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苇已经三天没出门了。
不是因为她懒。是因为她的脸现在不适合出现在公共场合。
半个月前，她在便利店买烟，收银员多看了她两眼，然后突然说：“你是不是那个……网上那个？”江一苇没回答，拿了烟就走。身后传来收银员跟同事嘀咕的声音：“就是她，抄袭那个。”
她把烟盒捏扁了。
从那以后，她开始用外卖解决一切。超市、药店、餐食——全部线上下单，备注“放门口就行”。她住的老小区没有电梯，外卖员爬五楼上来，敲门，她从猫眼里看着对方把东西放下，等脚步声消失在楼道里，再开门取。
今天是10月27日，距离签售会还有八天。她的出租屋里堆满了外卖盒、快递箱、以及几大箱摄影器材。客厅的窗帘永远拉着，白天也用投影仪当照明——不是为了省电，是因为她受不了自然光。
自然光意味着外面。外面意味着别人的目光。
江一苇曾经是靠别人的目光活着的。
三年前，她是本地小有名气的时尚摄影师。给杂志拍封面，给明星拍写真，给品牌拍广告。她的微博有二十万粉丝，每发一组照片就有几百条评论——大部分是夸的，偶尔有骂的，她不在乎。
她在乎的是“江一苇”这个名字。这三个字出现在片头、版权页、画册扉页。她用十年时间，从一个给人打反光板的助理，熬到了可以署名的那种人。
然后顾某把她的名字偷走了。
不是比喻。是真的偷走了。
她拍的那组《无人称重》——十二张黑白肖像，拍的是不同体型的女性在秤上的局部特写。没有脸，只有脚、秤盘、和数字。那组照片在艺术圈引起过一点水花，进了两个小型群展，被一家独立出版社看中，印了五百本画册。
顾某看到这组照片的方式，她到现在都不清楚。可能是某个展览的图录，可能是某个共同朋友的转发，也可能就是随机刷到的。但她知道顾某做了什么——他把十二张照片全部重新裁切，调整了对比度，换了个标题叫《重量》，然后以“个人创作”的名义送进了某个商业画廊的联展。
更绝的是，当江一苇的律师找到顾某时，他拿出了“证据”——几张聊天记录截图，显示“江一苇曾向顾某请教创作思路”。那些聊天记录是伪造的，但法官说“鉴于双方均无法提供原始数据，本院倾向于认定被告未构成实质性抄袭”。
她后来才知道，顾某买通了帮她做证据鉴定的技术员。花了五万块。
判决下来那天，她的微博评论区炸了。
“抄袭狗滚出摄影圈。”
“亏我以前还粉过你，恶心。”
“顾老师都说了是误会，你怎么还揪着不放？想蹭热度吧？”
“听说她之前也给别的摄影师当过枪手，不是第一次了。”
她一条一条地看完。然后注销了账号。再然后，她剪掉了齐腰的长发，染成了灰蓝色——不是想换个造型，是想让镜子里的人不再像“江一苇”。
那个名字现在是一个脏词。
下午四点，江一苇坐在一堆器材箱中间，手里把玩着指尖陀螺。她的笔记本电脑放在一个三脚架改装的支架上，屏幕上是暗网论坛的界面。
林默的新消息：“今晚九点，线上会议。需要确认你在第一期镜像中的分工。”
她打字：“我记得。清洁工。”
“不只是清洁工。我需要你记录整个过程。用镜头。”
江一苇停了陀螺。
“你不是说我负责舆论和直播吗？”
“记录和直播是两件事。记录是为了证据。万一我们失败了，那些录像可以成为最后的武器。”
“你怕失败？”
“我怕被遗忘。”
江一苇盯着这句话。她太懂“被遗忘”这三个字的重量了。她的作品还在网上流传，但署名已经不是她了。再过几年，连“抄袭狗”那件事都会被新的热搜淹没，没有人会记得她是谁。不是被原谅，是被遗忘——这是最狠的惩罚。
“好。” 她打字，“但我有一个条件。”
“说。”
“整个过程，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拍。你不能干涉我的构图、角度、剪辑。”
“成交。”
江一苇放下手机。她环顾四周——满地的器材箱让她想起以前的工作室。那时候她有三面墙的器材，最贵的一支镜头够付这里三个月的房租。
现在她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间屋里了。五台相机、十一支镜头、三组灯光、一台剪辑工作站。当初搬家的时候，她扔掉了几乎所有的私人物品——衣服、书、化妆品、那个拿了两年都没拆封的奖杯——但所有器材都带来了。
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是她唯一能证明“我是谁”的证据。不是证书，不是奖项，不是粉丝数。是她拍下的那些画面。
她拉开一个器材箱，从里面取出一台索尼A7S3。这是她用来拍视频的机器，低光性能极好，在几乎全黑的环境下也能拍出清晰的画面。
她装上24-70镜头，对着房间拍了一段。
画面里是她的出租屋。茶几上的外卖盒堆成小山，烟灰缸里塞满烟头，窗帘缝隙透进来的光在地上划出一条细线。这个画面让她想起一个词——“废墟”。
不，不是废墟。废墟至少是美的。这里是烂掉的。
她删了那段素材。
重新拍。
