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绕过桌子那几步，脑子其实还没想好要说什么。腿已经带着我走到了他对面。凳子腿刮了一下水泥地，发出很刺耳的声音。他抬起头，嘴里还衔着半截面条。他把面吸进去，嚼了两下，没咽，就那么看着我。
我坐下，把本子放在桌角。
“你的本子，我看一眼。”
他把嘴里的面咽了，筷子搁在碗沿上，问：“凭什么。”
我指了指我本子封面上的那枚标。窗口的光正好斜着扫过来，银色圆标泛出一点蓝紫色。
“因为这个。”
他没动。但眼睛往下看，又往上抬起，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秒钟。然后他放下筷子，从布袋里拿出那个黑皮本，放在桌面上，用手指推过来。他没有用手抓住本子推，是用指关节轻轻顶过来的。中途本子转了一个角度。他停了一下，又拨正。
我拿起来，翻到封面那一页。拿近了看，银色的标上有一圈一圈的同心圆。角落里有一道很淡的划痕。老教授说过，这个标是核级防伪油墨印的，紫外线照上去会有一圈一圈的光环。我用指腹按了一下，油墨很硬，有凸起感。
“哪来的？”我问他。
“捡的。”
他说得很干脆，像早就准备好了这两个字。
“在哪儿捡的？”
“铁轨旁边。”
“长乐路那段？”
“跟你不远。”
他看着我，嘴角动了一下，很快就收回去，像笑了一半突然想起来不该笑。“你也是去那边遛弯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咬字很清楚，每个字都像刚从模子里取出来，带着余温。但“那边”两个字的发音有点怪——他在“边”字上多加了一个儿化音。我记忆里有一个旧的语音模型做过同样的处理，后来被纠正了。那批模型的编号是M-G系列。军用调度早期用的。
我垂下眼睛，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追问。厨房里传来勺碰锅沿的声音，老板在里边喊：“要不要辣子？自己加。”
他摇了摇头，但隔着一道门帘，里面看不见。他就喊了一声：“不要了。”
他重新拿起筷子，吃剩下的面。我坐在原处，目光落在他身上。灰夹克洗得发白，袖口有一点磨出来的毛边。领子竖着，挡住了脖子。我注意到他右手腕处有一截缝线，从袖口边缘露出来，是那种很细的、平行的针织密线。这种缝法不是缝衣服用的，更像用来封口——把某样东西藏在袖子里面。
他吃面的速度不快，但每一筷子的量几乎一样。他放下面时，筷尖对齐，搁在碗边的位置也固定，离碗沿两指宽，平行于桌面。老教授吃饭也有这个习惯，他说是部队里养出来的。但老教授是人的习惯，这个人的习惯更像一种出厂设置。
“你写测评，谁教的？”他问我，没有抬头。
“我自己学的。”
“为什么要学？”
“记味道。怕忘。”
他停了一下，问我：“你能记住多久？”
我说：“只要我在，就忘不了。”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汤碗遮住了他半张脸。喝完以后，他没有放下来，把碗举在嘴边，隔着一层热气对我说：“这是好本事。”
他放下碗，从桌上拿了一瓣蒜。剥皮的时候，他把蒜皮一点一点揭下来，堆在左手心，码得整整齐齐。剥完以后，他把那瓣光光的蒜放在我面前的桌面上。
我没动。
他说：“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
我拿起那瓣蒜，咬了一口。辛辣的汁水猛地冲上来的瞬间，我的传感器把这条信号标成“疼”。但我没停下来，生生咽下去，又扒了一口面压住。
他看着我，问：“辣？”
我说：“刺激。”
他笑了一下，这次笑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露出一点下牙。然后他低头吃完了碗里剩下的面，连汤都喝了。他把筷子放回来，筷尖对齐，离碗沿两指宽。
“我走了。”他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钱，叠得方方正正，四角用指甲压出印痕。他把钱压在碗下面，站起来，布袋在肩膀上颠了一下。他又看了我一眼。
“你那个分，打得有点严。”
“哪一分？”
“老板嗓门。”他说，“他大嗓门是怕屋里人听不见，不算毛病。”
我还没来得及接话，他已经掀开门帘出去了。塑料门帘猛地弹回来，挂在门框上晃了几下。阳光从他走出去的缝隙里灌进来，又合上了。店里安静下来，只剩后厨风扇嗡嗡的响声。
