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
保定的春天来得迟,走得快。三月里还刮着刀子似的西北风,到了四月,风忽然就软了,裹着泥土化冻后的腥气,暖洋洋地吹过来。院子角落里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冒出了一层茸茸的绿芽,嫩得像刚出生的豆芽菜。
拾妹在双喜班待了整整一个冬天,又过了半个春天。
她瘦了,也高了。衣裳还是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旧单衫,但人比从前精神了许多。最明显的变化是那双眼睛——从前是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灰,现在不一样了,瞳仁黑亮黑亮的,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石子,看人的时候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亮光。
柳盛春说她“开窍”了。
什么是“开窍”,拾妹不懂。她只知道,从前学东西像往石头缝里灌水,费了老大的劲才能渗进去一点点;现在像往沙地里倒水,“哗”的一下就没了,什么都没剩——但她知道那些水不是真的没了,是渗到更深的地方去了。
《女起解》她学了两个月,已经能从头唱到尾了。
柳盛春教戏的方法,跟他的为人一样,冷、硬、不留情面。一句唱词掰开揉碎了教,每一个字拆成声母韵母,每一个腔拆成起承转合。拾妹唱一遍,他挑十个毛病;拾妹改了,他又挑出二十个。永远挑不完,永远不满意。
“你以为唱对了就行了?”柳盛春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的竹板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扶手,“唱对了是最低的要求。我要的是——你唱的这一句,跟任何人唱的都不一样。要让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你拾妹唱的,不是别人唱的。”
“可我还没名字呢。”拾妹小声嘟囔了一句。
柳盛春的竹板顿了一下。
他看了拾妹一眼,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可怜,更像是——一种确认。
“名字的事不急。”他说,“先把戏唱好了。戏唱好了,名字自然会来。”
拾妹不太明白他的话,但她没再问了。
她记住了一点:戏唱好了,什么都会有。戏唱不好,什么都白搭。
那天傍晚,拾妹在院子里练功的时候,班主刘双喜破天荒地来看了一回。
他很少到后院来。班主的事情多,应酬多,戏班子里里外外上百口人张嘴吃饭,都是他一个人张罗。他的精力主要花在接戏、谈价钱、跟各个戏园子的老板周旋这些事情上,至于后院这些徒弟们怎么练功、怎么学戏,他从来不操心,一概交给柳盛春。
所以当他出现在后院的时候,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刘世安正在院子里扎戏箱,看见他爹来了,手上的动作慢了一下,但没有停。刘双喜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父子俩谁也没看谁。刘世安低着头继续扎箱子,刘双喜背着手走过去,好像没看见自己儿子一样。
“就是这个丫头?”刘双喜走到院子中央,指着正在压腿的拾妹,回头问跟在他身后的柳盛春。
柳盛春点了点头。
刘双喜上下打量了拾妹一番。他看人的眼神跟买东西的时候一模一样——先是看整体,再是看细节,最后在心里估个价。
“多大来着?”
“五岁。”柳盛春说,“快六岁了。”
“才学了不到半年?”
“四个多月。”
刘双喜摸了摸下巴,没有说话。他走到拾妹面前,蹲下来,跟她平视。这个动作让拾妹有些意外。在双喜班的这几个月里,从来没有人这样跟她说话——大家都是站着,她是跪着的、蹲着的、趴着的,从来没有谁为了跟她说话而蹲下来过。
“唱两句我听听。”刘双喜说。
拾妹看了一眼柳盛春。柳盛春微微点了下头。
她深吸一口气,开口唱了。
唱的是一段《玉堂春》。不是柳盛春教她的,是她自己在灶房里偷听李玉贞唱的时候学的。调子不算准,气口也不够老练,但声音一出来,整个院子里的人都安静了。
不是因为她唱得多么好——事实上,她唱得远不如李玉贞,远不如柳盛春手下那些学了三年五载的徒弟。但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东西,一种跟年龄完全不相称的东西。
是感情。
五岁的孩子不该有那种感情。那种被抛弃的、被遗忘的、在绝望的边缘拼命抓住一根稻草的死不认命。那种东西不该出现在一个孩子的嗓音里,但它就是出现了,而且强烈得像一把火,烧得人心里发烫。
刘双喜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
“柳师父,”他站起身,对柳盛春说,“这丫头,你好好教。”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将来,她能成角儿。”
说完他就走了,背着手,慢悠悠地穿过院子,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留下的那句话在院子里飘荡了好一会儿才散去。
“成角儿”。
这两个字的重量,院子里每个人都掂得出来。
能被刘双喜亲口说“成角儿”的,双喜班建班十几年来,不超过五个人。那五个人如今有的在天津唱红了,有的去了北平闯天下,最差的一个也在保定府站稳了脚跟,成了有名有姓的角儿。
而此刻,这两个字落在了一个五岁的、连名字都没有的烧火丫头身上。
院子里那些师兄弟们看拾妹的眼神,从那一刻起变了。
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审视,也不是不屑一顾的轻慢,而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着嫉妒和敬畏的东西——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可能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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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拾妹自己,对“成角儿”这三个字没什么概念。
她只知道,从那天起,柳盛春对她的要求更严了,严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从前练功,错了竹板敲在桌面上,现在错了竹板直接敲在身上。不是打,是点——用竹板尖点在她做错的地方,肩膀歪了点肩膀,手腕僵了点手腕,脚尖没绷直了点脚尖。力道不大,但那细细的竹条点在皮肤上,又疼又麻,比打一下还难受。
“肩膀歪了!你以为苏三是歪脖子?”
