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夏
胡建仁在那个夏天学会了一个道理：有些人说的一句话，能把你整个人生都拐个弯。
他已经在市统计局干了两年。
985高材生，主修经济学，辅修法律，高考数学满分。每天的工作是给一群中专学历的事业编老油子端茶倒水，整理报表，跑腿送文件。他的办公桌在二楼最左边那间办公室的角落，正对着空调出风口，夏天热冬天冷，桌上那盆绿萝养了两年没死也没活，跟他一样，在这个地方勉强吊着一口气。
当科长把报表摔在胡建仁脸上的时候，他正低头校对一组数据。A4纸的边缘擦过鼻尖，留下一道火辣辣的红印。
“胡建仁，你一个名牌大学高材生，连个英语报表都看不懂？”
办公室里的人都没抬头。这种事每周都会发生一两次，大家都学会了在科长发火时变成聋子。胡建仁抬起右手，中指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这个动作他已经做过无数次，熟练得像呼吸。
“我看看。”他说。声音不高，尾音带着一种奇怪的温和，像在跟报表商量。
科长是个中专生，四十来岁，肚子把皮带勒成两段。他最恨的就是胡建仁这种语气。不卑不亢，不咸不淡，明明站在你跟前，却隔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更让他恨的是简历上那行字——省城985经济学学士，辅修法律。一个毫无背景的臭小子，凭什么拿那样的学历，凭什么用那种语气跟他说话。
“看什么看？外企的合作方明天就要，全英文的。你这还是名牌大学生呢，英语四级考了四次才过，你也好意思？”
胡建仁的金丝边框眼镜滑下来半寸。他没用手推，只是微微仰起脸，让镜片重新架回鼻梁。这个动作让他的两颗虎牙露了出来，很小，很尖，藏在一副永远温和的表情下面。
“我高考数学满分。”他说。
“有个屁用！”
科长一巴掌拍在桌上，打印机震了一下，吐出一半的纸卡在喉咙里。胡建仁看着那张纸，想，卡纸的角度不太对，应该把盖子打开，把硒鼓取出来。他的手伸进口袋，摸到一个冰凉的东西——用了十年的Zippo打火机，父亲留给他的。拇指在砂轮上轻轻蹭了一圈，没有点火，只是蹭了一圈。
“今晚加班，把这份材料搞完。搞不完你就别走了。”
科长摔门出去的时候，胡建仁站在窗前，数楼下的梧桐树。五棵。树叶快掉光了，光杆上挂着几片枯的，被风一吹就摇。他想起小时候，也这么站在窗前数树。那时候住在家里的杂物间，窗户朝北，一年到头见不到太阳。父亲的妻子常常来叫他出去干家务活，叫他”贱人”，说他是野种，说他妈是个不要脸的。后来，她和父亲突然就都走了。车祸，同一天。
口袋里的计算器硌着大腿。他掏出来，按了一个除法。888除以12。等于74。数字在液晶屏上跳了一下，稳定下来。他喜欢这种确定感。数字不会骂他，不会问他四级为什么考四次，不会在意他是谁的儿子。
他没有加班。六点钟，他把报表整齐地摞在科长桌上，转身走了。
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早退。
没回家。回家也是一个人。
他那间公寓在城中村的一栋自建房里，月租三百五，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三天两头坏。房东在楼下开了一家麻将馆，每天晚上哗啦哗啦的声音从地板缝里渗上来，像有人在天花板上搓麻将。他住了一年多，跟邻居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其中八句是“借过”。
他去了三江口第一中学门口的大排档。
三江口第一中学门口的大排档，这是他少数几个愿意去的地方之一。老板姓陈，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女人，炒的菜油大盐重，但便宜，几十块钱能吃饱。最重要的是她从来不问他干什么的、住哪里、有没有对象，点完菜把单子往灶台上一拍，不到十分钟就端上来，放下就走，不多说一个字。
晚上七点是最热闹的时候。油锅滋啦滋啦地响，羊肉串在炭火上滴油，激起一蓬一蓬的火星。十几个初中生骑着自行车从校门涌出来，车铃铛响成一片，有几个停下来买煎饼，两块钱的，加肠三块。
胡建仁坐在最角落的桌子。面前摆着四个空啤酒瓶，第五个喝了一半。他的金丝眼镜在路灯下面反射着光，遮住了眼睛的形状。深色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衬衫扣子仍然系到最上面一颗，领带松了半寸。
啤酒是常温的，有点涩，泡沫不多。他不喜欢啤酒的味道，但今天只是想找点事情做。喝酒这个动作需要举杯、吞咽、放下，一套流程下来，十几秒就过去了。四个空瓶就是几十分钟。几十分钟里他不用想报表，不用想四级，不用想科长那张油汗交加的胖脸。
虎牙咬破了口腔内壁。他尝到了血腥味，淡淡的，铁锈一样。这个味道让他清醒了一点。他用舌头舔了舔伤口，又咬了一下。更疼了，也更清醒了。
隔壁摊子上闹哄哄的。
一群人围坐在两张拼起来的桌子旁，桌上摆满了菜和空酒瓶。中间坐着一个穿深色衬衫的高个男人，袖子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结实匀称的肌肉线条。他正在拍着桌子骂娘，声音大得半条街都能听见，周围的人在笑，在附和，在举杯，空气里弥漫着白酒、香烟和江湖气混在一起的复杂味道。
不一会儿突然炸了。
“什么他妈的不可抗力！”一个声音炸雷一样滚过来，“老子签的是人，不是天！老天爷塌下来也得给老子把工期赶完！”
