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北康复医院坐落在一条僻静的马路尽头，周围是大片的老旧居民区和几块闲置的空地。医院的主体建筑是一栋六层楼的灰白色楼房，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墙的瓷砖在多年的风雨侵蚀下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颜色，泛出一种病态的黄。楼前的花坛里种着几株冬青，修剪得整齐，但花坛边缘的水泥已经开裂，缝隙里长出了杂草。
周晓岚把车停在门前的临时停车位上，和蒋一砚一起走进大厅。康复医院和普通医院不同，这里没有那么多人来人往，大厅里很安静，只有前台两个护士在低声聊天。空气中有消毒水和饭菜混合的味道，墙壁刷成了淡蓝色，有些地方的油漆已经开始起皮。
“请问李秀英住在哪个病房？”周晓岚走到前台，出示了法医中心的工作证。
前台护士看了一眼工作证，目光在“法医”两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翻开封尘的登记簿。“李秀英……六年前火灾送来的那个？”她抬起头，眼神里有一丝不太自在的东西，“她在四楼，412病房。不过她现在精神状态不太好，不一定能跟你们正常交流。”
“什么情况？”
护士叹了口气。“大面积烧伤，尤其是面部和双手。做了十几次植皮手术，效果都不理想。去年开始出现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症状，经常在夜里尖叫，说是‘有人站在床尾看着她’。我们给她安排过心理医生，但效果不大。”
周晓岚和蒋一砚对视了一眼。
“她现在能说话吗？”
“能。但话很少，而且有时候说的东西……你们自己去看吧。”
两人沿着楼梯走上四楼。康复楼的电梯坏了很久，一直没人来修，走廊里的日光灯有一半不亮，剩下的一半发出嗡嗡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412病房在走廊的最尽头，门是关着的，门上的小窗被从里面用报纸糊住了，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周晓岚敲了敲门。
没有应答。
她又敲了三下，这次重了一些。
门内传来一个沙哑的、几乎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声音：“谁？”
“李阿姨，我是市局法医中心的周晓岚。我想和您谈谈六年前的那场火灾。”
沉默。很长很长的沉默。
周晓岚正要再敲门，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
门后站着一个佝偻的身影，穿着一件宽大的病号服，整个人瘦得像一根枯木。她的脸被大面积的疤痕覆盖，皮肤颜色深浅不一，有的地方是亮红色，有的地方是死白色，嘴唇已经完全变形，鼻子只剩下两个小小的孔洞。她的手——如果那些还能叫手的话——缠着厚厚的纱布，只有几根手指露在外面，指节弯曲变形，像老树根。
周晓岚见过很多尸体，见过很多烧焦的遗体，但面对一个还活着的人——一个从火灾中爬出来、却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她还是会感到一阵从胃部蔓延到胸腔的酸涩。
“你是法医？”李秀英的声音很难辨别，因为声带也可能受损，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砂纸打磨过的。
“对。”
“来找我做什么？”她没有让两人进屋的意思，就站在门口，用那双深陷在疤痕中的眼睛打量着他们。
“六年前的火灾，”蒋一砚接过话，“警方当时的结论是‘意外’。但我们最近收到一些新的信息，怀疑火灾可能不是意外。您是当年唯一的幸存者，我们想听听您的说法。”
李秀英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不是情绪上的“亮”，是瞳孔在某种剧烈的情感冲击下猛地扩大。她盯着蒋一砚看了几秒，然后慢慢后退，让开了门口。
“进来吧。”
病房不大，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折叠椅。窗户关着，窗帘拉了一半，外面的阳光只能透进来一小片，照在地板上形成一个不规则的亮斑。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枕头上有明显的压痕——说明她刚才确实在床上躺着。
但周晓岚注意到一个细节：床底下放着一双拖鞋，脚尖朝外，整整齐齐，像是有人刻意摆好的。但鞋面上有灰——不是新鲜的灰尘，是那种“很久没动过”的积灰。
李秀英不怎么下床。或者，她不需要这双拖鞋。
“您坐下说吧。”周晓岚示意床边的折叠椅。
