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良踩着木梯爬上阁楼时，头顶的灯泡闪了两下才亮。
阁楼不大，斜顶压得很低，站在最中间也只能勉强直起腰。墙角堆着几个纸箱，箱子上落满了灰，有些纸板已经被潮气泡软，塌下去一个角。他弯着腰走到最里面那个铁皮柜子前，从裤腰上解下一串钥匙，手指在几把钥匙之间拨了两下，找到最小那把，插进锁孔。
锁芯有点锈，转了两圈才咔嗒一声弹开。
柜子里全是卷宗，牛皮纸封面，边角都磨毛了。最上面那本的标签写着“2004·旧城片区·儿童走失案（未结）”。他抽出来，用袖子擦了擦封面上的灰，翻开。
纸张已经泛黄，边缘脆得轻轻一碰就掉渣。他一页一页往后翻，手指在字迹上慢慢划过。那些名字和日期他大部分都记得——毕竟这是他退休前最后经手的一起案子，也是唯一没破的案子。沈铮的父亲沈国栋在出警时中弹身亡后，他主动接过了这个走失案的后续调查，但线索断得太干净，查了三年什么都没查出来。
翻到第七页时，他的目光停住了。
那是一张手写的现场走访记录，字迹是他自己的，蓝色圆珠笔写的，笔画潦草但清晰可辨。内容只有三行：“据旧城区医院退休护士刘桂芳回忆，2004年7月12日下午，一名右鼻翼有疤痕的男童曾独自出现在医院后门走廊，约十五分钟后被一名穿深色夹克的成年男子带走。男童未哭闹，男子自称是孩子叔叔。”
周国良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往后翻，找到银行流水复印件那一页。那是当年调查时从银行调取的旧城支行存款记录，其中有一笔五十万的入账，开户行是旧城区医院的附属储蓄所，时间正好是2004年7月12日，下午三点十二分。开户人一栏写着赵擎天，在那时候他还不是“夜枭”的首脑，身份栏填的是“个体经营者”。
周国良的手指在两张纸之间来回摩挲了几次，指腹能感觉到纸面上细微的温差——一张是走访记录，一张是银行凭证，它们隔着好几页的距离，但时间线在同一排格子里重叠了。
他啪地合上卷宗，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通讯录翻到沈铮的名字，按下拨出键。听筒里响了四声，接通了，但对面传来的不是沈铮的声音，而是李正严。
“老周？”李正严的声音很惊讶，“你怎么打电话来了？找老沈？他不在，下午出去了，手机落办公桌上了。”
周国良沉默了一下，说：“你转告他，我这边查到点东西，跟旧城区那个医院有关。让他有空回我电话。”
“行，没问题。什么内容？我先记一下，省得回头忘。”李正严的语气很随意，像在聊家常。
周国良犹豫了两秒，还是说了：“我在旧案卷宗里找到一条记录，二十年前旧城区医院附近有群众目击过林砚，同一天赵擎天在那家医院附属储蓄所开了户，存了五十万。时间对得上。”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两秒。然后李正严说：“收到，我转告他。你注意身体，别太累。”
挂断电话后，周国良把卷宗锁回柜子里，走下木梯。木梯每踩一步都嘎吱响一声，像在抱怨什么。他去厨房倒了杯水，站在窗口喝，看着窗外老街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晚上九点十七分，他坐在客厅沙发上打盹，闻到一股焦味。
他睁开眼，发现客厅窗帘的边角窜起了一簇火苗，火沿着布料往上爬，速度很快。他猛地站起来，腿撞到茶几角，疼得他龇了一下牙，但没顾得上去揉。他冲到厨房抓灭火器，回头一看，火已经从窗帘蔓延到了天花板，整个客厅半边在烧。
他拧开灭火器的保险栓，对着火源喷了两下，白雾扩散开来，火势非但没减弱，反而窜得更猛了——灭火器喷出来的不是干粉，是白色的气体，带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味。
灭火器是被人换过的。
周国良扔掉灭火器，转身往门口跑。他抓住门把手拧了一下，门没开，锁芯被人从外面用东西堵死了。他又拧了两下，把手在手里空转，锁舌纹丝不动。
火已经从他身后烧过来，热气烘得他后背发烫。他退到卫生间，把门关上，拧开水龙头把毛巾打湿，捂住口鼻。水流到他的手指上，他能感觉到水是凉的，但手指在抖。
他蹲在卫生间的地砖上，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的燃烧声，天花板上的石膏板一块一块往下掉，砸在地板上的声音沉闷又短促。烟从门缝底下钻进来，越来越浓，他眼睛被熏得止不住地流泪，什么都看不清。
他捂着毛巾的手在发抖，另一只手摸出手机，按了三次才拨通沈铮的电话。
响了一声，两声，三声。
第三声还没响完，卫生间门被人一脚踹开，火焰从门口涌进来，他手里的手机被热浪震飞出去，摔在墙角的地砖上。
屏幕还亮着，显示通话已接通。
电话那头传来沈铮的声音：“周叔？”
周国良的嘴张了一下，但浓烟呛进他的喉咙，他没发出声音。他伸手想够那个手机，指尖刚碰到屏幕边缘，头顶的吊顶塌下来一块，整个卫生间陷进一片橘红色的火光里。
电话那头，沈铮又喊了一声：“周叔？”
没人回答。
听筒里只剩噼噼啪啪的燃烧声，像什么在碎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