胡建仁的手指停在啤酒瓶上。那桌坐了五六个人，都是男的，其中一个站起来了。很高，很高。胡建仁一米七，那个人至少比他高两个头。深色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筋肉盘结的手腕。嘴角有一道浅浅疤，不易察觉，不笑的时候像一条浅浅的沟，笑起来会怎么样，胡建仁还没看到。但他猜，会弯成好看的弧度。
那人一巴掌拍在桌上，盘子跳起来，花生米撒了一半。旁边坐着的人赶紧说：“荣哥，荣哥，消消气，开发商那边也是按合同办事……”
“合同个屁！”那个叫荣哥的声音更大了，“不可抗力，不可抗力，这四个字一放，钱就不给了？老子投进去的两百万，找谁不可抗力去？”
旁边一个瘦高个笑着给他倒酒：“荣哥，消消气，那合同明天再找人看。”
“找人看？找谁看？”高个男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整个三江口有谁他妈的看得懂那些鸟条款？”
胡建仁又喝了一口啤酒。他的脑子有点沉，但那个词很清晰地浮了上来——“不可抗力”。他在大学时辅修过法律，经济法考了九十二分。这个词在经济法教材第三章第二节，定义很精确。
他没想过自己会开口。
“不可抗力就是……”他的声音不大，被隔壁桌的吵闹盖过去一半，但不知为什么，那桌突然静了一下。也许是他的语气太不像大排档里该有的语气，像在念一份合同条款。“地震、洪水、打仗。这些事儿发生了，你不按合同办事也不算你违约。”
隔壁桌瞬间安静了。
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他，像看一只突然开口说话的猫。
周荣转过头来。
胡建仁推了推眼镜。镜片在路灯下闪了一下，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想，我喝多了。我不该多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跟我没有关系。他应该在统计局加班，而不是在大排档给陌生人普法。
周荣走过来了。
胡建仁才发现这个人真的很高，目测一米九往上。他穿着深色的衬衫，领口敞着两颗扣子，露出锁骨下面一小截晒成小麦色的皮肤。他的五官轮廓很深，眉骨高，鼻梁直，嘴唇微微抿着，嘴角有一条不算明显但足够让人注意到的疤痕。整个人像一把还没出鞘的刀。
他的脚步很重，每一步都像踩实了地面。胡建仁坐着，得仰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那道疤在嘴角，从左边颧骨延伸到唇角，不笑的时候像刀刻的。周荣盯着他看了几秒，目光从眼镜滑到领带，再到桌上五个啤酒瓶。
“你是干啥的？”周荣问。
“学经济的。”胡建仁晃了晃手里的酒杯，里面的液体差点洒出来。
“学经济的蹲这儿喝闷酒？”
胡建仁那天喝了半斤白的，胆子比平时大了一倍不止。换作平时，他在陌生人面前话都说不利索——统计局两年把他训练成了一个标准的机关单位工具人，话少、活好、不出错。但酒精把那个壳子撬开了一条缝，下面藏着的东西开始往外冒。
他把自己的事全倒出来了。
985毕业，主修经济学辅修法律。英语四级考了四次没过，最高分424，差一分及格。考了两年金融监管部门，笔试每次都挂在英语上。最后被塞进统计局当临时工，干了两年，天天被中专生科长骂。说到最后他已经不觉得自己是在诉苦了，更像是在做一场酣畅淋漓的自我批判报告，把自己的失败一条一条列出来，还顺便做了个归因分析，结论是：人生所有的失败，归根结底都是英语太烂。
他说完了，端起啤酒又灌了一口。
周荣没走。他拉了一把塑料板凳，在胡建仁对面坐了下来。
“你英语不行，那你算账行不行？”
胡建仁眯着眼睛看他，酒精让他的视线有些模糊：“高考数学满分。”
“那你看合同行不行？”
“我辅修的法律。”
周荣沉默了两秒。然后他笑了，笑容让嘴角那道疤痕弯成了一个好看的弧度。周荣突然笑了。嘴角那道疤真的弯成了一个好看的弧度，从刀疤变成一个酒窝的假象。他笑起来的时候，整张脸的棱角都活了，有一种粗糙的生命力，像大排档油锅里炸出来的焦香。
“跟我干！”周荣说。一巴掌拍在胡建仁肩上，力道大得让他晃了一下。“我们荣城地产，缺个算账的。”
胡建仁仰头看着这个人。一米九，深色衬衫，嘴角带疤。他的脑子还是沉的，啤酒在胃里翻涌。但他突然想起来，自己今天没有加班。三年来第一次早退，然后在这个大排档里，多喝了几瓶啤酒，多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荡开。
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面，眼睛的形状终于露了出来，很淡，很静，像秋天里最后两潭水。
“荣城地产，”他说，“在哪？”
周荣又笑了，伸出手。那只手很大，指节有茧，虎口处还有一道更深的疤。“明天早上八点，一中门口，我骑摩托车来接你。”
胡建仁当时以为对方喝多了说醉话。他在统计局见过太多酒桌上的豪言壮语——马科长每次喝完酒都说要给他转正，第二天照样让他端茶倒水。他没当回事。喝完最后一口酒，结了账，拎着剩下的半瓶啤酒，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城中村的方向走了。
胡建仁看着那只手，看了很久。油锅里又滋啦一声，新一锅油条下锅了。初中生们差不多走光了，剩下几个在路灯下玩手机。隔壁桌有人喊：“荣哥，菜凉了！”
他没有立刻握那只手。他先摸出口袋里的打火机，拇指在砂轮上蹭了一下。咔哒。还是没点火，只是蹭了一下。然后他把打火机放回口袋，推了推眼镜，露出两颗很尖很小的虎牙。
“好。”他说。
那只手握上来的时候，胡建仁感到自己的整个手掌都被包住了。很烫，很糙，像刚从炭火上拿下来的东西。
（第1章 完 394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