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陈修良去了南京最贵的裁缝铺子。
铺子叫“瑞和祥”,开在新街口,三开间的门面,橱窗里陈列着各色绸缎。伙计一看她身上的旗袍料子,立刻满脸堆笑迎上来。
“太太,里边请。我们这儿刚从上海进了一批法国蕾丝——”
“我要做三身旗袍。”陈修良打断他,声音不大,但足够让铺子里的人都听见。“一身苏绣,一身云锦,一身素面杭罗。工钱不是问题,但要快。”
伙计的眼睛亮了。“太太,这苏绣和云锦都是——”
“价钱你开。”
她从手包里取出荷包,往柜台上一放。荷包落在玻璃台面上,发出沉甸甸的一声闷响。
满铺子的人都看了过来。
这就是她想要的效果。
不到半天,“颐和路新来的张太太在瑞和祥一口气做了三身最贵的旗袍”的消息,就会传遍南京官太太的圈子。传到李太太耳朵里,传到王太太耳朵里,传到方太太耳朵里——传到保密局特务们的耳朵里。
一个偷偷摸摸的女人会被怀疑。一个高调挥霍的女人反而安全。
这是前八任用生命换来的教训。
从瑞和祥出来,她又去了中央商场。买了一对翡翠耳坠,一只羊脂玉的镯子,还有一瓶法国香水。每一样都是最贵的,每一样都让柜台的伙计眉开眼笑。每花掉一笔钱,她就在心里默默记一笔账。
二十根金条。这是组织的全部经费。
来南京之前,代表把布包交给她的时候,她的手是稳的。但现在,每花掉一笔,她的心都会紧一下。不是因为心疼钱——是因为她知道,这笔钱的分量。
它不是钱。它是前线的战士、后方的同志、无数人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她手里花出去的每一块银元,都是别人用命换来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她必须花。必须花得漂亮,花得让人看见,花得让所有盯着她的人都得出同一个结论:这个女人,就是个爱享受的阔太太。
傍晚时分,陈修良提着大包小包回到颐和路。上楼的时候,她遇到了房东周太太。
“哎哟张太太,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周太太的眼睛在她手里的纸袋上扫来扫去。
“商场打折,随便买了点。”陈修良笑着递过去一个小纸盒,“周太太,给你带了一盒点心,稻香村的。”
周太太眉开眼笑地接过去。“张太太你太客气了。”
回到房间,陈修良把新买的旗袍挂进衣柜,把麻将盒从行李箱里取出来,放在桌上。然后她坐下来,开始复盘昨晚的牌局。
李太太:虚荣,嘴快,掌握大量信息。可用。
王太太:谨慎,但一旦熟了就会说漏嘴。她丈夫在市政府,能接触到江防会议。这条线要养。
赵老板:精明,做南北货生意。商路可以成为情报通道。但他对她的籍贯有兴趣,要小心。
顾明舟:国防部二厅上校参谋,身份不明。昨晚他的表现让她确定了几件事——第一,他是高手;第二,他在帮她;第三,他知道她是谁。但他没有打出接头暗号的第二张牌。
他到底是不是“听牌”?
陈修良打开麻将盒,把一百四十四张牌一张张摆开。她的手指停在“发财”上面。
“红中”已经有人打过了。现在就差“发财”。
如果顾明舟是“听牌”,为什么不在牌桌上完成接头?是当时环境不安全,还是有别的原因?
她的目光落在昨天记下的一行字上。
“联络人:玄武茶馆,每旬逢三。”
明天是三月十三。逢三。
玄武茶馆。
陈修良把牌收回盒子里,走到窗边。那辆黑色轿车还在老位置。车窗关着。
她已经观察它三天了。它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出现,晚上十点左右离开。中间偶尔会开走一两个小时,但很快就会回来。车牌换过两次,但车灯上有一道划痕——右前灯,从上到下一道细细的划痕,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刮过的。换车牌,没换车。
一辆车,两个人。一个坐在驾驶座,一个坐在后座。后座的那个人很少下车,偶尔下来抽烟,穿中山装,戴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但她认出了那个身形——就是她第一天到南京时,在楼下跟房东说话的那个男人。
保密局的人。
不是王克勤。王克勤是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不会亲自做这种蹲点的粗活。这是王克勤的手下。
她已经被盯上了。但在他们眼里,她只是一个“需要例行监视的外来人员”,而不是“可疑分子”。否则他们不会用这么粗糙的监视方式——固定位置、固定时间、车牌都懒得好好换。这不是在监视一个危险人物,这是在完成上级交代的差事。
这让陈修良稍微放了心。但她也知道,这种程度的监视,意味着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别人的眼睛里。她必须像一条鱼,在水里游得自然而然,让看鱼的人觉得她的一切行为都合情合理。
三月十三日,玄武湖。
南京的早春,玄武湖边的柳树刚刚抽出鹅黄的嫩芽。湖面上有雾,远处的紫金山若隐若现,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墨画。
玄武茶馆开在湖边,是一栋两层的木楼,黑瓦飞檐,挂着“碧螺春”的幌子。陈修良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五十。她今天穿了一件素色的旗袍,头发挽起来,没戴首饰,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来湖边散步的普通太太。
茶馆一楼散坐着几个茶客。一个老者在窗边看报,两个商贩模样的人在角落里低声说话,还有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独自品茶。
她上了二楼。
二楼人少。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穿灰布衫的男人,背对着楼梯口。听见脚步声,他没有回头。
陈修良在他斜对面的桌子坐下。茶博士过来,她要了一壶龙井。
龙井上来了。她倒了两杯,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一杯放在桌对面。然后她把自己的那杯端起来,在桌上轻轻放了三次——三长两短。
这是约定的暗号。
穿灰布衫的男人站起身,端着茶杯走了过来。
“这里有人吗?”
