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确认了我在听之后，就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
我在工作区这头，透过单向玻璃，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三十平米的患者区，暖黄色的灯光像黄昏的余晖，把他枯瘦的身影拉成一道薄薄的剪影。
安静极了。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亮了又暗，亮了又暗，母亲大概在追问我到哪儿了。
但我没有看。刚才的着急是因为我本没有工作安排，心里还挂着和家人约好的晚餐。
可现在，门已经关上，黑暗已经在四周沉淀下来，我进入了工作状态。
所以我不急。
他在桌面上敲击着手指。右手，食指和中指交替落下，一声一声，不紧不慢，像钟摆在走。他在思考，或者在找一个开口的契机。我不催，甚至连呼吸都放慢了半拍。
时间在黑暗中一分一秒地爬过去。
二十五分钟。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这就是我的方式，给予他们独处的自由。
他忽然朝玻璃的方向微微侧了侧头，那双眼睛像是能穿透这面单向玻璃。
“沈医生，我可以抽根烟吗？”
声音沙哑，带着一种协商的意味。
“不可以。”
他顿了一下。那只已经伸进口袋的手慢慢抽了出来，手里握着一盒烟和一个打火机。他把它们重新塞回口袋，像是没发生过一样。
然后他咳嗽了一声。不是故意的清嗓，是那种从胸腔深处涌上来的、压抑不住的咳。他用手背捂住嘴，肩膀耸动了两下。
我按下通话键：“你如果坐着不舒服，可以躺着说。那边的按摩椅可以放倒。”
我是真心的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怕他久坐不舒服。
他摇了摇头。
他重新把双手交叉着放在桌面上，脊背挺得很直。那姿势不是刻意的笔挺，而是一种刻进骨头里的习惯，即使身体已经垮了，骨架还记得。
他深吸了一口气。
“嗯，从哪说起呢？”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问自己。
“先从那个，梦说起吧。”
2.
“公历1991年8月24日，星期六。”
他的声音忽然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干涩的沉闷，而是一种缓慢的、一字一句的叙述，像在念一封写了很久的信，很吸引人。
“那一天，是中元节。”
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像一个标点符号，把前面的时间和后面的内容切开。
然后他抬起眼，朝玻璃的方向看了一眼。
“沈医生，我用我朋友的口吻来说这个故事吧，这样更能方便你理解。”
我按下通话键：“好。”
他点了点头，像是在心里完成了某种切换。然后他重新开口，声音里多了一层东西，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一种更深沉的代入。
“当时我已经转了志愿兵，在江城军区的后勤部门。那天白天没什么特别的，也没有发生什么。很多人在这一天会烧纸给已故的亲人，但是我们在部队里，也没办法做这样的事情。傍晚时分就开始刮风了，到了八九点，天变得特别闷，闷得人喘不上气。”
他咽了一口唾沫。
“本来已经吹了号，各自熄灯就寝了，可我燥热难耐，翻来覆去就觉得心里绞得慌，怎么都睡不着。一开始还想一想身边的事，后来就直接数羊，好不容易睡着了，然后就梦见了……一个女人。”
他停了一下。
“你放心，不是那种难以启齿的男女之情。”
他做了点补充，声音低了下去。
“是我姐来了。”
我握着笔的手指微微一顿。
他闭了一下眼睛，像是在回忆那张脸。
“她穿着红色的衫子，上面有白色的小碎花。老式的棉布衫，领口是盘扣的。裤子是蓝色的，老粗布，洗得发白。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鞋面上沾着泥。”
他描述得很慢，每一个细节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打捞上来的。
“她梳着两条辫子，盘在脑后。脸上有雀斑，不多。皮肤因为常年务农，有点黑。她的嘴唇很薄，笑起来会抿着。虽然是个农村女人，但是她说话声音不大，总是轻声细语的，从来不大声喊。”
他睁开眼。
“梦里她朝我走过来，我就问她：‘姐，你怎么来了？’”
他模仿着梦里的语气，那声“姐”叫得很轻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我注意到他的眼眶微微泛红，但他控制住了。
“她说：‘根宝啊，不好意思啊，姐太笨了。本来是带了一篮子鸡蛋的，但是跌碎了。’”
他的声音忽然多了一种东西。不是悲伤，是一种很细的、像针尖一样的刺痛，藏在平铺直叙的语调下面。
“我听着不对，就仔细看了她一眼。她头发有点凌乱，不是那种刚睡醒的乱，是像被人拉扯过的。身上也脏兮兮的，衣服上有稻草，还有那种……粘稠的液体，应该就是她说的鸡蛋液吧。”
“我说：‘姐，你是不是来找耀哥的？他不是在国外学习吗？’”