这次她把镜头对准窗户。窗帘拉开一条缝，只拍那道光。光束里有灰尘在浮动，像无数个微小的星球。
她按下了暂停。
“这还不错。”她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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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点。
江一苇最后一个进入会议。她把摄像头架在合适的位置，确保角度只拍到她的脸和肩膀，背景虚化到看不出环境。
她不喜欢让别人看到她的房间。不是觉得丢人，是觉得没必要——别人不需要知道她过得多烂。
林默已经开始说话了。她在讲第一起镜像的具体时间线，每个人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动作。江一苇听了一部分，同时在做另一件事：她在录屏。
这个线上会议的每一秒，她都在录。
不是林默让她录的。是她自己要录的。如果这个计划成功，这些录像会成为纪录片的核心素材；如果计划失败，这些录像是她手里最后的底牌。
她不是不信任林默。她是不信任所有人。
“……江一苇，你在听吗？”
林默的声音把她拉回来。她点点头：“你的部分。假扮清洁工，进入谢律师办公室，拷贝电子卷宗。时间窗口：十五分钟。”
“对。有问题吗？”
“有。”江一苇把指尖陀螺转了两圈，“我怎么知道他办公室里有没有人？万一他中午回来午睡呢？”
周舟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来：“他不会。我查过他的日程。周三中午十二点到两点，他固定在一家湘菜馆吃饭，然后去隔壁的洗脚城按脚。已经持续了两年。”
“你怎么知道？”
“社保卡消费记录。”
江一苇沉默了两秒。她现在确认了一件事：这个叫周舟的女人，比林默还恐怖。
“好。那第二个问题。”她说，“清洁工的衣服和工具，谁准备？”
林默：“你上次说你自己搞定。”
“我说的是我能搞定，不是我自己买。钱呢？”
林默给她转了一笔账。两千块。
江一苇看了一眼金额：“这够买一套假的。”
“不用买假的。去二手市场买一套真的。清洁公司的工服经常流失，你花两百块就能从旧货摊上收到。剩下的钱买工具——拖把、水桶、手套、口罩。”
“你还懂这个？”
“我研究了四年的犯罪手法。清洁工潜入是最常见的。”
江一苇没再问了。她退出会议，打开电商平台，开始搜“保洁服 二手”。三分钟后，她找到了一个同城卖家，标价八十块，灰色涤纶面料，左胸口印着“洁美保洁”四个字。她下了单，约了明天上午在地铁站自取。
然后她打开文件夹，里面是她为这个纪录片建的项目。她给文件命名为“镜像”——只有两个字，和顾某的书名一样。这是她的私刑：用他的书名，埋葬他本人。
文件夹里已经有几段素材了：暗网论坛的截图、林默的第一封邮件、何鹿的车场画面（她偷偷录的）、苏唱的录音棚外部（她托人拍的）。
还缺很多东西。但她会补上。
她拿起相机，对着镜子拍了一段自己。
镜头里，她的灰蓝色头发已经长出了黑色的发根，耳骨钉上的金属在台灯下反光。她没有化妆，黑眼圈很重，嘴唇干裂。她看起来很累，很老，很不像三十一岁。
但她没有删这段。
“这是证据。”她对着镜头说，“证明她活着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事。”
然后她关了相机。
凌晨两点，江一苇还没有睡。
她坐在剪辑工作站前，把今天拍的所有素材导进硬盘。机器发出嗡嗡的风扇声，屏幕上的时间线空荡荡的，只有两个轨道——一个视频，一个音频。
她想起三年前，她的时间线从来不会空。每一周都有新项目，每一组照片都要修三稿，每一个客户都在催。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忙，忙到没时间接妹妹的电话（虽然她妹妹也从来不打电话）。
现在她有时间了。大把大把的，像沙一样从指缝里漏下去的，时间。
她在时间线上放了一段空白片段。
然后她对着麦克风录了一句话，作为旁白：
“我叫江一苇。我曾经是一个摄影师。现在，我是一个鬼。”
她听了三遍，觉得太矫情，删了。
重新录：
“这不是一个关于正义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报复的故事。”
保存。
她靠在椅背上，看着屏幕上那条孤零零的音频波形。
窗外的天快亮了。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日出——不是因为起不来，是因为窗帘没拉开过。
今天她拉开了一条缝。
晨光是灰蓝色的，和她头发的颜色一样。
她把相机架在窗台上，拍了一张。
不为了什么。就是觉得，应该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