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盘街东口比长乐路热闹得多。卖油条的锅支在路牙子上，油花噼啪响；有人骑三轮车驮着整筐白菜，被路面坑洼颠得一晃一晃；一只灰狗蹲在老槐树底下，看我走近，耳朵动了动，没站起来。
我在铁皮炉前停下。炉膛口塞着几根红薯，皮烤得起了焦斑，蜜汁从裂口渗出来，滴在铁板上，呲的一声冒白汽。摊主是个黑脸老汉，蓝布围裙系得紧，手指粗糙，指甲缝里嵌着煤灰。他问我要几个，我说两个。他拿旧报纸包了，递过来，烫得我左手换右手。
我蹲到路边条石边，剥开一个，黄瓤从焦皮里露出，热气扑在脸上。甜味先钻进鼻子里，带着焦糖的厚香。灰狗已经慢慢站起来，鼻子朝这边抽了几下，尾巴根摇了摇，没敢直接过来。我把红薯瓤掰成两块，放在地上，退后半步。灰狗往前挪了几步，低头嗅了嗅，用舌尖舔了一下，才咬下一口。它嚼得很慢，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咕噜声。吃完，它抬头看我，左后腿微跛，往旁边挪了半步。
我蹲着没有动。等了好一会儿，看它没有异常，才拿起另一个红薯，掰开来吃。刚出炉的红薯烫嘴，瓤软得像流沙，贴着上颚，糖分在舌尖上炸开。烟熏味从焦皮底下透出来，压住了一半的甜。我在心里记了一笔：甜度7.5，绵软8，焦香6，烟熏2.5，总分7。
灰狗吃完我扔给它的那块，没有走，跟在我脚边，走了几步，在槐树底下的修鞋摊前停下来，歪头舔爪子。修鞋摊的凳子空着，工具箱开着，一只黑皮鞋搁在脚蹬上，鞋底还没钉完。摊主背对着我，蹲在工具箱边上翻钉子，灰布围裙沾着鞋油，旧鸭舌帽压得很低。
我走过去，想说一句“师傅借用一下条石”，他先开口了：“红薯甜不甜？”
声音低，熟。我步子顿了一下。他直起身，转过半个脸，袖口滑出一截密实的缝线。灰夹克。他把那截线头按回去，重新拿起锤子，钉鞋底。
“甜。”我在他旁边的条石上坐下，“就是烤过了，皮焦得厉害。”
“老灶头烤红薯不下三十年了，火候从来不差。前两天中风住了院，今天这个摊子是他徒弟的徒弟顶上来的。”灰夹克说着，锤子落了两下，眼睛没抬，“你老师傅昨天晚上敲我的门。”
我等着他说下去。他放下锤子，从工具箱底层抽出一根卷得极细的纸条，像烟卷一样，用拇指推到工具箱边缘：“他让我今天在这儿等你，把这个给你。”
我伸手接过，没展开，先塞进袖口。他低头把那道鞋底钉完，动作很快，钉子咬进皮底的声响又闷又实，没有多余停顿。末了他把鞋翻过来，用粗布擦了一遍，搁在脚蹬上，像等顾客来取。
“你带本子没有？”他问。
“没有。”
“分数记哪儿了？”
“脑子里。”
“总分多少？”
“七。”
“贵了。”灰夹克说，“老灶头能烤到八，这个只值六。你太客气。”
我看着他，他低头理着工具箱里的钉子，把大小不一的铁钉分到几个铁盒里。这个动作不是装样子，是真的在做收摊的准备。
“你跟他说了什么？”我问他，“老教授怎么知道你会到这儿来？”
“他说奇牌街东口有一棵歪脖子槐树，树底下有个修鞋摊。如果我愿意帮你，今天在这儿等你。”灰夹克把最后一个铁盒盖上，声音慢下来，“他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原话带给你——粮库拆了，食堂没拆。灶，还是那个灶。”
我抿住嘴。“灶”字压在袖口里，隔着棉布硌在小臂上。我没有掏出来看，问他：“就这些？”
“就这些。他还让我把这个给你。”他从工具箱底层抽出一件叠得很旧的灰色军外套，搭在膝盖上，卷成一团递过来，“你别穿自己那件回家，连着三天同一件棉袄，领口连个褶都没有，站远处看就是活的靶子。”
我伸手去接，外套沉，比预想厚得多，扯出来一股樟木和煤灰混着的味道。我把它搭在臂弯里，站起来。
灰夹克没有看我，声音压低了些：“你从西口走。路过炸麻花的摊子，停一下，买两根麻花，别急着吃，拿在手里站一会儿。你过来的时候，卖鸡毛掸子那个人已经看了你三回。”
我下意识往右后方看，一个穿黑棉袄的男人站在卖鸡毛掸子的摊边，手里夹着半截烟，没点，正歪头看着我这边的方向。我把目光收回来，没有多停。
“到西口，”灰夹克又开口，“路北有个旧衣服摊，摊主姓周。你说一个‘灶’字，他会让你挑一件衣服。这件军外套，你穿到旧衣服摊边上再换下来。你自己的棉袄，叠好塞进老板给的袋子里。”
“为什么绕这么大一圈？”
“绕圈子不是为了甩人，”他停了一下，“是让你记住路。明天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不用想就知道该在哪儿停，在哪儿换。”