李秀英没有坐。她走到窗边，背对着他们，看着窗外那一片灰蒙蒙的天际线。阳光照在她疤痕累累的手上，那些扭曲的指节在光线下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六年前，”她开口了，声音很轻，“我住在城北那栋老居民楼的四楼。那天晚上，我在家里看电视，看到一半的时候闻到了烟味。我以为是谁家烧糊了饭，没在意。后来烟越来越浓，我打开门一看，楼道里全是黑烟。”
她停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抵抗某些记忆。
“我想往下跑，但楼梯已经被火封住了。我往上跑，跑到六楼楼顶，从楼顶翻到隔壁单元的楼梯，才逃出来。我跑出来的时候，整个楼道全是火，那些火……不是从下面烧上来的，是从四楼同时烧起来的。四楼三个方向同时着火，像有人提前布置好的一样。”
周晓岚心里猛地一动。“您能确定是从四楼同时烧起来的？”
“我住了二十年那栋楼，我知道火从哪来。”李秀英转过身，那双被疤痕包围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周晓岚，“如果是楼下烧上来的，火会先烧掉一楼的走廊，然后沿着楼梯往上。但那天的火，四楼烧得最厉害。我住在401，我隔壁403烧得比我家还早。403住着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腿脚不好，根本跑不出来。”
周晓岚拿出笔记本，飞快地记录。“您有没有见过可疑的人？火灾发生前后？”
李秀英沉默了很久。
“有。”她最终说，“火灾前一个星期，有一个男人在我们那栋楼附近转悠。穿着深色外套，戴着帽子，看不清脸。我碰到过他三次，都是在晚上。第一次是在楼下的巷子里，他站在路灯下面，看着我们那栋楼。第二次是在楼道口，我上楼的时候他正好下楼，他低头避开我的目光，但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着什么。第三次……”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第三次是火灾当天晚上，七点多。我去楼下倒垃圾，看到他在后街的那条巷子里打电话。声音不大，但我听到了一句。”
周晓岚的呼吸停了一瞬。
“什么话？”
“‘那栋楼，靠东边那几户，别弄错了。’”
病房里安静得能听到日光灯镇流器的嗡嗡声。
蒋一砚走到窗边，看向楼下——康复医院的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护工推着轮椅在散步。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周晓岚看到他的手握成了拳头。
“李阿姨，”周晓岚的声音很轻很慢，“您当时为什么没有把这些告诉警方？”
李秀英发出一声短促的、几乎像哭泣的笑。“说了。我说了。火灾后第二天，就有警察来医院问我。我说了那个男人、那些话。他们记下来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后来我听说火灾被定为‘意外’，我问过他们有没有查那个男人，他们说‘查过了，没有发现异常’。”
她从床头柜的抽屉里翻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周晓岚。
信封里是一张照片——手机拍的那种，像素不高，但能看清画面：一条巷子，一盏路灯，路灯下一个模糊的人影，穿着深色外套，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
“这是我老伴拍的。”李秀英的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波澜，“他在火灾前三天拍到的。他说觉得那个人可疑，拍下来给社区保安看的。后来他……火灾那天，他在家，没跑出来。”
周晓岚捏着那张照片，手指微微发抖。
这张照片如果早六年出现，如果六年前有人认真对待这条线索，也许那场火灾不会以“意外”结案。也许李秀英的丈夫不会白死。
但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
“李阿姨，这张照片能借我们吗？”
“拿去吧。”李秀英转过身，又看向窗外，“我留着它也没什么用了。”
周晓岚把照片小心地夹进笔记本。她站起身，正要道别，蒋一砚突然开口了。
“李阿姨，您刚才说那个男人打电话的时候说‘那栋楼，靠东边那几户，别弄错了’。您有没有印象，靠东边那几户住的是谁？”
李秀英想了几秒。
“403是老太太，一个人住。402是一家三口，做小生意的。401——是我家。但我们家靠西边，不是东边。靠东边的是404、405、406。404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妻，没有孩子。405——”她突然停住了。
“405怎么了？”
“405住的是一对兄妹。哥哥叫许白昼，妹妹叫什么我忘了。但火灾那天晚上，哥哥不在家。他每天晚上都出去，说是做什么兼职。只有妹妹一个人在家。妹妹没有跑出来。”
周晓岚感觉有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
