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隆冬。
河北大旱了整整一年,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树皮被剥得精光,连村口的黄土都被刮去了三尺。饿死的人太多,棺材铺的木头早就不够用了,草席卷一卷就往乱葬岗抬。
保定府南关外的官道上,一个裹着破棉袄的女人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城里走。女人的棉袄打了十七八个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领口袖口露着发黑的棉絮,被风吹得四处飘。小女孩更惨,身上套着一件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大人单衫,用草绳在腰里扎了两道,下摆拖在地上,沾满了泥和雪。
风刮得像刀子,小女孩的脸冻得发紫,嘴唇干裂出血,可她一声不吭,只是紧紧攥着女人的衣角,踉踉跄跄地跟着。
“娘……咱去哪儿?”小女孩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女人没回头,也没应声。
她的手插在袖子里,攥着一样东西——那是她男人临死前留给她的最后一点念想,一对银镯子,本是打算给闺女将来做嫁妆的。昨夜她把这对手镯从箱底翻出来,在油灯下看了又看,摩挲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眼眶干了,心也硬了。
保定府南关有个戏班子,叫“双喜班”,班主姓刘,人称刘老板,在这一带颇有名气。听说班子最近缺人手,要买几个孩子打杂学戏。女人打听好了地方,今儿一早就出了门,走了整整一天,终于到了。
双喜班的后院是一处三进的院子,门口挂着褪了色的红灯笼,门楣上刻着“双喜班”三个字,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墙根下堆着几件散了架的戏箱,箱盖上隐约还看得见“双喜”二字,旁边是一只缺了口的大水缸,缸沿上结了厚厚的冰碴子。
女人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
她弯下腰,把小女孩搂进怀里,用粗糙的手擦了擦她脸上的泥。小女孩以为娘要抱她,张开胳膊,露出一个又傻又甜的笑。女人鼻子一酸,眼眶红了,但她咬了咬牙,把那点眼泪硬生生咽了回去。
她站起身,抬手拍门。
“谁啊?”里面传来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
门“吱呀”一声开了,露出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件灰布棉袍,头上戴着瓜皮帽,脸圆圆的,嘴角叼着一根旱烟袋,一双眼睛不大,却精光四射,看人的时候像是在掂量斤两。
这就是双喜班的班主,刘双喜。
女人下意识地低下头,不敢看他,把小女孩从身后拽到面前。
“刘……刘老板,听说您这儿……要买孩子?”
刘双喜打量了一下小女孩,又看了看女人,嘴角微微一撇,没说话,转身往里走。女人拉着孩子跟进去,一路低着头,像做贼似的。
院子里有七八个孩子在练功,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五六岁,都穿着破旧的单衣,在寒风中压腿、下腰、翻跟头。一个干瘦的老头儿拿着竹板站在旁边,谁的动作不到位就是一板子下去,打得那孩子龇牙咧嘴又不敢哭出声。
小女孩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瞪大了眼睛看,目光里有害怕,也有好奇。
刘双喜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下,翘起二郎腿,慢悠悠地抽了口烟,吐出一团白雾。
“多大了?”
“五……五岁。”女人的声音在发抖。
“会什么?”
女人愣住了,想了半天,憋出一句:“她……她听话,能干活,洗衣、烧火、端茶倒水都行……”
刘双喜摆了摆手,不耐烦地打断她:“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她有没有学过戏?有没有嗓子?会不会唱两句?”
女人摇了摇头,脸色灰败。
刘双喜把烟袋锅子往椅子扶手上磕了磕,站起身,走到小女孩面前,蹲下来,捏着她的下巴把她的脸抬起来,左右看了看。他的手指粗硬,像铁钳一样,小女孩被捏得生疼,却没有挣脱,只是咬着嘴唇,眼眶里泛着泪光。
“长得倒还周正。”刘双喜松开手,站起身,回到椅子上坐下,“可惜是个丫头。”
“丫头”二字,他说得很轻,但那轻飘飘的语气里,带着一种笃定的、不加掩饰的嫌弃。
女人听懂了这两个字的分量,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点什么来挽回,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后院拐角处,有个穿深蓝棉袄的年轻男人正在扎戏箱。他大约二十出头,浓眉大眼,身板结实,蹲在那里干活的时候,脊背挺得笔直。他听见动静,抬头往这边看了一眼,目光落在那个小女孩身上,停留了片刻,又低下头继续干活。
刘双喜又抽了口烟,眯着眼看向女人。
“五块大洋。多一个子儿没有。”
女人的脸色一下子白了。
五块大洋,在民国六年的保定府,够一个三口之家吃两个月的饱饭。可她知道,就在上个月,城里周家买一个十四岁的丫头,还给了十块大洋。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五块大洋,这跟白捡有什么区别?