他说出“耀哥”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变化，但敲桌面的手指又开始了。一下，一下，一下。
“她说：‘不是的。姐就是来找你的，姐要走了。你姐夫回国以后，托人带话让我去一趟江城，说他病了，请开拖拉机的人早上来载我去镇上坐最早一班车。’”
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要被白噪音盖过。
“我说：‘你等下要来江城吗？啥时候到？’”
“她说：‘姐去不了啦，拖拉机上，堆满了稻草，姐坐在稻草堆上，又要拿着鸡蛋又要拿着包，没抓稳，遇到一个坑，就跌下来了。’”
他停了下来。
整个黑屋里安静得像一个被抽空了空气的房间。白噪音还在响，细细密密的雨声落在虚拟的屋顶上，但我觉得那雨声离我很远。
我没有追问。我在等。
好像在回想，也或者在想怎么继续描述，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
“我就赶紧追问他，然后呢？受伤了吗，姐。”
“她说：‘拖拉机应该是听见了声响，天太黑了，他就倒车回来看，就压到我，来回好几下，不说了，不说了，姐要走了，只是可惜了肚子里这个孩子要跟我一起走了，姐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她就转身走了。我喊她，她不回头。我想追，腿动不了。我看着她走远，红色的衫子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了。”
3.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我也没有催。
监控台上的计时器显示，他已经说了将近四十分钟。我能看到他的呼吸变得有些不均匀，胸腔起伏的幅度在加大。
“当时，我猛地坐起来。”他的声音恢复了一些力度，“胸口闷得慌，像被人踩住了。我第一反应是看窗外，天还没亮，但已经不是那种浓黑，是一种发灰的颜色。然后我听见了乌鸦叫。”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模仿那个节奏。
“很凄厉的叫声。一声一声，压得人发慌。不是一只，是好几只，在窗外的树上。我抬头看了眼挂在墙上的时钟，凌晨四点二十五分。”
他说这个时间的时候，咬字特别清楚。每一个数字都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
“那种感觉，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后背像有人一直在扎你，一阵一阵地跳。不是疼，是那种，你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但你说不上来。你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告诉你，出事了。”
他的头微微低下去，双手交叉握在一起。
“我第一反应是去值班室打电话。我要给马家村打电话，问我姐在不在。”
他的语速忽然快了起来。
“但天还没亮透，当年打电话只能到村长家里，现在打，有点太早了。我硬熬着，一分一秒地数时间。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像有人在砸门。”
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
“好不容易熬到跑操结束，我第一个冲出去，做了申请，借了值班室的电话，拨了过去。那时候打电话不像现在，得先接总机，再转接，再等村里的大喇叭喊人。我等了大概有十分钟，那边才有人接起来。”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像是那个电话至今还没有挂断。
“那边怎么说？”我忍不住按下通话键，声音比我预想的要轻。
“马家村的人说，我姐不在家。”
“说一大早有拖拉机来接她，带她出去了。我问带去哪儿了，那边说不知道。我问谁开的拖拉机，那边说好像是村东头的。我再想问，那边就说忙，挂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像在自言自语。
“然后呢？”我问。
这三个字从我的嘴里滑出去，轻得像一片羽毛。但我知道，它们落下去的时候，一定很重。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监控台上的心率监测都跳过了几十个数字。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开口了。
声音忽然变了，不再是讲故事的那种叙述，不再是模仿朋友的语气，而是一种很轻的、像是从别人身体里借来的东西。轻得让我想起那个梦里的女人。
“然后，就再也没见过她。”
他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
“我朋友说，他的姐姐，就这么不见了。”
黑屋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白噪音还在响，细细密密的雨声，但我忽然觉得那不是雨声，是有什么东西在很远的地方，一点一点地碎掉。
4.
