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里传来第一声尖叫的时候，简桑没有按下暂停键。
不是因为她冷静。是因为她已经听了太多遍，多到那些声音开始变得像某种她听不懂的语言。尖叫、哭泣、求饶、然后是沉默。沉默是最长的，占了录音带三分之二的时长。没有人说话的时候，录音机里只有老旧的沙沙声，像一只手在反复摩挲粗粝的布料。
她关掉录音机，把它放回口袋。那个口袋是她在风衣内侧自己缝的，贴着肋骨的位置。走路的时候能感觉到机器的棱角硌在骨头上，像一个沉默的提醒。
出租车停在一所学校的门口。
校门是那种老式的铁栅栏门，漆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褐色的锈迹。门卫室里坐着一个老头，正在用保温杯喝茶，看到她下车，站起来，用方言说了一句什么。简桑没听懂，但她能猜到意思：你来晚了。
是的，她来晚了。
距离那件事发生，已经过了三天。
来接她的是一个姓王的主任，四十多岁，秃顶，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搓手。他一边带路一边说“简老师辛苦了”“条件有限您多担待”“其实也没什么好调查的，就是孩子们心理压力太大”——最后这句话他说了三遍。简桑没有接话。她跟在王主任身后，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教室，门都关着，窗户里漏出日光灯的白光。有一间教室里传来老师讲课的声音，讲的是函数的解析式。
定义域。值域。对应关系。
简桑想，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能用函数来表达就好了。输入一个微笑，输出一个微笑。输入一句问候，输出一句问候。
但不是的。人与人之间不是函数。有时候你输入一个微笑，输出的是一把刀。
走廊尽头是一座独立的二层小楼，原先是音乐教室，后来因为隔音好，被改成了学生心理辅导室。再后来，它成了那件事发生的地方。
王主任在楼前停住了。
“简老师，我就不进去了，”他说，搓手的频率加快了，“那屋子……不太舒服。您自己去看。钥匙在门上。”
然后他就走了。脚步很快，几乎是逃的。
简桑站在那栋楼的前面。它看起来和任何一栋教学楼没有区别，外墙刷着浅黄色的涂料，窗台上摆着几盆枯死的绿萝。但它的安静不一样。别的楼里有人，有声音，有函数解析式和英语单词。这栋楼里什么都没有。
她把钥匙插进锁孔。门开了
房间比想象中大。目测有六十平米，原先应该是用来排练合唱的。墙上还贴着五线谱的墙贴，被熏得卷了边，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露出底下老旧的墙皮。
七把椅子。围成一圈。
六把是普通的教室椅，灰色的塑料椅面，有几把椅子腿上还贴着学生的姓名贴。其中一把翻倒在地上，椅背上有抓痕——是指甲留下的，很细，但很深，三道并排，像是某种临终的签名。
第七把椅子不一样。
它是新的。木质的，漆着浅色的清漆，比另外六把高出一截。它被端端正正地放在圆圈的正中央——那个所有人目光都会经过的位置。
简桑在那把椅子前面站了很久。
她是心理学出身。她懂这个。这种摆在中间的椅子，通常是用来做“空椅疗法”的——让来访者对着空椅子说话，把那些不敢对真人说的话，说给一把椅子听。椅子的高度是有讲究的，不能太高，会让来访者感到压迫；不能太低，会削弱它的象征性。
这把椅子的高度太合适了。合适得不像临时找来的。像是有个人，在事发之前，就已经为某个人准备好了这把椅子。
她从口袋里拿出《回响之镜》。
老旧的录音机在日光灯下泛着塑料特有的廉价光泽。这种型号在八十年代很流行，如今在旧货市场都很难找到。她的老师在大阪的一家古董店里买下它，又花了十年的时间去研究它的原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它无法被研究。它不是科学，它是某种介于已知和未知之间的东西。它只能读取特定物品上附着的、足够强烈的情绪残片。每读一次，读取者就会承受一段对应的精神消耗。
老师把它递给简桑的时候说：“你可以用它找到真相。但你得想清楚，你愿不愿意为真相支付代价。”
简桑接过来了。那是五年前。
她蹲下来，把录音机放在林蚕的椅子旁边。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叫它“林蚕的椅子”——没有人告诉过她那个女孩的名字。但她就是知道。
按下录音键。沙沙声开始了。
起初什么都没有。然后是一声笑。很轻，很短，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但那不是开心的笑。简桑听过那种笑——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很多来访者在描述最深重的痛苦之前，都会发出那样的笑声。那不是幽默，是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做最后的挣扎。
然后是声音。不是一个人的声音，是很多人的声音叠在一起，像收音机收到了太多频道，所有的信号都在互相干扰。简桑闭上眼睛，让那些声音穿过她——
“……不合群……”
“……其实挺可怜的……”
“……她自己想太多……”
“……我们什么都没做啊……”
最后一个声音很清晰。是一个女孩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打扰到什么人。
