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四月,香港北角的春天,是在霉斑和潮气中到来的。
林琼缨第一次看见“唐楼”,是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午后。七层高的灰色建筑像一根巨大的火柴盒,密密麻麻的窗户像火柴盒上的小孔,每一孔后面都住着一户人家。外墙的灰泥在雨水浸泡下斑驳脱落,露出里面暗红的砖块,像伤口结了痂又裂开。
“到了。”二叔林建强停下脚步,指了指楼梯间旁那道铁门,“七楼,顶楼。夏天热,但租金便宜些。”
林琼缨仰头望去。狭窄的楼梯盘旋而上,每一级台阶的边缘都被磨得光滑发亮。楼道里弥漫着复杂的味道:煤烟味、饭菜味、霉味,还有不知从哪家飘出的中药味。墙壁上贴满了各种招贴——寻人启事、租房信息、跌打损伤的广告,层层叠叠,像这个城市的皮肤,写满了生活的褶皱。
铁门打开,一股更浓的霉味扑面而来。
单元很小,小到林琼缨站在门口就能看清全貌:两间窄小的卧室,一个勉强能转身的客厅,角落里隔出个厨房,厕所在走廊尽头,是整层楼四户人家共用的。总面积大概二十几平米,却要挤下七口人——父亲林建章、母亲李素珍、五个孩子,还有从梅州跟来的老佣人福婶。
“将就着住吧。”林建强帮着把行李搬进来,额头上都是汗珠,“现在香港房子紧俏得很,日本人占了三年,好多房子都被炸了。能找到这间不容易,月租八十五港币,我先垫了三个月。”
林建章站在门口,看着逼仄的空间,想说什么,却剧烈咳嗽起来。那咳嗽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像要把肺都咳出来。李素珍忙扶他在唯一那张木板床上坐下,从行李中翻出药瓶,倒水,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
“阿爸。”林琼缨走过去,握住父亲的手。那只手冰凉,掌心都是冷汗。
林建章勉强笑了笑,摸摸女儿的头:“没事,阿爸没事。”
可所有人都知道,他有事。从梅州到香港这一路颠簸,让他的肺病加重了。咳血的次数越来越多,脸色也越来越苍白。
傍晚,李素珍开始收拾。床给林建章睡,她和福婶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打地铺。林琼缨和姐姐林琼绫、弟弟林华青则睡在客厅的地板上——所谓的“地板”,其实就是水泥地,铺上几张草席,就是床了。
“阿缨,带弟弟妹妹去洗脸。”李素珍吩咐着,手里不停,把几件还能穿的衣服叠好,放进那个从梅州带来的藤箱里。
林琼缨听话地带着弟妹去公共厕所。厕所很小,一个蹲坑,一个水龙头。水龙头滴着水,在水泥地上积了一小摊。她拧开水龙头,水很凉,带着铁锈味。她先给弟弟林华青洗脸,然后是妹妹林琼玉。四岁的琼玉小声说:“阿姐,这里的水不好闻。”
“将就着用。”林琼缨压低声音,“阿妈说了,咱们初来乍到,不能太讲究。”
洗漱完回到房间,天已经黑了。李素珍点起煤油灯——电是有的,但要省着用。昏黄的灯光在墙壁上投下晃动的影子,那些霉斑在光线下显出诡异的形状,像地图上陌生的版图。
窗外,香港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电车的叮当声从远处传来,忽远忽近,像这个城市的脉搏。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用的是林琼缨听不懂的粤语,调子拖得长长的,带着某种奇异的韵律。更远处,似乎有人在唱歌,女人的声音,哀婉缠绵,被夜风吹得支离破碎。
“阿姐,我怕。”琼玉钻进林琼缨怀里,小声说。
林琼缨搂紧妹妹,没有说话。但她自己心里也在打鼓。这里没有承德楼的天井,没有天井里那株老梅树,没有梅花的香气,没有祠堂里长明的烛火。只有狭窄的空间,陌生的声响,和父亲压抑的、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不怕。”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却努力让自己听起来坚定,“阿公说了,林家人,到哪里都不怕。”
可是真的不怕吗?她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林建强带他们去办手续。
排队的地方在湾仔一处政府楼前,队伍长得看不到头。大部分都是新来的难民,拖家带口,脸上写满了疲惫和迷茫。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尘味,还有隐隐的绝望。
林琼缨站在母亲身边,看着前面的人群。一个妇人因为听不懂粤语,填错了表格,被办事员不耐烦地训斥:“痴线!睇清楚再填啊!”(傻瓜!看清楚再填啊!)