“手指!手指!兰花指不是鸡爪子,你看看你那个手,像不像要抓虫子?”
“眼睛看哪儿?看台下?台下的人还没来呢!你现在看的是你心里的那个人!苏三在跟谁说话?她在跟老天爷说话!你跟老天爷说话的时候眼睛往哪儿看?”
拾妹被说得眼圈发红,但她咬着嘴唇,硬是一滴眼泪没掉。
她记住了一件事:不许哭。哪怕竹板打在身上,哪怕骂得再难听,哪怕院子里所有人都看着她,她也不能哭。
师父说过,台上的眼泪是值钱的,台下的眼泪不值钱。
她要把眼泪留着,留到台上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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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末的一天晚上,柳盛春破天荒地没有让她练功,而是把她叫到了屋里。
柳盛春的屋子在后院最西边,很小,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一个戏箱,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年画,画的是唐明皇——梨园行的祖师爷,老伶人们都供着。年画前面摆着一个香炉,香灰积了厚厚一层,看样子很久没烧过了。
柳盛春坐在桌边,桌上放着一碗茶,茶早就凉了。
“下个月初八,保定府的‘兴顺茶园’办堂会,点了咱们双喜班的戏。”柳盛春开门见山地说。
拾妹站在门口,不敢进去,也不敢离开,就那么在门槛外面站着,听他说话。
“班主说了,让你也上一个。”
拾妹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
“让我……上台?”
柳盛春端起凉茶喝了一口,面无表情地说:“不是让你唱主角。开场前加一出垫戏,你唱个《麻姑献寿》里的几段。不到一刻钟的事。”
《麻姑献寿》拾妹学过,是一出祝寿的吉祥戏,调子喜庆,词儿简单,没什么大起大落的情感,最适合小孩子唱堂会。柳盛春选这出戏给她,显然是有考虑的——第一回上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你跟李玉贞搭。她扮麻姑,你扮捧寿桃的侍女。”柳盛春放下茶碗,“就两句唱词,别给我唱砸了。”
拾妹站在门槛外面,心脏“咚咚咚”地跳,跳得她胸口发闷。
不是害怕。
是——她也说不清是什么。腿有点软,手心有点出汗,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想说什么说不出来。
“听到了没有?”柳盛春提高了声音。
“听……听到了。”拾妹的声音发飘,飘得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像自己的。
柳盛春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东西——不是担忧,也不是期待,更像是一种——交给命运吧,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
“行了,回去睡吧。明天开始排这出戏。”
拾妹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看见柳盛春还坐在桌边,手里端着那碗凉茶,望着墙上的唐明皇画像发呆。
她想说点什么,嘴张了张,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师父。”她轻轻叫了一声。
柳盛春没应。
拾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她不知道的是,她转身之后,柳盛春把茶碗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烟,点着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慢慢抽着。
烟雾缭绕中,他那张干瘦的脸上,露出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
不是担忧,也不是期待。
是——想起了什么。
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自己在师父手底下学戏的那些日子。想起了第一回上台的时候,师父也是这样,把该教的都教了,然后说一句“别给我唱砸了”,转身就走了,留他一个人在后台发抖。
三十年过去了,他成了那个转身走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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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周,拾妹每天除了例行的练功,还要跟李玉贞排练《麻姑献寿》。
李玉贞是柳盛春的大徒弟,十五岁,已经有三年台龄了。她唱旦角,扮相好,嗓子亮,在保定府一带已经小有名气,茶园里贴出“李玉贞”三个字,能多卖三成座。
她对拾妹的态度很微妙。不亲近,也不疏远;不欺负,也不照顾。拾妹叫她“玉贞师姐”,她“嗯”一声算是答应,然后该干嘛干嘛。排练的时候,她该做的动作做足,该唱的词唱满,一句不多,一句不少。
