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临第一次见到赵城安，是在一个慈善晚宴上。
她穿着一条黑色的礼服裙，站在宴会厅的角落，手里拿着一杯橙汁，她从来不喝酒。
赵城安走过来，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深蓝色西装，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
他笑着对江临说：“江小姐，久仰大名。”
江临当时在想什么？
这个人好高，笑起来眼睛像月亮，身上的古龙水味道很好闻。
她不知道就是这个男人，会在一个月后把她送进医院，让她在床上躺了八个月。
第二段清晰的记忆，是一个电话。
赵城安打来的，他的声音在电话里和在现实中一样好听，带着一种催眠般的节奏感。
他对江临说：“江小姐，我有一些事情想和你谈谈，关于你父亲的，你能出来一下吗？”
江临犹豫了。
她很胆小，从来不在晚上一个人出门，但她还是去了，因为赵城安说“关于你父亲”。
江临和父亲江明远的关系很复杂，复杂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都能让江临放下一切赶过去。
她去了。
然后她再也没有回到那间公寓。
直到八个月后醒来，在同一个身体里，但灵魂已经换了。
我闭上眼睛，让自己沉入沈渡的记忆。
沈渡第一次注意到赵城安，是在一个城中村的拆迁现场。
沈渡在采访一个被强拆的住户，赵城安从一辆黑色的奔驰里走出来，站在警戒线后面，看着那些歇斯底里，眼中全是绝望的人们。
他的表情是一种近乎真诚的困惑，像一个孩子在看一群蚂蚁搬家，不理解它们为什么这么忙碌，这么焦虑，这么害怕。
沈渡拍下了那张脸。
那是她相机里最后一张照片。
后来沈渡开始调查赵城安，她发现了一些不该被发现的东西。
赵城安的慈善基金会，表面上是帮助贫困儿童和失学女童，实际上是一个洗钱的通道。
赵城安的地下会所，表面上是私人聚会场所，实际上是一个关押女性的地方。
那些女性从哪里来？
沈渡查到了线索，但线索断了。
然后沈渡接到了赵城安的电话。
“沈记者，听说你在调查我？”
他带着一丝笑意，像一个老朋友在寒暄。
“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的，可以直接来问我，不用躲躲藏藏的。”
沈渡去了。
她去了赵城安的地下会所，那个后来会成为她死亡地点的地方。
她去了，因为她是一个记者，工作就是去见那些危险的人，问那些危险的问题，然后把答案写下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区别是，她不知道那是她最后一次出门。
记忆到这里出现了断裂，像一个坏掉的录像带，画面突然变成了雪花，有声音，有气味，有触感，但没有图像。
声音是赵城安的。
“沈记者，你不应该查这些的。”
气味是某种花香，很浓，浓到让人头晕。
触感是一只手掐住了她的脖子，手指很长，很凉，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黑暗。
无边无际的黑暗。
我在江临的床上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哭。
眼泪无声地从眼角滑进耳朵里，打湿了枕头，我的手在被子里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疼。
这种疼和沈渡喉咙被掐住时的疼不一样，那种疼是窒息的、让人绝望的，这种疼是活着的、让人清醒的。
我擦掉眼泪，深呼吸了三次。
赵城安杀了沈渡。
他还活着，生意越做越大，一边道貌岸然的开慈善晚宴，背地里却对着那些无辜的女孩说“喝下去，你会睡一会儿”这种恶心话。
我躺在这张king size的大床上，盖着埃及棉的被子，头枕着乳胶枕头，床边摆着鲜花，门外有一个心疼我的母亲在等我吃晚饭。
这些都不是沈渡的，都属于江临。
但沈渡的复仇，是我的。
醒来后的第一周，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两件事：吃饭和复健。
八个月的卧床让我的肌肉萎缩得像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我的大腿细得像两根筷子，小腿的肌肉摸上去是软的，像海绵，不是打过石膏导致的肌肉萎缩了，轻轻碰一下肉会疼，这种更像是晒久了的橡胶制品，戳上去木木的。
手勉强能举起一杯水，举久了还是会抖的；起床都需要人扶，走路也需要助行器，甚至于上厕所都需要林婉清在旁边等，因为我的腿随时可能突然发软，让我整个人摔下去。
我可没有在上厕所这种脆弱的事上逞能的习惯。
复健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姓王，身材很好，一看就是常年健身的那种。
他每天下午来家里给我做两个小时的康复训练，从最基础的活动关节开始，然后是一些简单的抗阻训练，最后是走路的练习。
“江小姐，你不用着急。”
王复健师可能看我着急还先宽慰我：“肌肉萎缩的恢复需要时间，一般来说，卧床一个月需要一周的恢复时间，你卧床八个月，大概需要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
两个月到三个月。
太久了。
我等不了那么久。
赵城安不会等我，证据不会等我，沈渡的尸体会在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慢慢腐烂，等不了我三个月。
但我不能说出来，我必须像一个刚刚从八个月的昏迷中醒来的千金小姐一样，慢慢地恢复，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如果赵城安知道“江临”醒了，而且在调查他，“江临”身体里住着一个复仇的灵魂，他会做什么？
再给我下一次药，这一次，剂量不会出错的，会一击毙命。
所以我等，等肌肉长回来，腿能站稳，手能握紧一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