弈在做什么?在帮日本人卖鸦片?在给汉奸当走狗?
张梓谋握笔的手紧了紧。笔尖戳破稿纸,墨水洇开一团。
他忽然想起刘重夏。那年夏天,他们在上海碰头,在刘重夏的诊所里,三个人——他,刘重夏,徐逢秋——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窗外下着雨,诊所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中药混合的气味。
刘重夏给他们泡茶,用的是上好的蒙顶山茶。茶汤澄黄清亮,她端茶的姿势很稳,手腕不抖,眼神平静。
“组织上决定,”徐逢秋说,“我撤离上海,去苏区。重夏继续留守,负责沪宁线的联络。梓谋去重庆,利用你的公开身份,做统战工作。”
张梓谋当时问:“程弈呢?他知道多少?”
徐逢秋沉默了一下,说:“程弈……已经断了联系。他父亲生意失败后,他就变了。组织上评估过,他不可靠。”
刘重夏没说话,只是低头喝茶。但张梓谋看见,她端茶杯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
“重夏,”徐逢秋看着她,“你要小心。程弈如果找你,不要见他。”
“我知道。”刘重夏说,声音很轻。
后来徐逢秋先走了,说要去准备行李。诊所里只剩张梓谋和刘重夏。雨还在下,敲打着窗户,啪嗒啪嗒。
“重夏,”张梓谋开口,“你……后悔吗?”
刘重夏抬眼看他:“后悔什么?”
“后悔走上这条路。后悔跟我和逢秋搅在一起。你本来可以好好开你的药店,治病救人,安稳过一生。”
刘重夏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水面的涟漪:“梓谋,你相信命吗?”
“不信。”张梓谋说,“我只信手里的刀,信枪里的子弹。”
“我信。”刘重夏说,“我祖父说,我生来就是还债的命。既然要还,那就还大的。个人的安稳是小债,国家的兴亡是大债。我还大债,不亏。”
张梓谋当时没听懂。现在懂了。
还债。他和刘重夏,和徐逢秋,和千千万万走在暗夜里的人,都是在还债。还这个国家欠下的债,还这个民族欠下的债。
药劲上来了,胸口没那么疼了。张梓谋放下笔,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带着江水的湿气。
远处,南岸的方向,隐隐传来枪声。
很轻微,像爆竹,但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张梓谋侧耳听了一会儿,嘴角浮起一丝冷笑。端掉了。日本特务的窝点,端掉了。
他关上窗,回到书桌前,继续写社论。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食叶,像细雨润物。
“……故曰:持久战非权宜之计,乃根本之策。以我之地大物博,耗敌之师老兵疲;以我之人众心齐,抗敌之骄横残暴。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中华民族!”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放下笔,长长吐出一口气。
窗外,天快亮了。东方的天际泛起鱼肚白,江面上晨雾弥漫。
又是一夜未眠。
又是一天将始。
三
五月五日,上午。张梓谋被敲门声惊醒。
他睡得很浅,几乎是敲门声响起的同时就睁开了眼。手摸到枕头下的枪,握住,才问:“谁?”
“是我,老周。”
是那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年轻人。张梓谋松了手,起身开门。
老周进来,脸色不太好看:“张先生,出事了。”
“说。”
“昨晚端日本特务窝点的时候,我们的人暴露了。现在全城戒严,军统和警备司令部都在抓人。”
张梓谋心里一沉:“损失多少?”
“三个同志被捕,两个牺牲。我们这条线……可能不安全了。”
张梓谋沉默了片刻,走到窗前,撩开窗帘一角往外看。街上果然多了很多穿黑制服的警察,还有穿中山装、戴礼帽的特务,挨家挨户盘查。
“你的身份应该还没暴露,”老周说,“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建议你立即转移。”
“转移去哪里?”
“成都。那边有同志接应。”
张梓谋摇头:“我不能走。我在重庆经营了三年,好不容易搭起的戏台子,不能就这么拆了。”
“可是张先生,您的身体……”
“身体是小事。”张梓谋转过身,看着老周,“你知道昨晚的集会,为什么能成功?”
老周愣了一下。
“因为我张梓谋,是国民党当局认可的‘爱国文人’,”张梓谋一字一句,“我写的社论,上过《中央日报》;我做的演讲,市长亲自捧场;我骂日本人,骂得越狠,他们越觉得我‘忠心’。这个身份,是我最好的掩护。我走了,谁来接这个戏台?”
老周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你回去告诉组织,”张梓谋说,“我留下。让他们把被捕同志的家庭信息给我,我想办法营救。还有,通知其他同志,暂时蛰伏,不要轻举妄动。”
“可是……”
“没有可是。”张梓谋的语气不容置疑,“这是命令。”
老周看着他,眼圈红了:“张先生,您这是……这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啊。”
张梓谋笑了,笑得咳起来。咳完了,他说:“我这条命,十三岁那年就该死了。是多活了这么多年,赚了。现在,该把赚的,还回去了。”
老周走了。张梓谋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喘了口气。胸口又开始疼了,像有只手在攥着他的心脏。
他从怀里掏出那个小喷雾瓶——空的。药也喝完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里面有一个小铁盒。打开,是一把纸折的青龙偃月刀。很小,巴掌大,但折得很精细,连刀柄上的花纹都清晰可见。
这是妹妹稚娘折的。那年她六岁,看戏看了关公,回来就用彩纸折了这把刀,送给他:“哥哥,你是关公,我是周仓,我给你扛刀。”
他当时笑着接过,说:“好,哥哥是关公,保护你一辈子。”
可他没保护好她。重庆大轰炸,她死在他怀里,那把木刻的青龙刀成了她的陪葬。这把纸刀,是她留给他唯一的念想。
张梓谋拿起纸刀,摩挲着粗糙的纸面。纸已经泛黄了,边角磨损,但他一直带在身边,从成都到重庆,从重庆到上海,再回重庆。
关公走麦城,败了,死了。但关公的精神没死——忠义,气节,宁死不降。
他张梓谋不是关公,他没那把青龙偃月刀,他只有一把勃朗宁,还有这随时会断的气。但他有忠义——对民族的忠,对同志的义。他有气节——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
这就够了。
他把纸刀放回铁盒,收好。然后坐到书桌前,摊开稿纸,开始写今天的社论。标题他想好了,就叫《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写到一半,咳嗽又来了。这次来得更猛,他捂住嘴,咳得整个人蜷缩起来。痰盂里,血越来越多。
他摸出怀表看了看时间——上午十点。还早,还能再写一篇。
擦掉嘴角的血,他继续写: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窗外的警笛声时远时近,像这个时代沉重的呼吸。
写到“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时,敲门声又响了。
这次很急,很重。
张梓谋放下笔,把稿纸塞进抽屉,然后起身,整理了一下衣领,走到门后。
“谁?”他问,声音平静。
“开门!警备司令部的!”外面是粗鲁的吼声。
张梓谋深吸一口气,手放在门把上。
门开了。
(第三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