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下午，我把炉子添满了煤，跟钱场长打了声招呼，换了件干净衣裳出了门。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姜万和已经到了，没穿制服，穿一件灰蓝色的夹克，领子立着，倚在自行车旁边抽烟。看见我出来他把烟掐了，上下扫了我一眼：“你这身还行。”
“你啥意思，我平时穿得不行？”
“我怕你穿工作服来，太显眼。”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一件半新的碎花布褂子，深色裤子，解放鞋，头发扎了个马尾。红河市满街都是这么穿的姑娘，挤进人堆里一眨眼就找不着了。
他拍了拍自行车后座：“上车。”
“就一辆？”
“嗯，两辆车太扎眼。”
我看了看那后座，铁架子，硬邦邦的，没有垫子。他跨上去一只脚撑着地，回头看我一眼：“嫌硬？你坐前面也行。”
我没搭理他，侧身坐上了后座，两只手抓住座椅底下的铁杆子。他蹬了一下车，晃晃悠悠上了土路。风从耳朵旁边灌过去，他后背离我挺近的，蓝夹克上一股洗衣皂味儿。
骑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红河路。他在纺织厂门口停了车，单腿支在地上，朝前面扬了扬下巴：“就这段。”
我跳下来站在路边看了看，跟上次来的时候差不多。秋天的太阳晒着水泥路面，那道刹车痕还在，颜色比之前更淡了，不仔细看已经找不着了。墙根底下的沟被赵解放他们翻过，草都压倒了，露出底下的泥巴和碎石子。
姜万和把自行车支好，走到路边蹲下来，指着地面：“你说那女的手指向东南边，就是这片对吧。”
“嗯，停尸间里她面朝上躺着，右手往这个方向伸的。”我也蹲下来，跟他并排，“你那个车底板夹层里的人，是哪天发现的？”
“上回你说‘还有一个’的第二天，赵解放撬了车底板，人就蜷在里面。”他声音放低了，“法医说他是被塞进去以后活活憋死的，身上没外伤，就手腕上一圈勒痕，可能被绑过。他鞋底上的泥巴跟你从沟里捡的那块布附近的土一样。”
“你把人抓了，他交代了？”
“交代了。”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那天他喝了酒，在红河路上先撞了这个看门的老刘，慌了，把人塞车厢底板里想找地方处理。结果刚塞完又撞上了张桂芬。他怕跑不了，就把老刘藏着，把张桂芬留在现场报了个普通车祸。反正黑灯瞎火的，谁也没看见他前面还撞了一个。”
他说话的时候语气挺平静的，但我能听出来他咬了一下后槽牙。他把烟拿出来又搁回去了，没点。
我蹲在地上没动，盯着那道刹车痕看了一会儿：“他本来是想把老刘运到哪儿去？”
“城外头有个废弃砖窑，他说的。”姜万和踢了一下脚边的小石子，“他要是再多开半天，老刘就找不着了。”
我没接话，过了会儿仰头看他：“那你带我来这儿，就看这点？”
他没马上回答，踱了两步站在路中间，左右看了看：“我带你来是想让你看看，你还能不能看出别的。这案子结了，但我总觉得那司机交代得太顺了。他说他撞了两个人，酒驾，慌了，但有一件事他到现在说不清楚。”
“啥事？”
“张桂芬那天晚上下夜班，她家住纺织厂北边。正常回家是出厂门往左拐，走大路往北。但她是往右走的，往右拐才上了红河路，她绕了一段远路。”姜万和看着我，“她为什么走那边？”
我站起来想了想。那女的临了敲了三下床板，说了三句话，每句我都记着。她只说了凶手、凶器、还有一个人，但她没说她为什么走那条路。
“你问过她家属没？”
“问过她男人，说她平时都走大路，那天不知道为啥。”
“她单位同事呢？”
“问了一个跟她关系好的女工，说她出事前几天老往南边跑，问她干啥也不说，就脸红了一下。”
我看了他一眼：“脸红？”
“嗯，像是被人撞见了啥不好意思的事。”
我蹲回沟边上，又看了看那道刹车痕。闭上眼睛想了想那天晚上在停尸间里——那女的躺在床上，手指头敲铁床沿，嘴里挤出那几个字。她说“还有一个”的时候，右手食指是往上指的。我当时以为她是说除了她还有个受害者，指的方向是红河路。但她指的不是红河路，是别的。
我站起来往红河路南边看了一眼。路的尽头是个岔口，拐进去一条巷子，巷口有个电线杆子，杆子上钉着块铁皮门牌，离太远看不清。但那个方向我认得，是纺织厂以前的旧宿舍区。
“你查过她那天晚上跟谁碰过面没有？”
“她那个女同事说，张桂芬死之前一个星期，有人看见她在旧宿舍那片巷子口跟一个男的说了一刻钟的话。”姜万和走过来站我旁边，“那男的在旁边小学当老师，姓范，叫范永生。我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请了长假说回老家探亲，但老家地址是假的，人根本没回去。”
