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民医院的住院部是一栋老楼。外墙的白色瓷砖掉了几块，露出的水泥被雨水洇成深灰色。空调外机挂在每个窗户下面，嗡嗡响着，把热气排进下午两点的阳光里。
林栀在住院部一楼的小卖部买了一箱牛奶和一袋苹果。收银台旁边挂着医保结算的牌子，上面印着“先诊疗后付费”六个字，最后一个“费”字的偏旁掉了一半。她拎着东西上楼梯。电梯排队的人太多，她走了楼梯间。
楼梯间的墙是浅绿色的，下半截刷着油漆，上半截是白灰。油漆和白灰的交界处有一道陈年的污渍，是无数只手扶过的痕迹。她的鞋底在水磨石台阶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四楼。肿瘤科。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煮烂的米粥混在一起的气味。推车上放着刚换下来的床单，白得发青。一个穿条纹病号服的老人扶着输液架慢慢走过去，脚上的拖鞋一拖一拖的。家属陪护的折叠床收起来靠在墙角，上面搭着一条毛巾被。
她找到了413。
门半开着。里面是三张床，靠窗那张空着，中间躺着一个正在打点滴的老太太，帘子拉了一半。靠门这张，床头的卡片上写着：周德全，47岁，肝细胞癌。
周德全醒着。
他半靠在床上，背后垫着两个枕头，被子和枕头都是医院那种洗了太多次的白，白里泛着灰。比天幕上看起来更瘦。工装马甲换成了条纹病号服，领口空荡荡的，锁骨凸出来像两道折痕。手背上扎着留置针，用胶布固定着，胶布的边角翘起来了一点点。
他正在看手机。屏幕上是天幕直播的回放。暂停的画面是便利店门口，那个老人站在灰蓝色的光里，说“走了啊”。
林栀在门口站了两秒。然后敲了敲门框。
周德全抬起头。他认出了她。手机从手里滑到被子上，屏幕还亮着。他下意识地想把留置针那只手藏起来——动了一下，又停住了。藏不住的。
“你是——”他的声音和副本里一样。和哭声里也一样。带着地方口音，吐字不太清，像牙齿不全的人说话漏风。但现在多了一样东西。是肝癌晚期患者说话时会有的那种气短，一句话说到后半截，气就不够了。
“林栀。”她说。
她把牛奶和苹果放在床头柜上。床头柜上已经有一些东西了：一个保温杯，杯盖没拧紧，口上沾着茶渍。一卷卫生纸。一盒医院配的止痛药。没有花，没有果篮。只有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彩色照片——一个女人，五十多岁，穿着红色的羽绒服，站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下面笑。照片的边角被摸得发白了。
“坐。”周德全指了指床边的方凳。凳子上搭着一件外套，他伸手去拿，林栀说不用，把外套往里挪了挪，坐下了。
凳子很矮，她坐下之后视线刚好和周德全平齐。近看他的眼白是黄的。不是天幕灯光下的那种颜色，是真正的黄疸。从眼角向眼珠蔓延，像旧书页的边角。
沉默了一会儿。
周德全把手机捡起来，按灭屏幕，翻过去扣在被子上。“你看到了。”他说。不是问句。
“看到了。”
“那些记录。冰柜里那些。”他的手在被子上无意识地摸着手机壳的边缘，“我以为没人会看到。塞在那种地方。”
“为什么塞在冰柜里。”
周德全的手停了。他看着床头柜上的相框，看了几秒。然后说：“因为那天他站在冰柜前面。很久。我问他需要什么，他说找人。后来我才知道，他老伴那天手划伤了，让他出来买创可贴。他走到便利店，忘了要买什么。就站在冰柜前面想。”
他的手指在被子面上划了一下，像在描一个看不见的形状。
“阿尔茨海默症。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我以为他就是个走累了进来歇脚的老人。给了他一杯热水，让他坐在用餐区。后来他嘴唇发紫了，手抖，我以为他是冷。我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两度。”
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不是情绪激动的那种喘。是气不够用的那种。
“他坐在那里，一直在说‘老伴’‘创可贴’。我以为他在自言自语。后来他不说了。手也不抖了。”
病房里的另一个病人翻了个身，床吱呀响了一下。走廊里有人推着换药车经过，轮子辘辘地碾过地面。
“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医生说是心肌梗死。从发病到死亡，黄金抢救时间是四分钟。他在用餐区坐了三十一分钟。我给了热水，调了空调，问了他叫什么。就是没有打120。”