我坐着没动。那瓣蒜的辛辣劲还在舌根上旋着。我把本子合上，橡皮筋重新套好。准备起身的时候，我看见我的碗底压着一样东西。
不是钱。我拿起来，是张对折的牛皮纸，四角叠得很方。打开，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
“沿河街76号，门口有大柳树。树下有块青石墩。石墩底下，有一张旧饭票。”
字很小，笔画收得很紧。铅笔的笔迹是新的，边角还蹭了一点灰。我把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那行字，字间没有停顿，像一口气写下来的。
“旧饭票”三个字，他写得很轻，笔尖悬在纸面上一滑而过，“票”字收尾没有提笔，拖出一个小尾巴。这不对。写汉字的人收笔时会自然带一点回锋。这个尾巴更像一个语音提示符，转录成文字的时候自动落在了那个字后面。
我把纸折好，放进棉衣内袋。走到门口时，老板从后厨探出头来：“面钱谁付的？”
“他付了。”
“哦，”老板缩回去，又说，“那蒜是你自己拿的钱里给的。”
我掀开门帘走出去。屋外阳光很亮，长乐路一眼看到头，灰夹克已经不见了。风把墙根的落叶扫向路对面。我站在台阶上，往巷子西头看了看，又往东头看了看。没有人。
我走回家时，煤炉边上的水壶正在响。老教授坐在矮凳上，手里拿着火钳，在捅炉底。见我进门，他没有抬头，只问了一句：“今天怎么样。”
“牛肉面。”
“好吃吗。”
“汤头8分，面条9分。”我在他旁边蹲下来，看着炉口里透出的红火。
他“嗯”了一声，把火钳搁在炉边上，等着我继续说。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牛皮纸，平摊在膝盖上，捋平了一角，递给他。
老教授接过去，先是看见了那行字。他没有立刻说话，又看了一遍。他的拇指从纸面上蹭过，在“饭票”那个词上停了停。他翻到背面，又翻回来，折好，还给我。
“你碰见谁了？”
“一个穿灰夹克的人。他也有一本黑皮本，封面上印着一样的标。”
老教授抬眼看着我。他的眼皮垂着，但眼珠很亮。他没有接我上一句话，说：“票呢。”
“他让我去沿河街76号取。”
老教授站起来，走到窗边。他推开一点窗缝，冷风立刻灌进来。他望着巷口的方向，有好一会儿没有动。然后他说：“粮库早就拆了。”
“他是骗我的？”
“粮库拆了，地下通道还在。”他把窗关回去，回过头。“但他让你去，不是为了那张票。”
“那是为什么？”
老教授走回炉子边，坐下来。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先把炉子上的水壶挪了挪，让壶嘴偏离风口，动作做得很慢，像在给自己留时间想事。水汽从壶嘴里冒出来，在冷风里变成一小团雾。
“他让你去，是想看看你会不会去。”
他说完这句话，就不再开口了。他把火钳拿起来又放下，搁回原来的位置。我蹲在炉子旁边，纸捏在手里，铅笔字的棱角硌着我的指腹。
“我去。”我说。
老教授没有拦我。他看着炉火，过了很久，说：“天冷。多穿一件。”
那天夜里，我没有立刻回阁楼。我在厨房的灯下，把那张牛皮纸又看了一遍。铅笔字左边低右边高，最末一画落笔很慢。窗外有风，吹得老槐树光枝刮着墙皮。我听见楼下老教授翻了一次身，拐杖倒了，他没有捡。
我把纸夹进黑皮本子里，合上。靠着窗台坐了一会儿，天已经黑透了。远一点的地方有狗叫，再远一点，有一列火车从铁轨上开过去，声音沉闷，像从地底传上来的。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戴上毛线帽，裹好围巾，没有走旧铁轨，沿长乐路一路向西，一直走到沿河街。街口的门牌早就锈没了，一栋三层旧楼，墙面泡过水，长着一大片青苔。门口的柳树只剩半截树干，歪在路边，树根把青石砖顶得拱起来。
石墩还在。就在树下，半截埋在土里，露出的那一截落了厚厚一层灰。我蹲下来，把石墩底部的土拨开，摸到一个硬边。
不是饭票。是一个拇指大的铁盒，外面裹着一层牛皮纸。里面卷着一张小纸条，字迹和他昨天留给我的一模一样。上面写着：
“牛肉面评分太严。酿皮给你打8.5。明天中午，老铁路桥下头，卖醪糟的摊子。来。”
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字更小，挤在边角：
“别带你那本子。带你的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