我靠着电线杆子站了一会儿：“司机交代撞了两个人，老刘和张桂芬。但张桂芬绕路去红河路，是去见范永生的。她在路上被姓李的撞了。她说的‘还有一个’，可能不是说老刘。”
姜万和看着我：“那她说的是谁？”
“去看看那小学老师住哪间。”
他推过自行车：“上来，我带你。”
这回我没抓座椅底下的铁杆子，抓住了他后腰两边的衣角。他骑得比刚才快，风灌进领子里，他哑着嗓子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她手指的方向不是说老刘？”
我没回答，因为我说不清楚。那女的敲床板的时候节奏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指认凶手她敲得很急，但说到“还有一个”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手指往上一抬——那停顿不像是换气。
像是在想，要不要说出来。
到了旧宿舍区，巷子窄得进不去自行车，他把车锁在巷口电线杆子上。我俩一前一后往里走，两边是老式的平房，墙皮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红砖。范永生住最里头一间，门上挂了把锁，锁眼上落了一层灰，不像有人动过的样子。
姜万和掏出个东西在锁上拨了两下，锁开了。我看了他一眼：“你还会这个？”
“侦察兵学的。”他推门进去，侧身让了让，“你跟紧我。”
屋里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堆着几个纸箱子。桌上有半碗剩面条，干了，上面浮了一层白毛。姜万和翻了翻桌上的书本，都是小学教材，没什么特别的。
我在屋里转了一圈，闻到了点东西。很淡，压在霉味和灰尘底下，但逃不过我的鼻子。我蹲到床边上，把床底下的纸箱子拽出来一个打开——里面是些旧衣服，叠得挺整齐。我翻了两件，忽然手停住了。
最底下压着一件深色的衣服，棉布的，领口上有一个扣子被扯掉了，线头还支棱着。我拎起来看了看，衣服肩膀那块颜色比别处深，像是洗过但没洗干净。
我把它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
姜万和凑过来：“什么东西？”
“血。”我把那衣服翻过来，“洗过了，但没洗透。”
姜万和接过去仔细看了看肩膀那块深色，掏出个小塑料袋把衣服装进去了。我蹲在地上没起来，手在纸箱子底下又摸了摸，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掏出来一看——一个搪瓷缸子，缸子底上有个字，红漆写的“张”，已经磨得只剩半个了。
姜万和看见那缸子，蹲了下来：“张桂芬的？”
“八九不离十。”我把缸子翻了个底朝天，“这缸子不是范永生的，他姓范，缸子上写的是张。张桂芬的缸子出现在他床底下，她来这儿来过不止一回。”
姜万和把缸子也装进袋子里，站起来扫了一圈屋里：“他走的时候连衣服都没带齐，只拿了急用的。说明不是提前计划好的，是临时跑的。”
“什么时候跑的？”
“张桂芬死后第二天。”
我把纸箱子推回床底下站起来拍了拍手，站在屋子中间又看了看一圈。那碗发霉的面条搁在桌上，筷子搁在碗沿上，像是吃着吃着忽然放下就走了。桌上还有一本翻开的书，压在桌子上，小学语文课本第三册，翻到第十二页，上面用铅笔在课文边上画了个圈。
姜万和走过去看了看那本书：“他走的时候还在看书？”
“不是看书。”我把那书拿起来看了看页码，又看了看那个圈——画在一行字旁边，那行字写的是“第二天，她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合上书放回桌上。姜万和没说话，把门带上锁好，我俩一前一后出了巷子。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我差点撞他后背上。他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表情说不上是严肃还是别的什么：“你刚才说，‘还有一个’不是说老刘——你觉得她说的是范永生？”
我没点头也没摇头：“范永生现在人呢？”
“找不着了。”
我站在巷口电线杆子底下，秋天的风从巷子里灌过来，吹得后脖颈发凉。那女的死了快半个月了，她说“还有一个”，手指往上抬了抬，然后就没气了。我本来以为她说的是另一个受害者，现在看来——
她把那个名字咽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