许白昼的妹妹。
那场火灾中，三个死者之一。
许白昼六年前报案说“我朋友在火灾前一周就被盯上了”——但真正被盯上的，也许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他自己的妹妹。
如果他提前知道有人要对他妹妹下手，他会在火灾前一周就察觉到异常。他会去报案。他会试图阻止。
但没人在乎。没人相信。
所以他只能用他自己的方式，花了六年时间，去寻找一个答案。
“李阿姨，许白昼后来找过您吗？”周晓岚问。
“没有。”李秀英摇头，“我听说他也死了，失踪了，反正找不到人了。可怜那孩子，妹妹没了，自己也……”
她没有说完。
周晓岚和蒋一砚告别了李秀英，走出病房。走廊里，蒋一砚的脸色很难看。
“如果李秀英说的是真的，”他说，“那许白昼从六年前就知道火灾不是意外。他的报案记录、他的消失、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试图找到凶手。”
“但他没有证据。”周晓岚说，“他只有怀疑，只有那张模糊的照片，只有他妹妹的死。”
“现在他有你了。”
周晓岚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两人下楼，走到大厅的时候，周晓岚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本地归属。
她犹豫了一下，接通。
“周晓岚。”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平稳，每个字都像被牙齿咬过的，“你们刚从李秀英那里出来，对吧？”
周晓岚停下脚步，握紧手机。
“你是谁？”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但你需要知道——你们问错了人。李秀英说的那个‘打电话的男人’，不是钱江屿的人。是许白昼的人。”
周晓岚的心猛地一沉。“你说什么？”
“你以为许白昼是受害者？他是受害者，但也是猎人。六年前那场火，他知道会烧，但他没有阻止——因为他需要‘证据’。他需要一个‘现场’，来证明这不是意外。他妹妹的死，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你疯了。”周晓岚的声音在发抖。
“我没有疯。你去查许白昼的背景。他学过程序设计，干过信息安全工作。他懂怎么销毁数据，也懂怎么伪造数据。那张照片——自称他‘老伴’拍的——火灾前三天就拍到了可疑的人，但为什么没有报警？为什么等到火灾后才拿出来？你不觉得奇怪吗？”
电话挂断了。
周晓岚握着手机，手指发白。
蒋一砚看着她：“怎么了？”
周晓岚把手机屏幕转向他。他看完通话记录，眉头紧皱。
“这个人的说法，”他说，“如果成立，那整件事的性质就变了——不是‘钱江屿杀许白昼未遂’，而是‘许白昼用妹妹的死做诱饵，构陷钱江屿’。”
“但许白昼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钱江屿真的做了别的事。也许许白昼没有说谎，只是他的动机比我们想的更复杂。”蒋一砚顿了顿，“也许这个人说的才是谎言，目的是让我们怀疑许白昼，从而打乱许白昼的计划。”
周晓岚闭上眼睛，深呼吸。
三个版本。第一版：钱江屿是凶手。第二版：许白昼是猎手。第三版：打来电话的人是第三方的搅局者。
哪个是真的？
“我们需要验证。”她睁开眼，“验证照片的真实性，验证李秀英说的时间线，验证许白昼的真正背景。蒋一砚，你帮我查许白昼的底——学历、工作经历、社交关系、尤其是他有没有信息安全和数据管理的背景。”
“你呢？”
“我去市精神病院，找另一个幸存者。”
两人在康复医院门口分开。蒋一砚开自己的车回局里查档案，周晓岚独自驾车前往城西的市精神病院。
市精神病院，全称“市精神卫生中心”，坐落在城郊一片荒凉的地带。周围是大片未开发的荒地，杂草丛生，只有一条水泥路通向医院大门。医院的主体建筑是一栋四层的灰色楼房，窗户全部装着铁栏杆，看上去更像一座监狱而不是医院。
周晓岚把车停在门外，走进大厅。前台只有一个值班护士，正在看手机。她抬起头，看了看周晓岚的工作证，面无表情地说：“你要找的人叫赵国栋？六年前火灾送来的？”
“对。”
“他在三楼，重度精神分裂症，目前处于稳定期，但不太跟人说话。你确定要见他？”
“确定。”
护士带她上了三楼。三楼走廊的两侧是一扇扇铁门，门上有一个小窗，可以从外面查看里面的情况。走廊里的灯光是冷白色的，照在灰色的地板上，让整个空间显得异常冰冷和压抑。
护士在310号门前停下，用钥匙打开了门。
“十五分钟。”她说，然后离开了。
周晓岚推门进去。
房间不大，约十平米，一张床、一个马桶、一个洗脸池。窗户很小，装着铁栏杆，外面光线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小片亮光。床上坐着一个人，三十多岁的男人，瘦得皮包骨头，穿着一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他的脸没有被烧伤的痕迹——他不是被火烧伤的，他的伤在别处。