他把手机翻过来。屏幕亮了，暂停的画面还在那里。老人站在灰蓝色的光里，侧着脸，嘴唇的紫色淡了。
“三年了。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如果我早一点打120。如果我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便利店店员。如果我当时没有犹豫。他可能还活着。他老伴可能还会在凌晨三点来买创可贴，他还会跟在她后面，站在门口不进来，说‘我在外面等’。”
他的声音一直很平。和在副本里一样。所有的情绪都被磨平了，只剩下叙述本身。
林栀从口袋里拿出那盒创可贴。拆过的，少了几片，边角被捏得有点变形。
“你给我的。”她说。
周德全看着那盒创可贴。他的手伸过来，手指在纸盒边沿碰了一下，像碰一件怕碎的东西。
“这是我那晚从他手里拿回来的。”他说，“救护车把他抬走之后，创可贴掉在地上。我捡起来了。后来就一直带在身上。不知道为什么要带。就是放不下。”
他把创可贴拿起来，翻过来看盒底。生产日期印在那里，三年零两个月前的日期。
“进禁地那天，这盒创可贴在我口袋里。传送的时候和我一起进去了。我在走廊里，灯很亮，门外面是黑的。我推开门，看到了便利店。和那天晚上一模一样。货架的位置，关东煮的汤，冰柜里的可乐。我以为——”
他停了一下。黄疸把他的眼白染成淡黄色，但瞳孔还是黑的，很黑。
“我以为我终于可以重新过那一夜了。我以为这次我可以早一点打120。”
他把创可贴放回林栀手里。
“但禁地不是让我重来的。禁地是把我困在里面。让我反复看着那一夜，反复错过那通电话。我试过。在副本里我试过无数次。每一次都来不及。每一次他都会在三点十一分停止呼吸。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提前多久拿起电话。禁地不是在惩罚我。禁地是在吃我的恐惧。吃我的内疚。吃我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就看到的那个画面。”
林栀握着创可贴。纸盒的边角硌着掌心。
“但你最后还是完成了交接。”她说。
周德全看着她。
“你把夜班交接本写了。你把收据和纸条放在冰柜里。你把创可贴给了下一班的人。”林栀的声音不大，和在便利店里说“欢迎光临”的时候一样，“你不是被困在里面。你是在等一个人来接班。”
周德全没有接话。他的手指在被子面上又划了一下。这一次没有描任何形状。就是划了一下。
“我看到了你写的交接记录。”他说，“你把我的班次接过去了。你拖了地，补了货，加了关东煮的水。你等到天亮了。”
他侧过头，看着窗外。窗户外面是另一栋楼的墙壁，贴着一层绿色的遮阳网，遮阳网被风吹得鼓起来一块。
“三年。我第一次看到那家店天亮的样子。”
他的声音在最后几个字上轻了下去。不是因为情绪。是因为气不够了。
林栀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陈安国带来的那张。歪歪扭扭的字。
“创可贴好用吗。”
她把纸条放在被子上，放在他的手边。
“好用。”她说。
周德全低头看着纸条。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纸条拿起来，折了一下，又折了一下，折成很小的一块，塞进床头柜上相框的背后。和那个穿红羽绒服的女人的照片放在一起。
“我老伴。”他对着相框扬了扬下巴，“走了五年了。子宫癌。发现的时候已经转移到肝了。”
林栀看着照片上的女人。五十多岁，红色羽绒服，站在光秃秃的树下面笑。笑容很大，眼角全是褶子。
“她走的那天，我在便利店上夜班。没赶上。”周德全把相框转过来，正面朝下，轻轻扣在床头柜上。“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护士说她最后一直在叫我的名字。我在便利店里补可乐。”
相框背面朝上，上面贴着医院的标签。姓名：李秀兰。床号：27。日期：五年前的某一天。
“所以你觉得你不能早下班。”林栀说。
周德全的手在被子面上停住了。
“你觉得你不能早下班，不能早退，不能请假。因为上一次你不在的时候，你老伴走了。上一次你值夜班的时候，那个老人走了。所以你不敢走。你必须在便利店里，必须值完那个夜班。就算天亮了也不敢走，因为天亮之后还有下一个夜班。”
她看着周德全。
