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上海。
百乐门的霓虹把湿漉漉的街道染成一片暧昧的嫣红。我站在后台的丝绒幕布后,透过缝隙看出去,黄包车夫拉着醉醺醺的客人匆匆掠过,报童的叫卖声被爵士乐吞得一点不剩。
这就是夜上海,一个假装忘了枪声、忘了战争、忘了物价飞涨的上海。
我叫苏璞,辗转在乱世里讨生活,我在百乐门当歌女,已经三年了,看多了眼波里的算计,那些笑和殷勤,连指尖的温度都标着价码。
可有一个人他不一样。
每晚当门口的服务生微微鞠躬时,我就知道是他来了。
汪苏泷。
他穿着深灰色西装走进来,领带是暗蓝色的,袖扣在霓虹灯下一闪,是那种不起眼却极贵的铂金。经理堆着笑迎上去,他只点了点头,目光已经投向舞台。
我知道他在看我。
三个月了,每天如此。
音乐前奏响起,我搭上立麦架,指尖是今晚新涂的淡淡的粉。我故意在歌曲快要结束时抬眼,正正撞上他的目光。
只是一瞬。
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转身走向那个角落的卡座,靠墙有柱子半掩,服务生端去威士忌,他摆手不要冰。琥珀色的酒液在他手里微微摇晃,像他这个人,看着平静,底下不知藏着多深的漩涡。
我唱完最后一句,银元叮叮当当扔上台。有人醉醺醺地要献花,我侧身避开。
“苏小姐!再来一首!”
转身时,余光瞥见他还在。酒杯已经见底,他却没走。
后台的门关上,喧嚣被隔在外面。我对着镜子坐下,慢慢摘下发髻上的水钻发卡,镜子里那个女人,眉眼精致,唇上的胭脂是时下最流行的嫣红。
“苏姐,今天汪先生又来了。”阿香凑过来,递上温水。
我接过杯子,指尖在杯壁上摩挲。
“整整三个月,天天来,天天坐那个位置。”阿香压低声音,“姐妹们都在猜呢,这位少将到底图什么。花不送,舞不邀,就干坐着听你唱完,该不会…”
我笑了,喝了口水。镜子里,墙上的挂钟指着十点一刻。往常这个时候,他该起身了。
但今天没有。
阿香一边帮我拆盘发一边絮叨:“苏姐,我打听过了,汪少将家里是大族,留过洋的,现在参谋部任要职。这种人……”她压低声音,“手底下不干净。”
我当然知道。
我透过门缝看出去。他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是军人的坐姿,却又透着读书人的斯文。灯光昏暗,照得他侧脸线条清晰,鼻梁很高,薄唇抿成一条太过克制的线。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男人。位高权重,习惯掌控一切。他们来百乐门,要么谈事,要么寻欢,可汪苏泷不一样。他看我的眼神里没有欲望,没有算计,甚至没有寻常男人对漂亮女人那种赤裸裸的欣赏。
那眼神太干净了。
在这十里洋场,干净比钻石还稀罕,也更可疑。
“阿香,”我忽然说,“帮我换那件墨绿色的旗袍。”
“那件开衩太高了……”
“就那件。”
墨绿色软缎裹在身上时,我对着镜子最后抿了抿口红。然后我推开门,穿过舞池。
他正看着杯底最后一点威士忌,不知在想什么。我走过去,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声音被爵士乐盖住。
“汪先生。”
他抬起头。看见我时,眼里闪过一丝什么,太快,抓不住。然后他站起身,为我拉开对面的椅子。
很自然的动作,就像对待任何一位女士应有的礼节。可我注意到,他拉椅子的手背上有道疤,从虎口一直延伸到腕骨,在灯光下像一道隐秘的印记。
“苏小姐。”他的声音很好听,不高不低,像大提琴最低的那根弦。
“汪先生听了三个月,”我坐下,双腿并拢斜放,开衩处露出一截小腿,“不请我喝一杯?”
他招来服务生:“苏小姐喝什么?”
