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末，男，四十六岁。
最后一次在文件上签下这个名字的时候，职务一栏写的是：沧海省公安厅厅长。
如今那张办公桌大概已经换了人坐。窗外鸥汀市的海风，也该吹到别人脸上了。
我在这里写下这些，不是忏悔，也不是辩解。只是觉得人活到这个份上，有些事如果不说出来，就真的烂在肚子里，像一颗生锈的钉子，拔不出来也化不掉。
事情要从很远的地方说起。
我出生在沧海省柳渠市下面的一个镇子，叫白荡。说是镇，其实就是几条沿河的旧街，两旁的柳树倒是真的，一到春天垂下千条万条，罩得青石板路上全是碎影。运河的水不深，常年漂着些菜叶子和煤渣，夏天泛绿，冬天结一层薄冰。我小时候就在那冰面上砸石子，听冰裂的声音从脚下一直传到河对岸。
那是一九七几年的事。父亲在镇上的供销社当会计，母亲在街道办的缝纫组踩缝纫机。家里不富裕，但也饿不着。我是独子，在那个年代算少数，母亲怀过两个都没保住，到我这儿就格外金贵。金贵归金贵，父亲对我的管教却一点不含糊，信奉的是柳渠人那句老话——“宁可折了棍子，不能歪了苗子。”
这样的日子过到十四岁，父亲出了事。
供销社有一批化肥的账对不上，数额不小。父亲说不是他经手的那一批，但保管员咬死了签收单上有他的章。查了一个多月，没查出个头绪来，最后父亲被调去了下面一个更小的门市部，算是发配。他不服，写了十几封信往上递，都石沉大海。后来他就不写了，也不怎么说话了，每天傍晚搬一把竹椅坐在运河边上抽烟，一直坐到天黑透。
我那时候不懂事，只觉得父亲窝囊。直到很多年以后，我自己坐在那张厅长的椅子上，面对一桌子卷宗和讲情电话的时候，才忽然明白一个道理——这世上有些对错，跟是非没关系，跟位置有关系。
但那是后话。
先说我是怎么当上警察的。
高中毕业那年，我没考上大学。这在白荡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那个镇中学一年也考不出几个大学生，大部分年轻人毕业后两条路：要么进镇上的厂子，要么去南边打工。母亲的意思是我去柳渠市里找个技校念两年，学门手艺。父亲不说话，还是坐在运河边抽烟。
改变我命运的人叫刘德厚。
他是父亲供销社时期的同事，后来调去了市里，再后来又不知道攀了什么关系进了公安局。有一年春节他回白荡探亲，顺道来家里坐坐。他跟父亲在屋里喝酒，我在外屋看电视，隐约听见刘德厚拍着桌子说：“老周，让你家小子来跟我干吧，我跟所长打个招呼，先当联防员。”
父亲沉默了很久。我记得很清楚，电视里在放《便衣警察》，主题曲刚唱到一半，父亲推门出来，看了我一眼，说：“周末，你想不想当警察？”
我说：“想。”
就这一个字。
后来我才知道，刘德厚帮我运作进白荡派出所当联防员，花了八百块钱。这笔钱是母亲从缝纫组的姐妹们那里凑的，父亲不知道。他知道的那部分，是刘德厚酒后说的另一句话：“你们家这个姓……是上面有人问到过的。”
我问父亲什么意思，父亲说：“不该问的别问。”
这是我的从警之路开始的地方——白荡派出所，一九九〇年，秋天。
那年我刚满二十一，穿上那身联防员的制服，觉得自己这辈子总算有了个像样的开头。白荡派出所一共九个人，所长姓乔，是个秃顶的中年胖子，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警服衬衫，扣子总少一颗，露出里面的白背心。刘德厚是副所长，分管治安，但其实什么活都干——抓赌、调解纠纷、给走失的老太太找家。
联防员不算正式编制，说白了就是临时工，干的都是正式民警不愿意干的活。巡逻、蹲点、登记流动人口、夜里守着电话机。一个月工资九十六块钱，比镇上的厂子还少二十。
但我干得很起劲。
因为刘德厚第一次带我出外勤的时候，经过镇中心的十字路口，路边卖菜的老宋冲我喊了一声：“周公安，早啊。”
我这辈子被人叫过很多称呼。周队、周局、周厅。但没有一个比得上那天早晨老宋那句“周公安”让我心里热乎。
那是一个白荡的秋天早晨，运河上起了薄雾，柳条已经黄了一半，空气里有烧煤球的味道。我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跟在刘德厚后面，秋风灌进袖口里凉飕飕的，但手心是热的。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条路走到头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