赵国栋。六年前火灾中另一个幸存者。他当时住在402，一家三口，他、他妻子、他五岁的儿子。火灾当天，他跳楼逃生，摔断了脊椎，下半身瘫痪。他的妻子和儿子都没能逃出来。
但他没有在康复医院，因为火灾后第三个月，他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幻视、幻听、被害妄想。他反复说有人在追杀他，说火灾是有人故意放的，说那个“放火的人”还没有放过他。医生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引发的精神分裂症，把他转到了这里。
“赵先生，”周晓岚站在门口，没有靠近，“我是市局法医中心的周晓岚。我想和你谈谈六年前那场火灾。”
赵国栋坐在床上，一动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目光空洞，像一尊蜡像。
“赵先生？”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
周晓岚走近了两步，蹲下身，让自己的视线和他在同一高度。
“你说过，火灾不是意外。是谁放的火？你还记得吗？”
赵国栋的眼球缓缓转向她。那双眼睛浑浊、充血，但里面有一种东西——不是疯狂，是恐惧。深入骨髓的、被压抑了六年的、从未被认真对待过的恐惧。
“钱。”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姓钱的。”
周晓岚的心跳加速。“哪个姓钱的？叫什么名字？”
“钱……主任。”赵国栋的手开始发抖，“他来过。在我住院的时候。他来看过我。他说，‘节哀顺变，好好养病’。但他看我的眼神……不是关心，是确认。确认我还能不能说话，确认我有没有乱说。”
周晓岚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倒流。
“他什么时候来的？”
“火灾后……一个月？两个月？我不记得了。他带了一个人，是医院的医生。那个医生在我面前跟他说，‘他现在精神不稳定，说的话不能作为证词’。”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走了。之后我每次说‘火灾不是意外’，他们就给我加药。加药后我就昏睡，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但那些事……那些画面……还是会回来。”
赵国栋突然抓住了周晓岚的手腕。他的手很冷，像冰。
“那天晚上，我在家。我听到楼下有人说话。不是正常说话，是用对讲机的那种，短促、小声。我从窗户往下看，看到两个人在后街的巷子里，一个在打电话，一个拿着什么东西。然后没过多久，火就烧起来了。从我这一层先烧的。”
“你能描述那两个人吗？”
“看不清脸。他们戴着帽子，穿着深色衣服。但那个打电话的人，我记得他的姿势——他打电话的时候，喜欢用左手拿着手机，右手的食指点着墙壁。一下一下的。”
周晓岚的心脏像被一只手攥住了。
那个姿势。
六年前，她在那场“会议”上，见过那个姿势。钱江屿坐在会议桌的对面，左手拿手机，右手的食指非常轻微地点着桌面。一下一下。不是紧张，是习惯。
她松开赵国栋的手，站起身。
“赵先生，谢谢你。你说的话我会认真对待。”
赵国栋看着她，眼神突然清明了那么一瞬间——“你们一定要查。不能让他们白死。”
周晓岚点了点头。
她走出房间的时候，护士正等在门口。
“他说什么了？”
“没什么。”周晓岚说，“你能帮我查一个事情吗——六年前，火灾后一到两个月，有没有一个姓钱的访客来探视过赵国栋？那次探视的记录，以及当时赵国栋的主治医生是谁？”
护士犹豫了一下。“探视记录我不能随便给你看，需要走流程。但主治医生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张启明医生，他现在还在医院工作，是精神二科的主任。”
周晓岚记下了这个名字，然后走到走廊尽头，拨通了蒋一砚的电话。
“蒋一砚，你帮我查一个人：张启明，市精神病院精神二科主任。查他的社会关系，看看他和钱江屿有没有交集。”
“查到了一条。”蒋一砚的声音很沉，“张启明是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市民委员会‘心理健康帮扶项目’的专家组成员。这个项目的资助方是钱江屿的慈善基金会。”
周晓岚闭上眼睛。
“钱江屿的人在精神病院‘照顾’火灾幸存者，确保幸存者的‘证词’永远不会被采信。”她说，“再查，张启明有没有在火灾后的那段时间里，给赵国栋开过特殊的药物——比如高剂量的抗精神病药，或者不合理的镇静剂。”
“你是说他用药物来控制赵国栋，让他无法正常作证？”
“已经有这个可能了。”
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声。“赵国栋的住院病历……我进不去精神专科系统，需要申请权限。但我在公开的医疗纠纷记录里看到一个东西——三年前，赵国栋的家属提出过一次医疗投诉，说医院给他开的药剂量过大，导致他长期嗜睡、记忆混乱。投诉被驳回了，理由是‘符合精神科诊疗常规’。”
