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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还没通知我，一禾先住院了。
凌晨一点四十。
姐姐电话打进来。
“予宁，一禾晕倒了。”
我掀开被子。
“哪个医院？”
赶到儿童医院时，一禾已经醒了。
她躺在床上，还惦记生日剩下的巧克力。
“小姨，我真的只吃了两块。”
“没人审你。”
“妈妈说我零食吃太多。”
姐姐靠在柜子旁。
“医生说不是这个。”
检查做到第二天下午。
医生叫我们几个家属进去。
一禾有两次短暂晕厥。
心电图有异常，需要排除遗传性心律问题。
医生问：
“家族里有没有年轻时突然晕厥、心脏疾病或者猝死史？”
姐夫先说自己家。
问到姐姐，她说没有。
医生翻病历。
“两个孩子是辅助生殖？”
“是。”
“使用过第三方卵源吗？”
姐夫说：
“用过。”
我转头。
原来他知道。
医生继续：
“如果后续要做遗传风险评估，最好补充卵源提供者的家族病史。”
姐夫说：
“当时是匿名的。”
门开了。
我妈提着保温桶进来。
她只听见最后一句。
“不用找。”
“查予宁的。”
姐夫问：
“查谁？”
我妈把保温桶放到桌上。
“我是说——”
姐姐打断她。
“妈。”
“你不是说柏川知道吗？”
姐夫转向她。
“我知道什么？”
病床上的一禾伸手去碰吊瓶管。
我把她的手拿下来。
“别扯。”
她问：
“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
“没有。”
“那爸爸怎么不说话？”
我把床栏拉好。
“出去说。”
走廊尽头。
姐姐把事情说完。
姐夫先问我：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四天前。”
“你现在在查？”
“嗯。”
姐姐插进来。
“我跟她说了别这么急。”
姐夫转过去。
“为什么？”
“孩子怎么办？”
“孩子现在需要查遗传病史。”
“她不查，我们拿什么给医生？”
姐姐堵了一下。
姐夫又看向我。
“但这件事，暂时别告诉孩子。”
我说：
“我没打算告诉。”
姐姐低声问：
“那别人呢？”
手机就在这时响了。
是生殖中心。
“唐女士，您的旧档案调到了。”
下午，我去了医院。
工作人员把电脑屏幕转过来。
“您当年登记冻存卵母细胞十四枚。”
“对。”
“这里有一笔后续调用。”
她点开记录。
“十四枚在同一周期申请解冻。”
我重新数了一遍屏幕上的数字。
“全部？”
“是。”
“剩多少？”
工作人员往后翻。
“没有剩余冻存卵母细胞。”
我拿出手机。
第一遍没解开锁。
第二遍也没开。
工作人员推来纸杯。
“唐女士，要不要先休息？”
“不用。”
我把手机放到桌上。
“继续。”
她往下翻。
十四枚解冻。
十一枚存活。
八枚受精。
五枚形成可用胚胎。
姐姐移植两枚。
剩余三枚继续保存。
我问：
“三枚现在还在吗？”
她停了一下。
又打开另一份记录。
“一年零四个月后，申请终止保存。”
“谁申请的？”
屏幕再次转过来。
申请人：
唐予宁。
我拿过纸杯。
水洒到手背上。
“这个签名有原件吗？”
“有。”
“我要申请复印。”
“可以。”
我又问：
“样本调用是谁审批的？”
“历史记录还在核查。”
“我要书面回复。”
她记下来。
“好。”
走出医院。
电梯下到负一层。
我跟着前面的人进了停车场。
走了两排。
保安过来。
“女士，找车？”
我拿出手机。
“嗯。”
“车牌多少？”
输入框就在屏幕上。
我没有填。
保安问：
“白车还是黑车？”
“白的。”
“什么牌子？”
我翻开早上的支付记录。
地铁。
公交。
便利店。
没有停车费。
我把手机收起来。
“不用找了。”
“我没开车。”
保安指了指电梯。
“那地铁从一楼出去近。”
我重新进电梯。
到一楼后，给我妈打电话。
“十四颗。”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一颗都没剩。”
她说：
“你先回来。”
“剩下三枚胚胎，也是你处理的？”
“静姝有一男一女了。”
“留着每年还要交钱。”
我站在医院门口。
“所以你替我签了？”
“那三枚胚胎你又不能用。”
“我问你是不是你签的。”
她声音拔高。
“唐予宁，你非要这么跟我说话？”
我挂了。
这笔账，我要跟她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