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婆的指节在记事本上磨出一道浅痕，墨迹是三年前的蓝钢笔，洇开一点，像干透的血。她没开灯，窗台上的白菊在月光下泛着灰白，花瓣边沿卷了，是昨夜风大，吹歪了花瓶。她伸手去扶，指尖碰倒了瓶底的半片枯叶，没捡。
楼下脚步声来了。
不是沈知遥的高跟鞋，咔、咔、咔，像钉子敲在水泥上。也不是纪淮的金属义肢，拖着，迟缓，带着关节锈蚀的摩擦。这脚步轻，像踩在灰堆里，每一步都踩得极浅，像怕惊动什么。
她没动，只把记事本合上，压在腿边。左手慢慢摸到窗台，把那束白菊挪到正中央。花瓶是旧的，釉面裂了三条纹，她用胶带缠过，缠得歪歪扭扭，像她自己。
隔壁楼顶，江稚蹲在天台边缘，收音机贴在耳朵上，天线歪着，对准夜空。电流声沙沙，像有人在布帘后喘气。她没开灯，手指掐着大腿，疼得清醒。她听见了。
“姐姐，别回头。”
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电话线里漏出来的，带着断续的杂音，却清晰得像贴着耳膜。她猛地拔下耳机，手一抖，药瓶从膝头滚落。瓶盖没拧紧，十几粒白色药片散在水泥地上，像雪粒。她没捡，只是把收音机塞进背包，拉链卡住，她用力扯，指甲劈了，没哭。
她知道这声音。三年前，她爸死的那天，消防车的对讲机里，也响过一句一模一样的话。她当时躲在楼道拐角，听见了，没敢出声。她爸没死在火里，是被抬出来的，胸口插着一根电线，烧得发黑。
她不知道那声音是谁的。她只记得，那天停电了。
陈阿婆听见脚步声停了。停在楼下第三级台阶，离她家门三米远。她没开窗，也没问。她知道是谁。不是沈知遥，不是纪淮，不是周絮——周絮走路带点跛，左脚内翻，像踩着看不见的钉子。这人，脚步轻得像没体重。
她起身，没开灯，摸到墙角的旧铁皮桶。桶里是半桶凉水，她舀了一瓢，泼在窗台的白菊上。水珠顺着花瓣滴下来，落在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她转身，从床头柜抽屉里摸出一本硬皮本，封面烫金早褪了，只剩“1998.4.12”几个字。她翻开，第一页写着：那天，他没走。第二页：她没走。第三页：他多留了十分钟。
她没写名字。她写的是时间，和动作。
她记得那天的钟。停电前七分三十七秒，消防队的车停在巷口。她听见脚步，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一个急，一个慢。急的，是消防员，她丈夫。慢的，是那个穿灰西装的男人，手里拎着公文包，皮鞋擦得发亮，踩在碎砖上，没响。
她记得他最后说：“再给我十分钟，我拿回文件。”
她没拦。她以为他要救火。
她没看见他转身，也没看见他离开。
她只看见，火起来的时候，她丈夫没跑。他站在门口，没动。他手里攥着一张纸，纸角烧着了，他没扔。
她没告诉任何人。
她只在每晚，换一束白菊，等一个人回来。
江稚蹲在天台，把药片一颗一颗捡回来。她数了三遍，少了一粒。她没找，只是把瓶子塞进裤兜，手心全是汗。她听见楼下有开门声，是沈知遥。她没动，也没躲。她知道，那人不会上来。
沈知遥站在自家门前，手里捏着一封新信。信封没邮戳，没地址，只在右下角，用铅笔画了个小圈，圈里是三个数字：0712。
她没拆。她抬头，望向对面楼顶。天台黑着，只有风在动。她记得纪淮说过，那晚的断电，是人为切断主控线路，但信号源没断——有人在用备用电池，维持一个微弱的信号，持续了四十七秒。
四十七秒，足够录下一句话。
她转身，准备上楼，脚下一滑，踩到一块松动的砖。砖下压着半张纸，被雨水泡得发软，字迹模糊，但还能辨出：【陆昭，7月12日，签批编号：G-0712-03，同意接入“智慧电网”试点。】
她蹲下，用指甲抠那纸片，纸角撕开，露出底下一行小字：【备注：需同步关闭旧监控系统，防止数据外泄。】
她没动。风从巷口吹来，带着一股铁锈味，混着远处垃圾站的馊味。她站起身，把纸片塞进外套口袋，没擦手。
她没上楼。
她站在楼梯口，望着对面那扇窗。
窗台上的白菊，还在滴水。
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像秒针。
她忽然听见，从楼顶传来一声极轻的“咔”。
不是风。
是收音机，被人重新打开。
她没抬头。
她转身，上楼。
门关上时，门栓松了，卡在门框上，没完全闭合。
月光从门缝漏进去，照在地板上，有一小片灰，是她鞋底带进来的，没扫。
隔壁，江稚把收音机重新贴回耳朵。电流声又响了。
这次，声音变了。
不再是“姐姐，别回头”。
是另一个女人，很轻，很温柔，像在哄孩子：
“你记得，你答应过，要替我看看春天。”
江稚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她没关机。
她把音量，调大了一格。
窗外，风停了。
陈阿婆的记事本，静静躺在床头。
那页写着：“她没走。”
旁边，用铅笔新添了一行，字迹歪斜，像刚学会写字的孩子：
“她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