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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更新时间:2026-05-11 08:04:36

转学手续比沈怀楚预想的还要顺利。

陈兰芝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只花了一天半就从临城一中拿到了转学证明,又托了表舅家的关系,在七中的教务处盖了章。整个过程中,她没有追问女儿为什么要转学,也没有再问那天在天台上发生了什么。她只是沉默地做着这一切,像一个被吓坏了的母亲,用行动代替了所有无法说出口的恐惧。

沈怀楚知道陈兰芝在想什么——她在想,如果我的女儿留在临城一中,她可能真的会死。

这个想法是对的,但不够全面。因为离开一中并不意味着安全。那条威胁短信的发件人用的是虚拟号码,技术上可以追踪,但沈怀楚现在没有这个权限。她甚至不能报警,因为她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一条短信,一个无从查证的“天台上的女人”,在警方眼里,这些都够不成立案标准。

她需要自己拿到证据。而在临城七中,至少有两个她需要的东西:江砚,和那张照片上的女人。

十月二十日,沈怀楚出院了。

医生原本要求至少住院两周,但她在第三天就签了免责声明,拄着拐杖走出了临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她的左臂还打着石膏,骨盆骨裂的地方每走一步都在隐隐作痛,但比起上辈子中枪后的恢复期,这点痛不算什么。

陈兰芝开着那辆破旧的面包车来接她。车上堆满了没卖完的青菜,空气里弥漫着香菜和泥土混合的气味。沈怀楚坐在副驾驶上,把拐杖靠在腿边,看着车窗外的街景向后倒退。

临城是一座灰扑扑的北方城市,十月底的天已经凉了,路边的法桐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往下掉。市中心的主干道上堵成一锅粥,电动车在车流中见缝插针,喇叭声此起彼伏。沈怀楚上辈子在这座城市活了三十二年,从来没有觉得它好看过,但现在隔着一层陌生的视角看它,她忽然注意到了一些以前忽略的东西。

比如,临城七中和临城一中之间只隔了四条街,但这两所学校的生源、声誉、升学率却天差地别。一中是省重点,七中是出了名的“收底校”——成绩好的去一中,成绩差的上七中。两所学校的学生在街上碰见了,有时候会互相扔矿泉水瓶。

但沈怀楚注意到的是另一件事。江北浔的记忆里,一中校长的办公桌上有一份七中的招生简章,而那份简章上被红笔圈出来的女人,恰好是七中的教职工。

一中校长为什么会有七中教职工的资料?他圈出那个人,是想联系她,还是想调查她?

沈怀楚把这个疑问暂时压了下去,因为面包车已经停在了临城七中的校门口。

七中的大门比一中小了整整一号,门柱上的瓷砖脱落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水泥。传达室的老头正抱着收音机听评书,半睁着眼看了陈兰芝递过去的转学证明,懒洋洋地指了指行政楼的方向。

沈怀楚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过校园。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几个男生看见她打着石膏还来上学,吹了声口哨,被旁边的人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她面无表情地穿过那些目光,脊背挺得笔直。

教务处在一楼,门开着,里面坐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小卷发,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正在吃包子。看见沈怀楚进来,她赶紧把包子塞进抽屉,抹了抹嘴,换上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

“江北浔?转过来了?行,这是你的分班通知——高二三班,班主任叫孟宪明,教数学的。教室在二号教学楼三层,走廊尽头。”女人递过来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又补了一句,“你这伤,要不要办个休学?我们学校没有电梯啊。”

“不用。”沈怀楚接过纸条,转身出了门。

她没有直接去教室,而是先去了校医室。

校医室在行政楼和教学楼的连接处,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门上贴着一张A4纸,打印着“校医室”三个字,下面手写了一行小字:“下午三点后请到二楼总务处找江老师”。沈怀楚推了推门,锁着。