妇人涨红了脸,低着头,不敢回嘴。她身边的孩子吓得直往母亲身后躲。
“记住。”林建强压低声音对侄女说,“在香港,少说话,多做事。被人欺负了……能忍就忍。”
林琼缨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生疼。她想起阿公说的“骨头是硬的”,想起那块玉佩,想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现在,硬骨头好像会吃亏。
轮到他们时,办事员是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脸色冷淡。林建强用粤语跟他交流,递上各种证明文件。男人看了看,嘟囔了一句:“又系大陆客。”(又是大陆来的。)
林琼缨听懂了。她的粤语还不好,但这句听懂了。她抬起头,直视那个办事员。男人察觉到她的目光,愣了一下,随即移开视线,快速办好手续,把几张纸塞过来。
“配给证。”林建强接过,仔细收好,“以后买米、买油、买糖都要凭这个。每个月定量,不够的自己想办法。”
生活艰难,却也得过下去。
李素珍很快找到了活计——去成衣厂接了些缝扣子的手工活。一箩筐的成衣,缝一个扣子一分钱,她从早缝到晚,手指被针扎得满是针眼,一天能挣两三毛钱。福婶去帮人洗衣,洗一桶衣服五分钱,要自己挑水、烧水、捶打、晾晒。
而林琼缨,这个七岁的小姑娘,成了家里的“小管家”。
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先烧水,给父亲煎药。药罐是林建强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缺了个口,但还能用。她把药材放进罐里,加三碗水,小火慢煎。药味很快弥漫了整个房间,苦涩中带着草木的清香。
药煎好,端给父亲。林建章往往已经醒了,靠在床头咳嗽。他接过药碗,一饮而尽,眉头都不皱一下。
“阿爸苦不苦?”林琼缨问。
“不苦。”林建章摸摸女儿的头,“阿缨煎的药,怎么会苦呢。”
然后是做早饭。米是配给的糙米,带着糠皮,要仔细淘洗。灶台太高,她踩在一个小凳子上才能够着。煮粥、炒菜——通常只是些青菜,油要省着用,盐也不敢多放。但她学得快,很快就能煮出一锅不稀不稠的粥,炒出一盘咸淡适口的菜。
弟弟妹妹起床后,她要帮他们洗脸、穿衣、梳头。琼玉的头发细软,总是不听话,她就耐心地一遍遍梳,编成两条整齐的小辫子。
早饭后,李素珍和福婶出门做工,林琼缨收拾碗筷、打扫房间。说是打扫,其实就是把草席卷起来,把水泥地扫一扫,擦一擦那张唯一的桌子。房间太小,很快就能收拾完。
然后她开始做手工——李素珍接的活太多,做不完,她就帮忙缝一些简单的扣子。针很细,线要穿过小小的扣眼,她的眼睛很快就酸了。但她不喊累,一针一针地缝,手指被针扎破了,含在嘴里吮一吮,继续缝。
中午,她要准备午饭。下午,有时要去排队买配给品。队伍总是很长,她个子小,常常被人挤到后面。但她不急,就安静地排着,手里拿着那本蓝皮笔记本,趁排队的时间认字。
笔记本上已经写了很多字。有她在梅州时学的,有父亲教的,还有她自己从报纸上、招帖上认的。她不懂意思,就先记下形状,回家再问父亲。
六月,林建章的病情急转直下。
那天夜里,他咳得特别厉害,最后咳出一口血,暗红色的,溅在草席上,像一朵诡异的花。李素珍慌了,福婶也慌了。林建强连夜赶来,把他送进了东华医院。
医院里挤满了人,伤兵、难民、病人,呻吟声、哭声、咳嗽声混成一片。医生检查后,脸色凝重:“肺痨,晚期。要住院,要用新药,但……”
“要多少钱?”李素珍问。
医生报了个数字。李素珍的脸瞬间白了。