“和你一样。”
威士忌端上来,学他的样子直接喝了一口。烈酒烧喉,我微微蹙眉,但很快舒展开,不能在他面前露怯。
“汪先生是哪里人?”我指尖在杯沿画圈,这是百乐门教我的第一个本事:用最随意的姿态,问最想问的话。
“东北”,他说,“不过很久没回去了。”
“好地方。”我笑,“我十四岁那年跟师傅去过一次,记到现在。”
我说得轻巧,可话一出口就后悔了,这等于把自己那点底细摊开来。但他只是看着我,眼神很深。
“苏小姐的歌声,”他说,语气认真得不像在奉承,“让我想起儿时的夜。夏天晚上,坐在院子里乘凉,能听见远处留声机的声音。听得不真切,反而更动人。”
“汪先生很会说话。”我垂下眼,又喝了口酒。
“实话而已。”他看着我,“苏小姐似乎不信。”
“在这地方,”我抬起眼,直直看进他眼睛里,“真话很稀少的,汪先生天天来,真的只是为了听歌?”
四目相对。
我感觉到周围的变化,化妆间门缝里,阿香攥紧了手帕,卡座边几个醉酒的客人,动作慢了下来。百乐门从来不只是歌舞场,我知道,他也知道。
汪苏泷忽然笑了,眼角有了细纹,让他整个人忽然柔软下来:“如果我说只是为了听歌,苏小姐真的不信吗?”
“不信。”
“那如果我请苏小姐明晚一起吃个饭,慢慢告诉你原因,”他顿了顿,像在分享一个秘密,“苏小姐赏脸吗?”
墙上的钟指向十点半。《夜上海》的前奏响起来,舞池里挤满了人。旗袍、西装、香烟的雾气,混成一场不真实的梦。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三个月,他每晚都来,听完就走。不送花,不献殷勤,甚至不主动搭话。这样的耐心,要么是极深的城府,要么是……
“哪里?”我问。
“和平饭店,七点。”他从怀里掏出名片夹,取出一张素白的名片递过来。
我接过。纸张很厚,边缘是手工裁切的毛边。“汪苏泷”三个字是毛笔手写体,墨色深沉,力透纸背,就像他这个人。
“不怕被熟人看见?”我半开玩笑,指尖蹭着名片粗糙的边缘,“国民党少将和百乐门歌女共进晚餐,传出去不好听吧。”
“我请朋友吃饭,”他站起身,“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他离开时没有再看我一眼,就像之前的每一个夜晚。我捏着那张名片站在卡座边,看着他深灰色的背影穿过舞池,推开玻璃门,消失在夜色里。
阿香跑过来:“苏姐,你真要去啊?这人什么来头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我轻声说,手里握着那张名片,薄纸边缘硌着皮肤,有种真实的痛感。
“知道什么?”
我没回答。
窗外,黄浦江的轮船拉响汽笛,声音长长地拖过夜空。1948年的上海,秋天就要过去了。
而我手里这张名片,烫得像一块炭。
…
汪苏泷走出舞厅的大门,上了车,并没有马上发动车子,而是在驾驶位上点起一根烟,他的思绪回到三个月前…
他被领进一间没有窗户的书房,首长背对着他。
“苏泷同志,组织需要你回上海。”
“请首长指示,需要我做什么?”
“去上海。用你汪家大少爷的身份,进国民政府参谋部任职,然后…”首长顿了顿,“接近一个人。”
“谁?”
首长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一个百乐门的歌女,苏璞。其常客包括多名国民政府高级政务要员,设法接近,建立情报渠道,最好是,尝试发展她,成为你的联络员和下线…”
苏璞。
汪苏泷在记忆里搜索这个名字。隐约听过,上海滩新晋的歌女,她的歌声被报纸吹成“勾魂摄魄”。他当时只当是文人夸张,没想到有一天,这个名字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写进绝密任务里。
“设法接近苏璞。”首长看着他,“她是钥匙,至于怎么接近,用什么方法,组织不干涉。只有一点…”
首长的手按在他肩上,力道很重:
“苏泷同志,这个乱世你要渡过去,也要带更多人渡过去。但渡河的人,不能湿了鞋。”
意思是,不能动真情。
汪苏泷熄灭烟头,发动车子,外面是上海的夜,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仿佛战争从未发生。
他此刻眼神平静,任谁也看不出,他是一个中共特工,一个要在国民党心脏里扎钉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