她张了张嘴,想说“再加两块”,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不敢讲价。
她怕一开口,刘双喜连这五块都不给了,一摆手让她滚蛋。她今天要是把这孩子带回去,家里连明天的稀粥都熬不出来了。那个家已经没什么可卖的了——炕席、木桌、锅碗瓢盆,能卖的全都卖了,如今只剩四面土墙,连老鼠都不肯光顾。
“成……五块就五块。”女人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刘双喜从袖子里摸出五块银元,“哗啦”一声排在桌上,银元碰撞的声音清脆得刺耳。女人伸手去拿,手指颤抖得厉害,第一块没拿住,“叮”的一声掉在地上,滚出去老远。
她赶紧蹲下去捡,趴在地上,把那块银元从墙角抠出来,用袖子擦了又擦,才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小女孩站在一旁,看着娘趴在地上捡钱,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
她“哇”的一声哭了。
“娘——娘你别走——我不要留在这儿——娘——”
她扑上去抱住女人的腿,两只小手攥得死紧,像是攥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女人被她抱住,身子僵了一瞬,眼泪终于没忍住,“唰”地流了下来。
可她只哭了三秒钟。
三秒钟后,她狠狠心,把小女孩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小女孩的手指细得像鸡爪,骨节分明,掰开的时候发出“咔咔”的响声。掰到最后一根时,小女孩死命攥着不放,尖尖的指甲掐进女人的手背里,掐出了血。
女人咬了咬牙,猛地一掰,把那根手指掰开了。
她站起身,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娘——你回来——娘——”
小女孩追出去,跌倒在门槛上,爬起来再追,追到大门口,女人已经走远了。暮色里,那件破棉袄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被吞没在灰蒙蒙的天与地之间。
小女孩站在门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她不知道娘要去哪里,不知道娘还回不回来,不知道从今往后自己要怎么活。她只知道,娘走了,把她扔在了这个陌生的、冰冷的、没有一丝暖意的地方。
刘双喜站在院子里,看着门口那个哭得肝肠寸断的小丫头,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别哭了!”他喊了一声,声音不大,却带着威压,“进了我这个门,你就不是谁家闺女了。从今天起,你就叫——”
他想了想,随口给她起了个名字。
“拾妹。捡来的丫头,拾来的妹。”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这一辈子都给我记住——你不是什么千金小姐,你是被五块大洋买来的。不值钱的命,就别指望有人把你当人看。”
小女孩——不,拾妹——蹲在门槛上,抱着自己的膝盖,哭声渐渐小了,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噎。
她不知道自己哭到什么时候才停的。
她只记得,天黑下来的时候,院子里点了一盏油灯,昏黄的光在寒风中摇摇晃晃。她抬起头,看见对面墙根下坐着一个人——是之前那个扎戏箱的年轻男人。
他不知什么时候坐在那里的,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红薯粥。
他没说话,走过来,把粥碗往她面前一放,转身就走了。
拾妹看着那碗粥,愣了好一会儿。
她太饿了,饿得胃里像有把火在烧。她端起碗,滚烫的粥烫得她手指发红,她顾不上了,捧起来就往嘴里灌。粥太烫,她一边喝一边吸溜,喝得太急,呛得直咳嗽,咳出的眼泪不知道是呛的还是哭的。
喝完粥,碗底还粘着一层薄薄的红薯糊,她用指头刮了又刮,连最后一粒米都没放过。
她把碗放在地上,抬起头,望着头顶那片漆黑的天。
冬天的夜空又高又远,星星像碎冰碴子一样嵌在天幕上,冷得没有一丝温度。
五岁的拾妹蹲在门槛上,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很大,大到她连一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这个世界也很冷,冷到她的眼泪还没落地就结了冰。
她已经没有娘了。
没有家了。
没有名字了。
有的只是“拾妹”——一个像随手捡来的石头一样敷衍的名字。有的只是五块银元的价码——一个比乡下年猪还便宜的价码。
她不知道的是,今夜这碗红薯粥,是那个年轻人从自己的晚饭里匀出来的。
也不知道,她这一辈子从今往后的每一次崩溃、每一次绝望、每一次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都是这个男人用一碗粥、一句笨拙的话、一个沉默的背影,替她挡着。
她当然更不知道——往后的路,比今夜的路,还要难走十倍、百倍。
可是此刻,五岁的她什么都不懂。
她只是蜷缩在门槛上,睡着了。
梦里,娘没有走。
梦里,她还在自己家的土炕上,灶台上烧着一锅热腾腾的粥,爹坐在炕头抽旱烟,娘在灯下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布的声音,“嗤啦嗤啦”,像一首安静的催眠曲。
她想就这样睡下去,永远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