“家属叫什么？”
“赵丽，赵国栋的姐姐。联系方式我发给你。”
周晓岚挂了电话，深吸一口气。
事情比她想的复杂得多。钱江屿不仅仅是在火灾后销毁证据、压制调查，他还在长期、系统地“管理”着所有可能威胁到他的人——通过药物、通过威胁、通过“善意”的关怀来伪装。
她走出精神病院的大门，站在台阶上，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阳光被云层遮住了，整个城市笼罩在一层灰色的薄雾中。
手机震了一下。蒋一砚发来的消息：赵丽的电话。还有一个附件——许白昼的档案截图。
她先拨了赵丽的电话。响了五声，接通。
“您好，请问是赵丽吗？赵国栋的姐姐？”
“我是。你是谁？”
“我是市局法医中心的周晓岚。我们正在重新调查六年前那场火灾，想和您谈谈您弟弟的情况。”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们终于来了。”赵丽的声音突然变了，从警惕变成了某种积蓄了很久的、快要溢出来的情绪，“我等了六年，我一直在等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弟弟不是疯子，火灾前他是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常人！是他们把他搞疯的！”
“赵女士，您慢慢说。”
“火灾后我弟弟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身体恢复了一些，但精神越来越差。他说有人要害他，说火灾不是意外。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创伤后应激，没太在意。但他后来跟我说了一个名字——‘钱主任’。他说那个‘钱主任’来医院看过他，跟他说的那些话不是安慰，是警告。”
“什么警告？”
“‘好好养病，别想太多。该忘的就忘了吧。’——这不是对一个大火中失去妻儿的人该说的话！这是让他闭嘴！”
周晓岚握着手机，指甲陷进掌心。
“赵女士，您有没有录音或者文字记录当时的对话？”
“没有。我不敢。我弟弟在人家手里，我怕我要是闹了，他们会给他加药，会把他关起来，再也不让我见他。”
“现在呢？您弟弟的情况怎么样？”
“越来越差。他最近半年越来越不爱说话，有时候我去了他都不认识我。但有些东西我记得——他每次在电话里跟我说‘姐，他们没放过我’，我就知道他的状态又不好了。最近一个月，他跟我说过三次‘那个姓钱的又来了’。”
周晓岚的血冷了。“您确定吗？钱江屿最近去过精神病院？”
“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来了’，但弟弟这么说。可能是幻觉，也可能是真的。你们得去查访客记录。”
“我正在查。赵女士，谢谢您。我会跟您保持联系。”
挂了电话，周晓岚站在台阶上，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拨开头发，看着手机屏幕上许白昼的档案截图。
许白昼，男，三十五岁（六年前二十九岁）。本科就读于省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后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三年，后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离职原因：未知。婚姻状况：未婚。亲属关系：父母已故，有一妹妹许白薇（火灾遇难者）。
没有犯罪记录，没有不良信用记录，没有任何异常。
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一个程序员，自由职业者，和妹妹住在一起。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妹妹死后，从所有官方记录中消失了。他不只是“失踪”——他是被“删除”的。档案清除、电话注销、社交账号全部停用、租房记录消失、银行账户冻结或被清空。
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删除，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要么是许白昼自己有这个技术能力，要么是有人帮他——而且是拥有系统权限的人帮他。
周晓岚盯着屏幕上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几个字，心里有了一个假设。
如果许白昼真的是信息安全专家，他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删除自己的档案、篡改监控、甚至侵入市政大厅的办公网络。他不必依靠任何人。
这意味着——那张证物袋、那些信息、袁栀的消失，可能都是许白昼一个人策划的。他不是受害者，他是猎人。