他捂住了腹部。
这次不一样。刚才他只是把手放在那里，像在找一个支撑点。现在他的手指扣进了衣服里，整个人微微弓了下去。他的呼吸变得急促，每一下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抽上来的。
我看到他的肩膀在轻微地颤抖，不是那种因为寒冷或恐惧的颤抖，而是因为疼痛。那种无法控制的、身体自己做出的反应。
监控台上的心率数字跳到了120。
我站起来，手已经伸向了工作区的门把手。
“不用。”
他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来，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但语气很硬。
“不用。老毛病。坐一会儿就好。”
我没有坐下。我站在单向玻璃前，看着他弓着背坐在那张桌子前，整个人像一片被风折断的枯叶。他的额头抵在桌面上，瘦削的肩胛骨在夹克下面一耸一耸的。
大约过了两分钟，他慢慢地直起身。
他的脸色比进来的时候更差了。蜡黄中透着一层灰白，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动作很慢，像是一个生锈的机器在重新启动。
“沈医生，我今天可能讲不完了。”
“改天再来，可以吗？”
“可以。”
他点了点头，撑着桌面站起来。他站直之后，又停了两秒，似乎在确认自己的腿能不能撑住。然后他转过身，朝门口走去。
我提前出来，打开了患者区的门。
他走出来的时候，我们面对面站着。距离不到一米。他比我高出小半个头，但他的身体是佝偻的，所以视线几乎平齐。
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愤怒，不是绝望。而是一种被压了三十多年的、快要把他整个人烧穿的执念。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动作笨拙，他居然带的是现金。
“不用。”我说，“下次来了再说。”
他没有问为什么。他把钱包塞回口袋，朝门口走去。拉开门，走廊的灯光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门关上了。
5.
我站在接待室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空调的风口发出嗡嗡的声音。我忽然觉得冷。
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七点四十五分。母亲发了七条微信，弟弟发了三条，还有一个未接来电。
我没有点开。转身准备收拾一下东西。
门又开了。
我心里一跳。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一个又一个，没完了。
进来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精壮小伙儿，左手拎着两个大餐盒，右手提着帆布袋，人没到，话先到了。
“大小姐，你不回家吃饭，我就成了送外卖的。”
是我弟弟，晓军。
我看着他那个狼狈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一声。刚才那个黑屋里凝滞的空气，好像被这阵风冲散了一些。
“你这身腱子肉，不送外卖可惜了。”我走过去接了他手里的餐盒，顺手捶了他一拳。
“你轻点！这可是爸炖了两个小时的排骨。”他把帆布袋卸下来扔在接待台上，揉了揉肩膀，“你是不知道，今晚爸请了他老同学一家来吃饭。那个老同学的儿子，从坐下就开始吹，什么‘我买了三套房子’，什么‘我刚提了副科’，嘴就没停过。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扒拉了两口饭，主动请缨来给你送饭。”
我夹了一块排骨，随口说：“人家吹人家的，你干着急什么？嫉妒啊？”
他瞪大眼睛：“大姐！我这是在保护你！那是你的相亲对象，我能忍吗？”
我愣了一下：“啊？相亲？没人跟我说啊。”
他歪着头看我，那表情像一只得逞的猫：“跟你说了，你还能回去吗？”
我哑口无言，咬了一口排骨，没接话。
他邪魅一笑：“你是真该回去欣赏一下，男人自信的魅力。”
我打趣地说：“帅吗？帅的话现在就赶回去。”
他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怎么说呢？身高一米七八，年收入十五万，人老实，话不多。”
我忍不住笑出声。这是他上次分享给我的段子。身高一米七，八年收入十五万，人老，实话不多。
他看我在吃，也没闲着。站起来，一边解扣子、挽袖子，一边朝小黑屋的方向走。这是他的老习惯了，每次来诊所都要四处转转，说是“帮你检查安全”。
“我帮你收拾一下屋子啊。”他仔仔细细检查每个屋子，每个角落，然后拿着喷雾到处消毒，打开了扫地机器人放进小黑屋里。
然后他弯下腰，从刚才周国俊坐得椅子上捡起一个东西。
“不会吧。”他举着那个东西走过来，脸上的表情从好奇变成了难以置信，“六十多岁了？你拓宽业务面了？”
刚才周国俊的病例。
我把病例接过来。
“你别贫嘴了。人家也是个苦命人。”
“有什么故事吗？”他靠在接待台边上，双手抱胸。
“怎么，我们老百姓可以随便知道你们抓了什么人，发生什么故事了吗？”我反问道。
“沈女士，你不能混淆视听，你们心理医生，听到的那些故事，跟我们警察处理的故事，性质完全不一样哦。而且，你们的故事比我们炸裂多了。”
“你一个警察能不能别这么八卦？”我头也没抬，“天天想从我这儿听患者的故事，不知道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吗？”
“哎，你当故事讲嘛。”他笑嘻嘻地说，“又不说真名真姓，谁知道是谁？”
我顿了一下。
不说真名真姓，对啊，他的故事里，也没有任何人的名和姓。
将近两个小时，我只知道，他叫周国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