她看了一眼手机,下午两点四十五。

十五分钟。她靠在走廊的墙上,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开始回忆那张照片上的所有细节。七中的教职工合影,拍摄时间是去年九月份,地点是学校操场的主席台。照片上共有五十三个人,分成三排。被红笔圈出来的女人站在第二排最右边,短发,穿深蓝色西装外套,胸口别着一枚校徽。

工牌上的名字,沈怀楚当时只来得及扫了一眼,但那个名字已经像烙铁一样印在了脑海里。

宋清许。

不是“宋清许”。是“宋清许”。沈怀楚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因为这三个字在她上辈子的案件档案里出现过。四年前,临城七中附近第一个失踪少女的班主任,就叫宋清许。当时警方对她做过例行询问,她在笔录里表现得很正常——悲伤、困惑、配合,没有任何破绽。案子后来因为没有证据而搁置,而宋清许也一直留在七中教书。

一个班主任,手下失踪了一个学生,她居然还能安安稳稳地继续教了四年书。

要么她真的与此事无关,要么她就是真的做得太干净了。

沈怀楚正想到这里的时候,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皮鞋,不紧不慢,一步步靠近。她抬起头,看见一个男人从楼梯口拐过来,黑色卫衣,深灰色长裤,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速溶咖啡。他看起来三十出头,眉眼间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倦意,像是刚睡醒,又像是从没睡着过。

他看见沈怀楚靠在校医室门口,脚步顿了一下。

“校医室三点开门。”他说,声音不高不低,语速偏慢。

“我知道。”沈怀楚站起来,手撑着拐杖,和他平视,“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找江砚。”

男人停下脚步,把咖啡换到左手,右手在口袋里摸了一下,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他看着沈怀楚,目光在她打着石膏的左臂和缠着绷带的额头上停留了一瞬,然后重新回到她的眼睛上。

那双眼睛是深褐色的,瞳孔里映着走廊尽头窗户透进来的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沈怀楚注意到,他的目光扫过她的时候,在她右手虎口处停顿了零点几秒。

那个位置,有一块很小的老茧。是常年握枪的人才会磨出来的茧。江北浔的手上不可能有这种东西,但沈怀楚上辈子的肌肉记忆,已经刻进了这具身体的神经反射里。她写字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下意识会用那个姿势,茧就是那样磨出来的。

“我就是江砚。”他说,“你找我什么事?”

沈怀楚没有急着回答。她在打量他,用她上辈子审讯室里磨炼出来的那种方式——不急不躁,先看对方的微表情。江砚的表情很淡,不是刻意掩饰的那种平淡,而是真的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的样子。但他的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拇指无意识地在布料上画着什么图案。

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动作。说明他内心深处有一根弦始终绷着。

“我叫江北浔,刚转来的学生。”沈怀楚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四年前,你们学校有一个女生失踪了,她的班主任叫宋清许。宋清许现在还在七中教书吗?”

江砚的手指从口袋里抽了出来。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他把咖啡杯放在窗台上,转过身,面对沈怀楚,刚才那种倦怠的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专注的、审视的目光。

“你多大?”他问。

“十八。”

“十八岁的人,不会一开口就问四年前的失踪案。”江砚的声音没有起伏,但每个字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尤其不会在刚转学的第一天、身上还带着伤的时候,跑来校医室找一个素不相识的校医问这个问题。”

他往前走了半步,距离刚好保持在社交舒适区的边缘:“你谁?”

沈怀楚迎着他的目光,没有后退。她注意到他说的是“你谁”而不是“你是谁”,这种省略助词的表达方式,带着一种审讯式的压迫感,像是他以前在解剖台上面对一具无名尸体时会问的问题。

“我是你上辈子见过一面的陌生人。”沈怀楚说,“但现在,我是唯一能帮你把宋清许送进监狱的人。”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风从窗户缝隙挤进来的声音。江砚盯着她看了五秒钟,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沈怀楚意外的动作——他笑了。不是那种欢喜的、温暖的笑,而是一种带着苦涩和自嘲的笑,像一个溺水的人忽然发现,原来海面上还有另一个人在扑腾。

