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建军，青树沟派出所的民警，四十九岁，未婚，跟老娘们儿过日子。
这话听着惨，其实还行。老娘们儿是我妈，七十了，身体硬朗，天天催我找对象，催了二十年没催动，现在改催我买养老保险了。
我们青树沟在吉林省最北边，冬天冷起来能把人鼻子冻掉，九月底就得穿皮夹克了。
这地方说是个县，其实就两条主街，十字路口有个红绿灯，往东是县城，往西是农村，往北走三里地，手机信号就得靠运气。
派出所更惨，八个民警，管着两条街和三个村。
我年纪最大，小年轻们都叫我陈叔。
干了大半辈子警察，偷鸡摸狗的见过，打架斗殴的见过，坑蒙拐骗的也见过，杀人案也经手过三四回，可没一回像这次这么邪性。
那天早上我一进所里，右眼皮就开始跳。
泡茶的时候手一抖，茶叶撒了一地。弯腰捡，腰闪了。
我扶着桌子心里骂了一句：娘的，不祥之兆啊，今儿准没好事。
刚坐下，茶还没喝一口，办公室门“哐当”一声被推开。
一股香水味直接扑我脸上来了——不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是那种往死里喷、恨不得把自己泡在香水瓶里的浓法。
呛得我差点把刚泡的茶喷出来。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黑色紧身连衣裙，细高跟，妆化得挺浓，大眼睛双眼皮儿，嘴唇抹得通红，耳朵上挂着金坠子，手腕上戴着一块精致的女士表。三十出头的年纪，就像舞台上的梅艳芳。
小县城的人我差不多都认识，她我也模模糊糊有点印象——好像是哪个老板的媳妇儿，平时在街上看见，都是昂着头走路的主儿。
可这会儿她昂不起来了。
她扶着门框直喘气，胸口起伏得厉害，眼眶子红红的，可一滴眼泪都没掉。
“陈警官。”她声音抖得厉害，“我老公丢了。”
我扶着自己的老腰站起来，给她倒了杯水，让她坐。
她两只手死死攥着杯子，凑到嘴边没喝，手抖得水直往外溅。
“慢慢说，别着急。你老公叫啥？”
“高丰。”她的嗓音里带着颤音，“我老公叫高丰。”
“啥时候丢的？咋回事？”
“前天。”她深吸一口气，“他跟几个朋友去黑瞎子岭钓鱼，六个人一起去的，昨天回来了五个，他没回来。”
我愣了一下：“黑瞎子岭？咱们县还有这么个地方？”
“就是青田村后山，前几年整座山都让人承包了，山里有个水库，改成钓鱼场了。”她抬起头看我，眼神里带着那种绝望的期盼，“陈警官，你们能不能派人去找找？”
我盯着她看了几秒。
干警察这么多年，失踪案经手过不老少。失踪原因无非两种——主动的，或被动的。
主动失踪的，躲债、躲情、换个活法儿。
被动失踪的，出意外、被拐卖、或者让人害了。
眼前这个女人，老公丢了三天，她打扮得跟要去相亲似的，眼眶红却没眼泪——要么是心大，要么是戏好。
“你老公最近有啥异常没？”我问。
她想了想：“没有，每天正常上下班。就是……最近话少了点，有时候回来挺晚，说是加班。”
我喝了口茶，盯着她的眼睛问。
“他欠别人钱吗？跟人结过仇吗？”
她皱起眉头，有点不耐烦：“陈警官你问这些干啥？我老公脾气好得很，从来不跟人红脸。你们赶紧去找人啊！”
我没接话，低着头在本子上记：
报案人：龚娜，三十四岁，家庭妇女。
失踪人：高丰，三十八岁，失踪时间九月四号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