“在等一个朋友。”陈修良说。
“什么朋友?”
“打麻将的朋友。”
男人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是顾明舟。
他今天没穿中山装,换了一身灰布衫,像一个普通的公职人员。没有了昨晚在牌桌上的疏离感,他的表情放松了一些,但眼神依然很稳。
“张太太,又见面了。”他说。
陈修良从包里取出一张麻将牌,放在桌上——红中。
顾明舟看了看,也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发财。
两张牌并排放在茶桌上。红中,发财。
暗号对上了。
陈修良的心落回了肚子里。但她没有放松。她端起茶杯,挡住嘴唇,低声问了一句:
“你是‘听牌’?”
“是我。”顾明舟的声音很低,但很清楚。“一九四二年打入国防部二厅。已潜伏四年。”
一九四二年。那一年,第八任南京地下市委书记牺牲。
“你的任务是什么?”
“收集江防情报,等待组织启用。”他端起茶杯,也挡在嘴边。“去年年底接到指令,说有新的书记到任,让我待命。一个月前,指令更新——全力配合新书记工作,代号‘听牌’。接头方式由我选择。”
“为什么选择在李太太的牌桌上?”
“因为那是南京官太太圈子最核心的牌局。”顾明舟说,“如果你能在那里活下来,说明你有资格做我的上级。”
陈修良没有说话。
“我观察了你三圈牌。”顾明舟继续说,“你输了十八圈,赢了五圈。输给李太太的时候你心甘情愿,输给王太太的时候你不动声色,赢赵老板的时候你干脆利落。你打牌的方式,跟你在莫斯科学的一模一样。”
莫斯科。
“你怎么知道我学过?”
“因为我也学过。”顾明舟说,“列宁学院,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比你早两期。”
陈修良放下茶杯。
列宁学院。莫斯科。那门叫“牌桌心理学”的课。教他们的老特工姓谢,哈尔滨人,一九三七年被日本人砍掉两根手指后撤回苏联。他教每一个学员用麻将做武器。筒条万是经纬,东南西北是方位,梅兰竹菊是四季,红中发财白板是三种接头状态。
他是她的师兄。
“谢教员还好吗?”她问。
“一九四一年牺牲了。在哈尔滨。”顾明舟的声音没有起伏,但端起茶杯的手停了一瞬。
沉默。
湖面上的雾散了一些,露出远处一段明城墙的轮廓。灰砖上爬满青苔,像一道从时间里长出来的伤疤。
顾明舟先开口了。
“南京站目前的情况。保密局在南京有行动处、情报处、电讯处三个部门。行动处处长王克勤,就是那天在李太太家提到的那个人。他手里有一份档案,记录了前八任地下市委书记的牺牲经过。这份档案对我们很重要——里面可能藏着叛徒的线索。”
“叛徒?”
“八任书记,四年之内全部牺牲。这不是正常损耗。”顾明舟的指节轻轻敲了一下桌面,“组织内部判断,南京站极有可能被安插了一个长期潜伏的叛徒。代号‘账房’。”
账房。
陈修良把这两个字在心里念了一遍。
“王克勤的档案里,有关于‘账房’的记录?”
“不确定。但那是目前唯一的线索。”顾明舟说,“王克勤有一个习惯——所有重要的审讯记录,他都会留一份副本锁在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前八任的牺牲档案,就在那里面。”
“保险柜的密码?”
“每周更换。但他有一个弱点——每次更换密码后,会把新密码记在一张纸条上,锁进办公桌抽屉里‘备份’。这是他太太在李太太的牌桌上亲口说的。”
陈修良的眼睛微微眯起来。
王太太。那个在牌桌上随口说出“江防会议”的女人。
“我来想办法接近王太太。”她说。
“已经在接近了。”顾明舟说,“下周三她家的牌局,是关键一步。但你要注意一个人——白露。”
“白露?”
“李太太的表妹。那天在李太太家,坐在旁边看牌的那个年轻女人。她不是来看牌的。她是军统的人,专门负责监视官太太圈子里的‘异常社交’。”
陈修良记起来了。那天在李太太家,确实有一个年轻女人一直坐在旁边。二十多岁,穿洋装,涂鲜艳的口红。她几乎没说话,但眼睛一直在牌桌上转。
“她知道多少?”
