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之后的第一个春天，白荡河化冻比往年早了半个月。
河里浮上来一具尸体。
最早发现的是河边养鸭子的老耿。天还没亮透，他赶鸭子下河，鸭子不肯下水，在岸边嘎嘎乱叫。他拿竹竿去赶，竿子戳到了什么东西，软塌塌的，低头一看，一截苍白的胳膊从浑黄的水面下翻了上来。老耿当场瘫在河滩上。
接警的时候我正在值班室吃早饭，一碗白粥配萝卜干。电话是柳渠市局打过来的，说白荡河下游的柳渠段也捞到了东西——一只编织袋，里面装着衣物和一双皮鞋。法医初检，尸体泡了大概四到五天，男性，四十岁上下，后脑有钝器击打的痕迹，死后入水。
这不是白荡派出所独立侦办的案子了。当天下午柳渠市局刑警队来了三个人，带队的是副大队长，姓彭，瘦高个，脸色铁青，像是很久没睡过好觉。他在河边站了二十分钟，一句话没说，最后蹲下来看了看尸体的鞋底，站起来对乔所长说：“这人是螺钿市过来的。”
我们都愣住了。螺钿是沧海省最东边的商贸港城，离白荡将近三百公里。一个人千里迢迢跑到白荡来死，怎么看都不寻常。
彭铁没多说，让白荡派出所配合协查——走访沿河居民、排查近期外来人员。乔所长把走访的活派给了我和刘德厚。
当天晚上刘德厚请我在所里吃火锅。说是火锅，其实就是一只铝盆坐在煤球炉上，涮的是冻豆腐、白菜和几片切得厚薄不均的羊肉。刘德厚喝了半斤散装白酒，脸膛发红，用筷子搅着锅里的汤说：“彭铁这个人，柳渠市局有名的犟种。去年有个抢劫案，他带着人在火车站蹲了三天三夜，困了就拿别针扎自己大腿。”
“这案子怎么惊动市局了？”
“你知道他们从那编织袋里找到什么了吗？一本工作证。螺钿市外经贸委的，姓蒋。”
我放下了筷子。
一个螺钿市的外经贸干部，后脑挨了一闷棍，死在三百公里外的白荡河里。这条河往东流，尸体不可能逆流而上。他是在白荡附近被人打死的，或者被人用车拉过来扔进河里的。
“你觉得是什么案子？”
刘德厚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冻豆腐：“你先吃。”
他不回答，说明已经在想别的事了。我跟了他半年，已经学会看他的表情——他每次话说到一半突然岔开，不是没想好，是不想让我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我们沿着白荡河往上游走。从老耿的鸭棚往上五里地，有个叫龙王渡的小码头。说是码头，其实就是几块预制板搭的台子，平时泊三五条小渔船。这一片住着二十几户人，大部分是外地来的渔民，跟镇上往来不多。
我们挨家挨户问。问了一上午，没问出名堂来。龙王渡的人要么说“没看见”，要么说“在睡觉”，要么干脆不吱声。这些人常年在水上讨生活，对岸上的事有一种天生的警惕。
到最后一家的时候，刘德厚让我在门口等着，自己进去了。
这一等就是将近四十分钟。
我在门外蹲着，太阳晒得后背发烫，河面上的水汽蒸起来，空气里全是淤泥和烂草的味道。门缝里隐约传出低低的说话声，听不清内容。
门开了。刘德厚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个瘦小的老头，光着膀子，皮肤被河风吹成了酱色。老头递了一支烟给刘德厚，又给我也递了一支。我不抽烟，但还是接了过来。
“老丁头看见了一辆车。”刘德厚在回镇上的路上告诉我，“五天前的夜里，一辆没开灯的桑塔纳，停在龙王渡码头上。停了大概一个小时。车上下来两个人，抬了一个东西扔进河里。”
“什么颜色的？”
“黑的。车牌没看清，但是前挡风玻璃下面有个东西——老丁头说车一颠，那个东西晃了一下，是个红色的小牌子。”
“红牌子？”
“市委大院的通行证。”
我停下了脚步。刘德厚没停，继续往前走，河堤上的柳条被风带起来，拂过他的肩章。
“螺钿市委大院？”
“嗯。”
“那咱们该通知彭队长了。”
“不急。”他把烟头弹进河里，“先去趟螺钿。”
“就咱们俩？”
“就咱们俩。”
当天下午我们坐上了去螺钿的长途汽车。三百公里，走的是省道，路面坑坑洼洼，车子晃了将近六个小时。到螺钿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海风灌进汽车站敞开的铁皮棚子里，带着一股腥咸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