林建强的薪水根本不够。他在洋行只是个低级文员,月薪一百二十港币,要养自己一家,还要接济哥哥这边,早已捉襟见肘。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李素珍一直在摸手腕。那里原本有一对绞丝银镯,是从梅州带来的,是她最后的嫁妆之一。前几天已经当掉了一只,现在,她摸着剩下的那只,眼神空洞。
到家后,她把林琼缨叫到跟前。
“阿缨,”李素珍的声音很轻,“阿妈可能要当掉最后这只镯子了。”
林琼缨没说话。她看着母亲的手,那只手曾经抚琴、写字,如今粗糙、干裂,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线头。
“可是当了镯子,以后怎么办?”她问。
“以后……”李素珍的眼泪掉下来,“以后再说以后。”
她真的去了当铺。回来时,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港币。她把钱数了又数,包在手帕里,塞进衣服最里层。
那天晚上,林琼缨看见母亲坐在煤油灯下,拿着那块翡翠玉佩看了很久很久。手指摩挲着玉佩温润的表面,莲心那点嫣红在灯光下格外醒目。
最终,李素珍把玉佩重新挂回女儿脖子上。
“这个,不能当。”她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你外祖母传下的,是咱们李家的根。再难,也不能动。”
林琼缨摸着胸前的玉佩,用力点头。
从那天起,她开始更节省。
买菜时,她不再只在最近的街市买,而是多走两条街,货比三家,买最便宜的菜尾——那些被挑剩下的、有些发蔫的青菜,价格能便宜一半。卖菜的大婶看她年纪小,有时会多给她一把:“细路女,拎得动吗?”(小姑娘,拿得动吗?)
弟妹的衣服破了,她学着缝补。没有布,就从旧衣服上拆下还能用的部分,补在破洞上。针脚歪歪扭扭,但总算能把破洞遮住。
甚至,她开始去菜市场捡菜叶。不是捡垃圾,是捡那些摊主不要的、最外层的菜叶。洗干净,焯水,拌点盐,也能当一道菜。
客家女子的韧性,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开始显现。
七月,该上学了。
附近的圣马太小学学费太贵,一学期要三十港币,根本负担不起。林建强打听了一圈,最后找到了北角街坊福利会办的义学——免学费,只需自备书本。
开学第一天,林琼缨起得特别早。
她穿上那件洗得发白但浆洗得笔挺的蓝布衫——是母亲用旧衣服改的,袖口接了一截,颜色稍微有点不同,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书包是李素珍用几块旧布料缝的,虽然简陋,但结实。
义学在一栋旧唐楼的一楼,教室很简陋,桌椅都是旧的,有些腿还不稳。但黑板是新的,粉笔也有,比林琼缨想象的好多了。
她走进教室时,里面已经坐了不少孩子。大部分都是本地穷苦人家的孩子,衣服打着补丁,脸也不太干净。看见她进来,几个男孩交头接耳,然后哄笑起来。
“大陆妹!捞妹!”
林琼缨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她听懂了,这些词她在街上听过,是本地人对内地难民的蔑称。她攥紧了书包带子,指甲掐进掌心,但脊背挺得笔直,走到一个空位坐下。
先生进来了,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姓陈,说一口带潮汕口音的粤语。他开始讲课,林琼缨努力听,但只能听懂零星几个词。她看着黑板上的字,那些字她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她翻开课本——是林建强从旧书摊淘来的,前一任主人用铅笔写了很多注释,字迹潦草,但能看清。
她对照着黑板和课本,一字一句地认。听不懂先生的话,就看他的口型,看他写字的手势。
下课后,那几个男孩又凑过来。
“喂,大陆妹,识唔识讲白话啊?”(喂,大陆来的,会不会说粤语啊?)