“但你给了我。创可贴。你把它交给我的时候说‘这个给你’。你说‘夜班有时候会划到手’。”
周德全没有说话。他的眼白在下午的光线里黄得发亮，像浸了茶渍的纸。
“你是在告诉我，你可以下班了。”
病房里很安静。另一个病床的老太太的点滴快滴完了，药液在滴管里一滴一滴地落，间隔越来越长。走廊里有人按了呼叫铃，叮咚一声，和便利店感应门的声音一模一样。
周德全把相框重新立起来。红羽绒服的女人继续站在光秃秃的树下面笑。
“林栀。”他说。这是她进来之后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
“嗯。”
“下一轮禁地。你能赢吗。”
林栀握着那盒拆过的创可贴。纸盒已经被两个人的体温捂热了。
“能。”
周德全点了一下头。然后他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东西，递给她。是一个钥匙扣。那种便利店赠品的钥匙扣，塑料的，上面印着便利店的logo，里面嵌着一枚硬币。一元的。
“那晚找零的时候，我从自己口袋里拿出来找给老太太的硬币。后来老太太的老伴来还钱，把硬币还回来了。我一直留着。”
林栀接过钥匙扣。硬币在塑料壳里，被日光灯照了三年，边缘的光泽磨得发毛。和林栀那晚在收银台前，从自己包里翻出来找给老太太的那枚硬币，一模一样。
她把钥匙扣握在掌心里。硬币硌着手掌，凉的。
“我会还回去的。”她说。
周德全靠回枕头上。他的眼睛闭上了，呼吸变得很浅。不是睡着了，是说话耗掉了太多力气。他的手还在被子面上，手指微微蜷着，像还在握着什么。
林栀站起来。方凳往后挪的时候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她把创可贴放回口袋，把钥匙扣挂在自己的钥匙串上。钥匙串上有三把钥匙：出租屋的、便利店后门的、储物柜的。现在多了一个硬币钥匙扣。
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周德全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很轻，气若游丝的。
“交接本。”
林栀停下来。
“你写的那一页。‘以上内容，请下一班店员确认。’”
他睁开眼，侧过头看着她。黄疸把他的眼白染成黄色，但瞳孔是黑的。和副本里站在路灯下的时候一样黑。
“确认。”
林栀站在门口。走廊里的光从半开的门里涌进来，照在她的后背上。她的脸在阴影里。
然后她点了一下头。
“收到了。”
她走出病房。走廊里的消毒水味和煮烂的米粥味混在一起。推车上的白床单被换成了新的，叠得整整齐齐。穿条纹病号服的老人扶着输液架走回来，脚上的拖鞋还是那一双。
她走下楼梯。浅绿色的墙，下半截油漆，上半截白灰。无数只手扶过的污渍。水磨石台阶上沙沙的脚步声。
走出住院部大门的时候，下午三点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她眯了一下眼。手里的钥匙串上，硬币钥匙扣晃了一下，在阳光下闪了一小块光。
手机震了。陆远舟的那部。
她接起来。
“探视结束了？”陆远舟的声音。
“嗯。”
“他说了什么。”
林栀往公交站走。阳光把她的影子缩成脚下一小团。
“他签了名。”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陆远舟没有问“签了什么”。他说：“好。”
然后他换了个语气。还是平，但平里面多了一点什么。像水面上多了一层极薄的冰。
“下一轮副本的预分析报告出来了。午夜幼儿园。我们锁定了现实世界里对应的地点——十年前一所发生过园长失踪案的幼儿园。资料我发到加密手机上了。”
“还有。”
他停了一拍。
“姜白下午到。十八岁，社恐确诊。他的能力是声音辨识，但对人声有病理性的恐惧。和他沟通的时候，尽量少说话。他会用写字板。”
“陈平安明天到。五十五岁，退役边防军人。他的资料我建议你认真看。”
林栀站在公交站台上。站牌的影子斜过来，把她的上半身罩在阴影里，下半身晒在阳光里。
“好。”
“林栀。”陆远舟叫了她的名字。他的语气变了。冰面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动。
“周德全今天下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肝功能指标比上周又掉了一截。主治医生的原话是——‘比预计的快’。”
公交车从街角拐出来。14路。车头的电子屏上红色的字一跳一跳的。