“进来。”他转身打开校医室的门,“关门的时候小心点,锁簧不太好使。”

校医室很小,一张检查床,一个药品柜,一张办公桌,桌上堆满了纱布、碘伏和一些过期的感冒药。墙上贴着一张人体骨骼结构图,角落里放着一台落满灰尘的心电图机。空气里弥漫着碘伏和某种木质香水混合的味道,沈怀楚闻出来了——雪松,很淡,像冬天森林里的气息。

上辈子他在刑警支队大厅走过她身边的时候,她闻到的就是这个味道。

江砚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压扁了的烟,抽出一根,看了沈怀楚一眼,又塞了回去。

“你说你能把宋清许送进监狱。”他把烟盒扔回抽屉,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你知道她是谁吗?”

“临城七中语文教师,四年前担任失踪女生李念的班主任。李念失踪后,你因为某种原因辞去了省厅法医的职务,来到七中当校医。”沈怀楚一字一句地说,“你留在这里不是因为想当老师,而是因为你不相信李念只是‘失踪’。”

江砚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沈怀楚注意到他交叉的双手收紧了,指节微微泛白。

“继续。”他说。

“宋清许手上戴着一枚银戒指,上面刻着栀子花。”沈怀楚说,“这个细节不在任何一份公开的案卷里,因为当年的勘查报告只提到了‘右手无名指有环状压痕’,没有具体描述戒指的样式。你查到了这个细节,但你没有证据证明那个压痕就是栀子花戒指造成的。”

江砚慢慢坐直了身体。

他的手指不再相互交叉,而是平放在桌面上,整个人呈现出一种高度警觉的姿态。这不是被冒犯的警觉,而是一个猎人在听到猎物的脚步声时才会有的那种——心跳加速,瞳孔微张,肾上腺素在血管里奔涌。

“你怎么知道这些?”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沈怀楚没有回答他。她从书包里拿出手机,打开那条威胁短信,放在桌上,推到江砚面前。

江砚低头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文字:“四楼太矮了,养好伤,下次选个高一点的地方。”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又松开,像是在品读一行字里藏着的潜台词。

“我从一中的教学楼四楼被人推下去的。”沈怀楚说,“推我的人,是个戴栀子花银戒指的女人。那天我路过校长办公室,门没关严,我看见校长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张七中的教职工合影,照片上有人被红笔圈了出来。那个女人发现了我,然后把我叫上了天台。”

她停下来,看着江砚的眼睛。那双深褐色的瞳孔里,此刻正翻涌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惊涛骇浪被压在薄薄的冰层下面,随时都可能炸开。

“她圈的不是宋清许的名字。”沈怀楚说,“是照片上站在宋清许旁边的另一张脸。那是个男人,穿着白大褂,胸口的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我不认识他,但我需要你告诉我——他是谁。”

沉默像一把钝刀,一寸一寸地切割着校医室里凝滞的空气。

江砚闭上了眼睛。大约过了三秒钟,他重新睁开,从抽屉最底层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放在桌上。那是同一张教职工合影,但比江北浔记忆中看到的更旧,边角都磨毛了。照片上同样有一个人被红笔圈了出来,但不是第二排最右边的宋清许,而是站在她左边的那个男人。

男人穿着白大褂,戴着银框眼镜,嘴角微微上扬,看起来温和而有教养。他的胸口别着一支银色的钢笔,笔帽上反着光,看不清刻了什么字。

“他叫宋清辞。”江砚说,“宋清许的哥哥。三年前从临城七中辞职,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沈怀楚的手指在那个男人的脸上停留了一秒钟,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江砚始料未及的事。她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秦昭?我是江北浔。”她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你手里是不是还有四年前李念失踪案的全部卷宗?帮我查一个名字——宋清辞。对,就是那个宋清辞。找到任何跟他有关的东西,拍照发给我。十分钟够不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传来一个年轻女声,带着压抑不住的震惊:“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号?你怎么知道我在查李念的案子?”