林琼缨抬起头,看着他们。她的心跳得很快,但她想起阿公的话,想起那块玉佩,想起自己是林家的女儿。
“识少少。”(会一点点。)她用生硬的粤语说。
男孩们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她会回答。其中一个还想说什么,被另一个拉住了:“算啦,上课啦。”
那天放学后,林琼缨没有直接回家。她去了附近的垃圾站——不是捡垃圾,是看那里有没有别人丢的旧报纸。果然,在一堆废纸里,她找到了几张还算完整的《华侨日报》。
她把报纸小心地抽出来,拍掉灰尘,折好放进书包。回到家,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她开始读报纸。
字很小,油墨味很重。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认,遇到不认识的,就圈出来。等父亲精神好些的时候,她就拿着报纸去问。
“阿爸,这个字念什么?”
林建章靠在床头,脸色蜡黄,但眼神很温柔:“‘繁荣’。繁荣昌盛的意思。”
“‘昌盛’呢?”
“昌盛就是兴旺、发达。”林建章咳嗽了几声,“阿缨为什么问这个?”
“报纸上说,‘香港战后亟待繁荣昌盛’。”林琼缨认真地念,“我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林建章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笑了:“阿缨,你比阿爸强。阿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只认得兵书上的字。”
“那阿爸教我粤语好不好?”林琼缨爬上床沿,“我想快点学会。学会了,就能听懂先生讲课,就能帮阿妈去买菜,就不会被人叫‘大陆妹’了。”
林建章的眼睛红了。他握住女儿的手,那只手很小,但掌心有薄茧,是干活留下的。
“好,阿爸教你。”
于是,病中的父亲成了她的第一个语言老师。从最简单的问候语开始,一个词一个词地学。林建章的粤语其实也不标准,带着客家口音,但他尽力教,林琼缨也尽力学。
“早晨”——早上好。
“多谢”——谢谢。
“食饭”——吃饭。
“返学”——上学。
“对唔住”——对不起。
她学得很快。两个月后,已经能用蹩脚但能听懂的粤语跟小贩讨价还价了。去买菜时,她不再只是指着菜不说话,而是会说:“阿婶,呢个菜点卖?”(阿姨,这个菜怎么卖?)
卖菜的大婶有时会逗她:“细路女,你边度人?”(小姑娘,你是哪里人?)
“梅州。”她回答,然后补充,“客家。”
“客家好啊,客家妹勤力。”(客家人好啊,客家女孩勤快。)
学校第一次小考,林琼缨得了全班第一。
陈先生当众表扬她:“林琼缨同学,虽然来得晚,粤语也不太好,但很用功,很聪明。大家要向她学习。”
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那几个曾经嘲笑她的男孩低下头,脸红了。下课后,一个叫阿珍的女孩凑过来:“阿缨,你好厉害。你怎么学的?”
林琼缨从书包里拿出那本蓝皮笔记本,翻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生字、注释、例句,还有她自己画的图解。
“多看,多记。”她说,“我阿公说,读书能明理。”
阿珍似懂非懂,但看她的眼神充满了崇拜。渐渐地,林琼缨在学校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她成绩好,又肯帮人,同学有不懂的都愿意问她。她也不藏私,耐心地讲解,直到对方听懂为止。
只是放学后,她从不跟人去玩。阿珍约她去附近的山坡摘野花,她摇摇头:“我要回家,家里还有事。”
家里确实有事。弟妹要照顾,饭要做,家务要收拾,手工活也要做。她像一个陀螺,从早转到晚,没有停歇的时候。
但她不抱怨。夜深人静时,她躺在草席上,摸着胸前的玉佩,想起梅州,想起承德楼,想起祖父。想起祖父说的:“林家人,到哪里都是林家人。”
她想,她现在明白了。林家人不是一定要住在承德楼里,不是一定要守着祖田。林家人是骨子里的一种东西,是饿死不偷、冻死不抢的骨气,是再难也要挺直脊梁的骄傲。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香港。
那天傍晚,林琼缨正在煮粥,忽然听见外面传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她跑到窗边,看见街上涌满了人。人们挥舞着青天白日旗,点燃鞭炮,敲锣打鼓,又哭又笑。
“阿妈!阿妈!”她大声喊。
李素珍从外面冲进来,手里还拿着没缝完的衣服。她跑到窗边,看着楼下的景象,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打完了……仗打完了……”她喃喃地说。
林琼缨握住母亲的手。母女俩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狂欢的人群。鞭炮声震天响,硝烟味弥漫开来,混着人们的欢呼声、哭声、歌声。
“阿妈,”林琼缨轻声说,“仗打完了,咱们能回梅州了吗?”