但这个假设有一个漏洞：如果许白昼真的能一个人做到这一切，为什么需要她？为什么要把她卷进来？他完全可以把所有证据匿名提交给媒体或者上级部门，让钱江屿在公众面前被摧毁。
除非——匿名提交的证据不够。钱江屿有足够多的“程序瑕疵”挡箭牌，可以否定任何“来路不明的证据”。只有通过一个“内部人”——一个法医——把这些证据变成合法的、可追溯的、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的链条，才能真正扳倒他。
所以她不是棋子。她是“合法性”的来源。
证物袋、便签、袁栀的消失——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帮她了解真相，而是为了逼她往前走。逼她不敢停下来，不敢再次签下“暂存”。
许白昼在利用她的愧疚感。
但那又怎样呢？愧疚感是她自己的，不是任何人强加给她的。六年前她签下“暂存”，是她自己的选择。现在她追查真相，也是她自己的选择。
许白昼只是点燃了那根引线。剩下的，是她的选择。
周晓岚把手机收起来，走向停车场。
她要去找张明远。
在去找张明远之前，她需要先做一件事——确认袁栀的位置。那条“还活着”的十七条信息，如果真的是许白昼发的，那袁栀就在他手里——不是被绑架，是被“保护”。但许白昼的“保护”和钱江屿的“控制”有什么区别？一个用恐惧，一个用希望，但本质都是把袁栀当作工具。
她拨了袁栀的手机——还是关机。
她拨了许白昼曾经用过的陌生号码——那个发“还活着”的号码。响了三声，接通。
沉默。
“许白昼，”周晓岚说，“我知道是你。”
沉默了几秒。然后一个声音——她从未听过的声音，但她在脑海里想象过无数次——从电话那头传来。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发的每一条信息都在告诉我‘继续走，不要停’。如果是钱江屿的人，他们会发‘停下来，不然会死’。你没有威胁我，你在鼓励我。”
又是沉默。
“你很聪明。”许白昼说，“比六年前聪明。”
“袁栀在哪？”
“在安全的地方。她现在是安全的，但说出来就不安全了。你需要相信我。”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因为你已经相信了。如果你不信，你不会在袁栀的家里待那么久，不会去找李秀英，不会去精神病院，不会站在停车场里给我打电话。”
周晓岚握紧手机。“你一直在看着我。”
“从你走出康复医院的那一刻起。”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六年前就该有的东西——真相，和正义。但我知道，正义不会自己来，真相不会自己说话。所以我需要一个能让他们说话的人。”许白昼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消失了六年的人，“你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唯一一个在六年前封存那组样本时手在抖、眼里有泪的人。其他人都已经忘了，或者假装忘了。你没有。你是唯一一个。”
周晓岚的鼻子酸了一下。
“那组样本的子样本，”她问，“你知道在哪吗？”
“知道。在你老家老房子的阁楼里，一个旧饼干盒里，写着‘旧照片’。”
周晓岚的呼吸停了一瞬。
他知道。他知道六年前她分装了子样本。他知道她把它藏在哪里。他什么都知道。这意味着他在过去的六年里，一直在收集关于她的一切信息。
“你为什么不去拿？”她问。
“因为我不能碰它。我碰过的东西就失去了合法性。只有你——一个正式的法医师——亲手从合法渠道拿出来的样本，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
“那你需要我怎么做？”
“今天晚上十点，你来城西废弃纺织厂。来的时候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蒋一砚。一个人来。到了之后，你会见到袁栀，也会见到我。”
周晓岚犹豫了几秒。
“如果我不去呢？”
“你会去的。”
电话挂断了。
周晓岚站在停车场里，周围没有人，只有风吹过枯草的声音。远处精神病院的灰色建筑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像一个沉默的囚笼。
她打开车门，坐进去，没有立刻发动。她靠在驾驶座上，闭上眼睛。
蒋一砚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信息——他如果知道许白昼让她一个人去废弃纺织厂，他会阻止，或者坚持一起去。但许白昼说的是“不要告诉任何人”。
她该信谁？
信蒋一砚——六年来一直在她身边、从未离开、从未放弃的人。
信许白昼——消失了六年、突然出现、掌握所有信息但目的不明的人。
或者，谁都不信。
她睁开眼，发动车子。
先去找张明远。在今晚十点之前，她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