“目前只知道你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面孔’。军统对所有新进入官太太圈子的人都会例行关注。但白露这个人——”顾明舟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她是方若愚的人。”
“方若愚?”
“保密局南京站站长。王克勤的顶头上司。”顾明舟说,“王克勤是一条咬人的狗,方若愚是牵着狗绳的那个人。他比王克勤危险十倍。而且——”
他停了一下。
“方若愚的太太,是颐和路牌局的核心人物。你迟早会遇到她。”
陈修良端起茶杯,把已经凉了的龙井一口喝干。
方若愚。方太太。白露。王克勤。王太太。一张网,每一根丝都连着另一根丝。她坐在这张网的正中间,一边打麻将,一边收情报。
“顾明舟。”
他抬起头。
“前八任书记的事,你知道多少?”
顾明舟沉默了一会儿。
“第八任姓李。”他说,“一九四二年秋天被捕。军统抓的。审讯地点就在南京。据说他受了三天三夜的刑,一个字都没说。最后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陈修良的手指攥紧了茶杯。
“他死后,军统把他的尸体挂在城门口示众三天。后来被几个老百姓趁夜色偷下来埋了。埋在哪儿,没人知道。”
窗外的雾又浓了一些。城墙在雾里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
“我见过他。”陈修良说。
顾明舟看着她。
“一九三九年,在延安。他给我们上过一课。讲的是——地下工作者的第一条守则。”
“是什么?”
“活下来。”陈修良说,“他说,死是最容易的事。真正难的是活着,活到胜利的那一天。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在任何情况下,不吃最后一粒米,不走最后一步路,不赌最后一张牌。”
他教她怎么活下来。
然后他自己死了。
陈修良把茶杯放回桌面。瓷杯落在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档案我要拿到。‘账房’我要找出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语气很平。就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顾明舟看了她一会儿。
“你知道为什么是我来选择接头方式吗?”他忽然问。
陈修良摇头。
“因为我想在牌桌上见你。”顾明舟说,“谢教员教过我们——真正的高手,不在牌面上,在牌桌下。我想看看组织派来的第九任书记,是不是真正的高手。”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你在李太太面前故意输牌,在王太太面前装傻,在赵老板面前藏锋。”顾明舟说,“你打牌的方式,就是你做事的方式。所以我的结论是——”
他站起身,把桌上的“发财”收回口袋里。
“陈书记,我跟你打这副牌。”
他走了。
楼梯上的脚步声渐行渐远。陈修良坐在窗边,看着湖面上的雾。远处传来木桨划水的声音,有船从雾里经过。
她把桌上的“红中”收进包里。
走出玄武茶馆的时候,雾开始散了。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湖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
老方拉着黄包车等在茶馆外面的柳树下。看见她出来,他站起身,掸了掸车座上的灰。
“太太,回颐和路?”
“回。”
车轮碾过湖边的石板路。柳枝从头顶拂过,带着春天的青涩气味。
陈修良靠在车座上,闭上眼睛。
第八任姓李。咬舌自尽。悬尸示众。到现在连埋在哪儿都不知道。
前八任,八个人。
他们的牌打完了。
现在轮到她了。
车到颐和路的时候,已经是傍晚。陈修良付了车钱,正要上楼,老方忽然叫住她。
“太太。”
她回头。
老方站在车旁,手里攥着车把,指节有些发白。
“我儿子,”他说,“去年被抓了壮丁。到现在不知道死活。”
陈修良看着他。
“太太,我知道您是好人。”老方说,“如果有一天,您能帮我打听打听我儿子的消息——”
他没有说完。
陈修良点了点头,转身上楼。
回到公寓,她把麻将盒打开。一百四十四张牌,一张一张摆开。
红中在第一排第三张。发财在第三排第一张。
她盯着这两张牌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红中,把它放到了第一排第四张的位置——就是第一天她发现牌被人动过时的位置。
如果有人再来动她的牌,她会知道。
窗外,黑色轿车又回来了。
但今天,她没有拉窗帘。
她坐在桌前,面对着一百四十四张牌,像一位将军面对她的地图。
筒、条、万。东南西北中发白。梅兰竹菊。
一百四十四张,一张不少。每一张都在它该在的位置。
她拿出一张纸,开始写第一份报告。
抬头只有一个字:
“一。”
这是她来南京后的第一份情报。关于江防会议。关于王克勤的保险柜。关于方若愚和白露。关于一个叫“账房”的叛徒。关于一个姓李的人,一九四二年秋天,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她用明矾水写。字迹干了以后,纸上什么都不会留下。
明天,老方会把这封信送出去。
陈修良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
窗外,南京城的暮色正在降临。颐和路上的梧桐树在晚风里沙沙作响,像无数只手在搓麻将。
牌局已开。
这一局,她坐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