李素珍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她搂住女儿,久久没有说话。
仗是打完了,可梅州呢?承德楼呢?祖父呢?她们已经一年多没有收到梅州的来信了。兵荒马乱,音信隔绝,谁知道那边现在是什么光景?
九月,香港开始复苏。
林建强的洋行恢复经营,生意渐渐好起来。他的薪水涨了,能更多地接济哥哥一家。林建章的病情在用了新药后,也稳定了些。虽然还不能工作,但至少能下床走动了,有时还能在屋里慢慢走几圈。
一天晚饭时,林建章说:“阿缨该正式上学了。义学终究不正规,学不到什么东西。”
“可圣马太的学费……”李素珍犹豫。
“我去做工。”十四岁的林华青忽然开口。他已经是个半大小子了,肩膀开始宽起来,声音也在变粗,“我能挣钱。码头在招工,搬货,一天能挣五毛钱。”
“胡闹!”林建章斥道,“你才多大?读书才是正事!”
“阿爸。”林华青梗着脖子,眼眶红了,“我是长子,该撑起这个家。阿姐聪明,该让她好好读书。我……我没阿姐聪明,但我有力气。”
饭桌上沉默了。煤油灯的火苗跳动,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最终妥协的结果是:林琼缨去考政府补助的玛利诺修院学校,如果考上了,学费减免一半;林华青白天去一所工业学校学手艺,晚上去码头帮工;而林琼缨,除了读书,还要继续操持家务。
玛利诺修院的入学考试在一个晴朗的秋日。
学校在跑马地,红砖楼,尖顶,有宽敞的操场和明亮的教室。林琼缨站在校门前,深吸一口气。她穿着母亲连夜改制的“最好”的衣服——一件半新的蓝色连衣裙,领口绣着小小的白花。头发梳成两条整齐的辫子,用红头绳扎着。
考试持续了一上午。国文、算术、英文,还有面试。英文她几乎不懂,只能凭感觉猜。面试时,修女用英语问她问题,她听不懂,就用粤语说:“对不起,我不太会英文。”
修女笑了,改用粤语:“没关系。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学校?”
林琼缨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我想读书。我想学很多东西,想以后能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
修女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点点头。
一周后,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林琼缨考上了,而且是成绩优异,学费减免百分之六十。剩下的部分,林建强说他来出。
入学那天,她起得特别早。
穿上校服——白衬衫、蓝裙子,是母亲用便宜的布料照着样子做的,虽然粗糙,但浆洗得干干净净,熨得笔挺。书包还是那个布书包,但母亲在角落里绣了一朵小小的梅花,白色的线,几乎看不出来,但林琼缨知道它在哪。
站在玛利诺修院气派的红砖楼前,她握紧书包带子,深吸一口气。
“林琼缨。”她用粤语念自己的名字,字正腔圆。
从今天起,她是香港的学生了。可心里那个梅州承德楼的小姑娘,从未离开。她把翡翠玉佩贴身戴着,贴着心口,温温热热。那是故乡,是阿公,是林家将门风骨,在香江岁月里,沉默地生根,安静地发芽。
阳光很好,洒在红砖墙上,暖洋洋的。操场上传来其他学生的笑声,清脆、明亮,像这个城市渐渐复苏的生机。
林琼缨抬起头,走进校门。
前方是教室,是黑板,是未知的知识和未来。而身后,是那个挤着七口人的小房间,是病中的父亲,是操劳的母亲,是懂事的弟弟妹妹,是这一年来所有的艰难和坚持。
但她不怕。她是林琼缨。是林家的女儿。
玉佩在胸前,风骨在骨里。
香江岁月,这才刚刚开始。
【第4章·香江岁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