拾妹有些怕她,不是因为李玉贞凶,恰恰相反,是因为李玉贞不凶。那些对她凶的人她不怕,因为她知道怎么应对——忍着就行了。可李玉贞不凶也不亲,淡淡的,像一层雾,她不知道雾后面藏着什么。
“你这两句,先出左脚,再迈右脚,手里捧着寿桃,走到台中央的时候停住,等麻姑唱完了你再开口。”李玉贞指着一块空地,“来,走一遍。”
拾妹端着寿桃——其实是灶房里借来的一个空碗,碗里塞了团红纸——从台侧走出来。一步,两步,三步,走到台中央,停下。
“步子太大了。”李玉贞皱了皱眉,“你是个捧寿桃的侍女,不是赶着去投胎的。步子小一点,碎一点,轻一点。”
拾妹退回原位,重新走。步子小了,碎步,轻抬轻放。
“这回还行。”李玉贞说,“来,下一段。麻姑唱到‘蟠桃献瑞’的时候,你把手里的寿桃举高一点,往前送一下,脸上带笑,笑要真笑,不是咧嘴。”她顿了顿,补了一句,“你笑过没有?”
拾妹愣住了。
笑过没有?
她好像真的没怎么笑过。在双喜班这半年,她哭过、忍过、饿过、冻过、被人打过骂过,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笑过。
“你就想一件高兴的事。”李玉贞说。
拾妹想了半天。
高兴的事。
她蹲在灶房门口,对着满墙的烟灰和油渍,拼命地想。
想了很久,想起一件事——
不是什么事,是一个画面。刘世安那天晚上端了一碗红薯粥给她。她蹲在门槛上,喝那碗粥,滚烫的红薯粥烫得她舌头起泡,可她一口接一口地喝,舍不得停下来。那不是她喝过最好喝的粥,事实上那碗粥稀得能照见人影,红薯切得跟指甲盖似的,但她就是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因为那碗粥是别人给她端的。
不是施舍,不是打发,是——一个人把吃的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给她。
鼻子酸了一下,眼眶也跟着热了。
“行了,别笑了。”李玉贞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你这哪是笑,比哭还难看。”
拾妹赶紧把脸上的表情收了。
“再来一遍。”
她又端着寿桃走了一遍。
“这回还凑合。”李玉贞说,“就按这个演,到时候台底下黑压压一片人,你就是想咧嘴也咧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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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快,转眼就到了五月初七。
上台的前一天。
拾妹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烧火的时候差点把灶房点着了,周老头骂了她一顿,拿锅铲把敲了她三下。她不觉得疼,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着那两句唱词,一会儿想着台下那些看不见的脸,一会儿想着万一唱砸了怎么办。
晚上,刘世安来找她。
他在后院墙根下等着,手里提着一盏灯笼,橘黄色的光在夜风里摇摇晃晃。
“明天上台?”他问。
拾妹点了点头。
“怕不怕?”
拾妹想了想,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刘世安看着她,忽然笑了。那是拾妹第一次看见他笑。他的笑不像他的为人那么沉默,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弯得很开,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整个人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像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了。
“我第一回上台的时候,比你大两岁。”他说,“扮的是个跑龙套的小兵,从头到尾一句词儿没有,就在台上站了一刻钟。”
他顿了顿,灯笼的光映在他脸上,明明灭灭。
“下台的时候,我出了一身汗,里头的褂子全湿透了。”
拾妹抬起头看着他,不明白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刘世安把手里的灯笼举高了一些,照亮了拾妹脚下的路。
“我是说,害怕没关系。每一个人都怕。怕就对了。”他说,“怕,你才会把它当回事。”
他把灯笼递到拾妹手里。
“拿着。天黑,路不好走。”
拾妹接过灯笼,提在手里。橘黄色的光照着她面前的一小片地面,照亮了那些白天看不见的坑坑洼洼。
她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刘世安还站在墙根下,灯笼给了她,他自己站在黑暗里,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
“世安哥。”她喊了一声。
“嗯。”
“明天你来吗?”
黑暗里沉默了片刻。
“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