沈怀楚挂断了电话。

她抬起头,看见江砚正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目光看着她。那种目光里没有怀疑,没有审视,只有一种几乎要溢出来的、滚烫的、近乎灼人的——期望。

“我上辈子欠了四个家庭一个交代。”沈怀楚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空气里,“这辈子我来还。”

江砚的手终于从口袋里拿了出来。他慢慢地、郑重地伸过办公桌,掌心朝上,手指微微张开,像一个正在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在等待护士递来手术刀。

沈怀楚看了他的手两秒钟,然后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那只手很凉,骨节分明,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是常年操刀解剖留下的。

“我叫江砚。”他说,这一次语气完全不同了,像是在对这个名字做一个郑重的确认,“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这辈子,做你的眼睛。”

沈怀楚握紧了他的手。很用力,像是要把两辈子的遗憾都捏碎在这个短暂的肢体接触里。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操场上篮球砸地的声音渐渐稀疏下来,远处传来放学铃,学生们的喧哗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又退下去。校医室的门被敲了两下,一个女生探进头来:“江老师,我肚子疼——”

“等一下。”江砚松开沈怀楚的手,站起来,脸上的表情瞬间恢复了那种倦怠的、漫不经心的校医模样。他从药品柜里拿出一板布洛芬,递给那个女生,语气随意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天两次,饭后吃。”

女生接过药,好奇地看了一眼沈怀楚,然后关上门走了。

走廊里重新安静下来。

江砚靠在药品柜上,双臂交叉,低声说:“你知道你刚才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吗?秦昭,东城分局刑警。她怎么会在查李念的案子?那个案子四年前就冻结了。”

沈怀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她听到了手机的震动声。

秦昭发来了一张照片。不是卷宗的扫描件,而是一张手写的便签纸,上面的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但沈怀楚还是读出了那行字的内容:

“李念失踪前最后一条短信,发送时间是2019年9月14日晚上21:47,收件人是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短信内容只有一句话——”

“‘老师,我看到那个人的脸了。’”

沈怀楚盯着这行字,一种冷意从脊椎底部升起来,沿着后脊背一路蔓延到后脑勺。

李念是宋清许班上的学生。她失踪前给一个陌生号码发了短信,说她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个人是谁?是宋清许?还是宋清辞?还是照片上那个被红笔圈出来的、已经消失了三年的男人?

而江北浔在临城一中校长办公室里看到那张照片后,被人从四楼推了下去。

两条时间线,两个女孩,同一张照片。

沈怀楚把手机屏幕转向江砚,让他看到那行字。江砚读完之后,脸上终于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表情——不是疲倦,不是防备,而是彻骨的寒意,像冬天的风从骨缝里灌进来,吹得他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

“她说她看到了那个人的脸。”江砚的声音低得几乎像耳语,“然后她就失踪了。你说你也看到了那张照片,然后你就被推下了楼。”

他看着沈怀楚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现在你还要转学到这个学校来?”

沈怀楚把手机收回口袋,拿起拐杖,撑着站了起来。

“不仅要来,”她说,嘴角微微上扬,弯出一个比哭还冷的弧度,“我还要住进李念失踪前住的那间宿舍。她的东西,应该还在吧?”

四个失踪的女生,四年的悬案,一张被红笔圈出来的陌生男人的脸,一枚刻着栀子花的银戒指,和一群沉默不语、装作一切正常的人。这一次,沈怀楚不打算让任何人继续装下去了。

她推开校医室的门,秋天的晚风迎面扑来,带着远处食堂的油烟味和操场上塑胶跑道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后残余的热气。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向教学楼的方向,背影笔直得像一把出鞘的刀。

江砚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单薄的、遍体鳞伤的十八岁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烟,又放下了。

他忽然想起三年前辞职那天,省厅的领导问他为什么要走。他说,有些案子,坐在办公室里是破不了的。

现在看来,他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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