“……对不起……”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沙沙声。
简桑睁开眼睛。她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愤怒。一种冰冷的、被压抑了五年的愤怒。她认得那种愤怒。上次感受到它，是在五年前的那个深秋，在另一个城市的另一所学校里。那个女孩死的时候，简桑写了份调查报告，写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所有“微小的迹象”——那些被忽视的日记、被无视的求助、被当成“玩笑”的伤害。她把报告交给学校，学校表示感谢，然后把报告锁在档案柜里，再也没有人打开过。
从那以后，简桑换了三个城市，接了二十七个案子。每一个案子，她都会打开那个档案柜，把报告拿出来看一遍。不是为了记住失败，是为了记住失败的代价。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帘被熏得发黑，她用手指轻轻一碰，就有黑色的粉末簌簌落下。
窗台上有一个东西。一小块被烧焦的布料，只有硬币大小，被卡在窗户的合页缝隙里。简桑小心地把它掰下来。布料是浅蓝色的，边缘焦黑，但中间还能看出原本的颜色——那是校服的颜色。
她举起那块布料，对着窗外漏进来的光。
录音机忽然发出一声极短促的声音。不到一秒。简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她把录音机拿起来，倒回去，按下播放。
“……爸爸……”
就这两个字。声音是另一个女孩的。不是林蚕。是另一个人。一个人在临死之前，在恐惧到达顶点的时候，喊的不是救命，不是求饶，是自己的父亲。
简桑站在那间安静的屋子里，手里捏着一片烧焦的布，口袋里装着一个能听见情绪的录音机，面前是一把空椅子。
六具尸体。一个晚上。六个女孩在同一个房间里，从互相指责开始，到互相残杀结束。只有一个人活着出去了。
那个活着出去的人，这辈子都不会真正离开这个房间。
简桑把布料装进证物袋，把录音机放回口袋，靠在她肋骨的位置。她拿出笔记本，在空白页上写下第一行字：
这不是意外。这间屋子记得。
她顿了顿，又加了一句。
我也是。
——
那天晚上，简桑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招待所里。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台灯。墙上贴着一张过期的旅游宣传画，画面上是一片漂亮的油菜花田，印刷的油墨已经开始褪色。
她把所有资料摊在桌上。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但王主任偷偷塞给她一份学生名单——六个人的名字，附着一张班级合照。
照片上，一群女孩穿着统一的浅蓝色校服，站在教学楼前面，冲着镜头笑。她们的笑容各有不同。有的灿烂，有的羞涩，有的抿着嘴，像是被老师要求“自然一点”但不知道该怎么自然。
简桑一个接一个地看过去。
站在最中间的是周璟。她不需要问别人就能认出来。那种站在人群中央的自信，是不会说谎的。她笑得很标准，露出八颗牙齿，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衣服比别人烫得更平整。她看起来像是那种会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同学发言的人。
站在周璟旁边的是程蔓。她比周璟矮半头，身子微微向周璟一侧倾斜。简桑一眼就看出了那种倾斜的含义——那不是随机的站位。那是她在提醒所有人，我是站在她这边的。
温晴站在稍远一点的位置，对着镜头笑得很甜。她的手里还拿着一颗糖，粉色的包装纸，看起来是无意间入镜的，但简桑不信。太多事情都不是无意间的。
何暖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脸上没有表情，也没有期待。她看着镜头的眼神和看着任何东西都没有区别。
方知站在前排左侧，姿势稍微有些僵硬，像是正在想一个更自然的姿势，但还没来得及做出来，快门就响了。
苏默站在最边上。她的位置很有意思——她不是被挤到边上的，她是自己退到边上的。她的身体微微向内倾斜，既想靠近，又不敢靠近。她的笑是所有人里最紧张的一个，嘴唇抿着，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问镜头：我这样笑对吗？
简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人用铅笔写了每个人的名字。她找到了林蚕的位置——最后一排，最右边，几乎要走出画面。她的身材偏瘦，穿着校服显得有点空，像是在穿别人的衣服。她的头发扎得高高的，露出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她在笑。但那个笑容很淡，像一杯被倒到杯底的白水。
这是她在全班合影里的最后一个笑容。
也是唯一的一个。
简桑把照片放回桌上。她翻开苏默的资料，在第一页贴了一张便签：第一个。本周三。
然后她关了灯。
黑暗里，录音机在她口袋中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像一只沉睡的动物翻了个身。简桑把手按在它上面，感受那微弱的震动。
明天开始，她要把这七个人的人生重新拼起来。
那把空椅子，需要有人为它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