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荡镇不大，从东头的粮站走到西头的桥口，满打满算二十分钟。但就是这么巴掌大的地方，事情一点不少。
我在派出所的头三个月，干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活儿。东街王寡妇家的鸡丢了，怀疑是隔壁老孙偷的，两家在巷子里对骂了半个小时，我们去了，老孙从自家灶房端出一锅炖鸡，说你看这鸡是我自己买的。鸡找到了，是被黄鼠狼叼走的，在王家后院墙根下剩了一地鸡毛。还有南街的剃头匠老吴，给人刮脸刮破了皮，那人要赔五十块钱，老吴说最多给五块。调解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以八块钱和一瓶高粱酒成交。
刘德厚跟我说，这就是派出所的工作。我说这跟我想的不一样。
他笑了一声，露出一嘴被烟熏黄的牙，说：“你想的是抓坏人，对不？"
我点头。
“坏人脸上不写字。"他弹掉烟灰，“等着吧，有你够的时候。"
机会来得比我预想的快。
那年腊月，白荡镇出了一件事。过年前半个月，镇供销社的保险柜被撬了，丢了八千多块钱的现金和一批烟酒票。那是全镇人过年的年货款，供销社主任老马急得嘴角起了一圈燎泡，一早就蹲在派出所门口，说要是找不回来他就没法活了。
乔所长把案子交给了刘德厚，刘德厚带上了我。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真正的刑事案件。现场在供销社二楼，会计室的木门被撬棍别开，锁舌断了半截。保险柜是老式的那种，锁芯被钻透了，技术活，不像是一般毛贼干的。老马说前天刚取了八千两百块钱，锁进去的，昨晚下班的时候还在。供销社晚上不值班，后院有堵墙，墙头上碎玻璃被人用棉被盖住了。
我蹲在地上看了半天，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刘德厚在屋里转了两圈，点了根烟，拉着老马到走廊上单独说了会儿话。我没有跟出去，因为我正趴在地上看几个乱七八糟的脚印，心里想着要不要找个尺子量一下。
过了一会儿刘德厚回来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吧，去西街看看。"
“西街？"
“嗯。"
他没多解释。我跟在他后面，骑了十分钟自行车到了镇西头。那边住的大多是外来户，房子矮，巷子窄，地上泥泞里混着煤渣。刘德厚在一间平房门口停下来，推门进去。
屋里三个男人正围着煤炉喝酒。其中一个人看见刘德厚，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
那个人叫韩彪，在白荡做废品收购生意，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见了谁都递烟。但那天刘德厚一进门，他的脸色在炉火映照下变了三变。
结果是，保险柜就是韩彪跟他两个同伙干的。撬棍、钻头、还有一顶棉被，都在他后院杂物间里翻了出来。剩下的五千多块钱塞在一个腌菜缸里。老马认领的时候手都是抖的，说这是救命钱。
案子从发案到破获，前后不到六个小时。
乔所长很高兴，在年前的全镇表彰会上还特意提了派出所的破案效率。供销社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神速破案，人民卫士。”拍照的时候刘德厚站在最边上，我站在他旁边，戴着一顶不太合尺码的大檐帽。
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
不是因为兴奋。是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想不通。
刘德厚是怎么知道要去西街找韩彪的？
现场勘查的时候他根本没怎么看，脚印、指印、撬痕——这些他统统没有提取。他只是跟老马在走廊上说了会儿话，然后直接带我去了韩彪家。
我第二天问他。他正在擦他那把五九式手枪，头也不抬地说：“经验。”
“什么经验？”
“你跟群众聊天的时候，群众会告诉你很多事。”他把枪管对着光看了看，“老马说供销社前天刚取了钱，这事儿只有会计、出纳和几个采购员知道。但其中有个采购员是韩彪的表哥。”
我愣了一下。这个逻辑链条我现在才在脑子里拼上——老马告诉刘德厚取了钱，刘德厚确定是内部走漏消息，然后从知道消息的人里面顺藤摸瓜找到了韩彪。
听起来好像很合理。
但后来我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刘德厚跟老马在走廊上说话的时间，前后不超过五分钟。一个采购员、他表哥、一个做废品收购的韩彪——这样一条线索，五分钟之内确定方向，然后骑着自行车直奔目标，进屋之后对方直接吓得筷子都掉了。
这不叫经验，这叫知道答案。
但我那时候没往下深想。破案的高兴劲儿把这点疑虑盖过去了。再说，案子破了，钱找回来了，坏人抓到了，这不就是警察该做的事吗？至于信息是从哪儿来的，重要吗？
那年春节，我在家过了个好年。母亲包了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父亲喝了两杯酒，破天荒地夸了我一句：“好好干。”
正月过完没多久，刘德厚通知我，说乔所长给我争取了一个转正的名额。我问怎么争取的，他说破了大案，上面看到了，名额自然就有了。
就这样，我成了白荡派出所的一名正式民警。
警号：0327。发的警服是九零式，藏青色，肩章上多了一道杠。母亲把我的新警服洗了一遍又一遍，熨得笔挺，挂在堂屋正中间，谁来串门都要领过去看一眼。
那年我二十二岁，觉得自己的人生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
现在回头去看，那一页上面写着的字，其实早就有人替我打好了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