林栀握着电话。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指尖碰着那盒创可贴的边角。
“知道了。”
她挂了电话。上车。刷卡。滴。
走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街景往后退。第三人民医院的白色大楼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后被立交桥挡住了。
她把陆远舟发来的资料打开。平板上的第一页是午夜幼儿园的建筑平面图。三层小楼，活动室、午睡室、食堂、院子里的滑梯。滑梯的顶端用红笔圈了出来。旁边标注着一行小字：园长最后被目击的位置。
她往下翻。第二页是姜白的档案。照片上是一个极瘦的男孩，苍白，眼睛很大，但不敢看镜头。档案里夹着一张手写的纸条，字迹很整齐，像用了很大的力气把每一个字都写端正。
“我不能听很多人同时说话。但我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东西。如果你需要，我可以。”
她翻到第三页。陈平安。照片上的男人穿着军装，肩膀很宽，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不笑容。左手小指缺了一截。档案里记录着：曾在边防服役十二年。排雷时失去左手小指末节。妻子五年前病逝。有一个女儿在外省工作。第二批被抽中的选手里，他的编号紧挨着姜白。
林栀把平板关了。窗外的阳光把她的侧脸晒得发烫。
她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和店长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是店长发的：“对了如果有人来店里拍照或者采访什么的——”
她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发了两个字：“不会。”
然后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腿上，转头看窗外。
公交车经过一家便利店。门口站着一个穿工装马甲的店员，在擦玻璃门。二十岁出头，马尾辫，工装马甲穿得整整齐齐。不是周德全。是另一家店。另一个夜班。
她看着那个店员擦完玻璃门，转身回到店里。感应门叮咚一声关上了。
车继续往前开。
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出薄荷糖盒。空的。最后一颗放进了周德全的档案袋里。
她把空盒子捏扁，放回口袋。然后碰到了一样东西。
那两片创可贴。一片用过，一片没用。和周德全的钥匙扣。硬币在塑料壳里，被车窗透进来的光照着，边缘磨得发毛。
她把钥匙扣握在掌心里。
公交车报站。下一站，终点站。
她站起来，走到后门口等着。车停了，门开，热风涌进来。她下了车。
出租屋的楼下，卖煎饼的大妈正在收摊。看到她，招呼了一声：“今天休息啊？”
“嗯。”
“晚上吃不？”
“……吃。”
她上楼。弹簧锁顶两下，门开了。房间里和她走的时候一样。窗帘拉开着，阳光铺了半个床。矿泉水瓶里的水被晒温了。苏打饼干软了。
她坐在床边。
拿起陆远舟留的那部加密手机。打开通讯录。唯一的号码。
她发了一条消息。
“交接本签名。完成了。”
过了大概十几秒。回复来了。
“收到。已记录。”
她把手机放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那本便利店员工手册。翻到最后一页。夜班交接流程。第三条。
她拿起笔。在第三条旁边，写了一行字。
“接班店员签名：林栀。”
日期写今天的。
她把员工手册合上。然后躺下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暖的。
她闭上眼睛。
手机在枕头旁边震了一下。是店长发来的。
“今天晚上的夜班还是正常来对吧？”
她睁开眼。打字。
“正常来。”
发送。
然后把手机扣在枕头旁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的裂缝从灯座延伸到窗户那边。和昨天一样。和十一个月前刚搬进来的时候一样。
她看着那条裂缝。慢慢闭上了眼睛。
口袋里，钥匙扣上的硬币贴着她的腿，凉的。
窗外的阳光继续照着。
倒计时在天上，继续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