他没有再解释。我站起来，把那件旧军外套搭在肩上，转身往西走。走出几步，听见身后锤子又响了一下，闷闷的，像敲在木头芯子上。
炸麻花的摊子确实在西口。油锅翻着泡，麻花在锅里滚成金黄色，面香和油味扑了半条街。我停下来，买了一根，又指了一下，说要两根。摊主用一个油乎乎的纸袋装了递过来，我接住，烫，在手里换了个边，站着没动。余光里，那个穿黑棉袄的人没跟上来，倒是另一个穿灰帽子的，从我左后方慢慢走过去，在我身后五步远的地方停住，弯腰系鞋带。
我咬了一口麻花，酥，咸，油香压住了甜，面芯有点硬，嚼起来咯吱响。在嘴里过了一遍，心不在焉。我又站了一会儿，把第二根麻花也吃了，纸袋捏成团，丢进路边垃圾筐，才慢慢往西口走去。灰帽子系完鞋带，起身往东头去了，没有跟上来。
路北的旧衣服摊在拐角，几根竹竿搭着，挂了一排旧军大衣、工作服、褪色的中山装。摊主是个枯瘦老头，戴着老花镜，正翻一本皱巴巴的旧杂志。我走过去，手搭在一件灰呢外套上，问他：“这件怎么卖？”
老头抬头看我：“给多少？”
“灶。”
他目光停了停，没再说话。他放下杂志，从竹竿底下抽出一个灰色布袋，把灰呢外套连同衣架一起卷进去，递给我，说：“走吧，别回头。”
我进了摊后的小巷子，把灰夹克给的军外套穿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塞进布袋里。军外套宽大，领子立起来能遮住半张脸，袖子长了一截，盖到指根。我挽了一下袖子，又放下了，就这么长着，把下巴缩进领口。走出巷子，棋盘街西口的人流正密，卖菜的、挑担的、骑着自行车按铃的，挤成一团。我混进去，拐了两条巷子，绕到菜市场后门，又横穿了一趟旧铁轨，才回到长乐路。
院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煤炉边的水壶正嘶嘶冒汽，盖子被顶得轻轻跳动。我松了口气，走到灶间，却发现炉子通着，火很旺，水壶已经烧得只剩一个底，壶底发蓝，冒出一股焦味。老教授不在。
我喊了一声：“老师。”
没有人应。我走上楼，房间空着。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少了一条毛巾，牙刷也不见了。窗台上的蒜苗盆已经被清走，空出来的位置落了一层薄灰。我下楼，在灶台边上发现一只搪瓷缸，倒扣在桌面上，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我拿起来，字是老教授的，笔画写得急，尾部拖得很长，“出事了，我出去避三天。你照常出门，照常吃饭，别露馅。米别动。锅台底下有把钥匙。”
我弯下腰，伸手摸到锅台底部的砖缝，摸出一把黄铜钥匙，齿上沾着油泥。我没有擦，攥在手心里，走到老教授床前，蹲下来。他床底下有一个旧樟木箱，我一直没见他在白天打开过。钥匙插进去，锁芯钝了一下，转开。
箱子里没有太多东西。一件旧军大衣，一包铁钉，半卷电工胶布，压在最底下的是一个铁皮盒，比巴掌略大，锈迹斑斑，开口用两道皮筋缠着。我解开皮筋，掀开盖子。里面放着一片金属箔片，长条形，边缘压着钢印，正面印着一行字：第一食堂。背面是“战备饭票，凭票领炭，不记名，不挂失”。我翻过来，金属冰凉，指腹被压印的边硌了一下。旁边是一张叠得皱巴巴的车票底根，纸已经泛黄，印着“沿河街—老河堡”，日期是停战前第三天。还有三颗红枣，用锡纸包着，打开时漏出一股甜兮兮的药味。
我把铁盒放在膝头上，看了很久。没有纸条，没有别的话，只有这三样东西。灶台底下的钥匙，他留给我，是为了让我打开这个箱子。但箱子里没有解释。
我展开袖口里那根纸卷。纸上只有一个字，铅笔写的，收笔处带了一个小尾巴，像是随手一带的：“灶”。
和那个旧衣服摊的暗号是一样的。我忽然想起灰夹克说的话——“粮库拆了，食堂没拆。灶，还是那个灶。”老教授让灰夹克带这句话，又留下一张战时食堂的饭票。他去了“灶”。
棋盘街西口往北有一条巷子，叫灶户巷。早年那里是粮站和食堂集中的地方，后来粮库拆了，巷子还在，改名成了“灶户巷”。我从来没有去过。老河堡太远，要过河，桥头有通行检查，我没有证件。灶户巷近得多，就在棋盘街的背面，步行二十分钟能到。
我把金属饭票贴身放进棉袄内袋，压在肋骨上，凉意透过衣料渗进皮肤里。铁盒重新锁好，推回床底。那把黄铜钥匙我没有放回锅台底下，而是穿了一根细绳子，挂在脖子上，塞进领口里。做完这些，我把水壶从炉子上端下来，重新装了水，搁回去。火苗舔着壶底，水汽慢慢聚起来。
我蹲在灶间门口，看着水壶盖子被蒸汽顶得轻轻跳动，心里把那句“灶，还是那个灶”又默念了一遍。炉火映在墙上，黄铜钥匙贴着胸口，凉意渐渐被体温暖透了。我站起来，把炉子封好，没有上楼，坐在灶间矮凳上，等着天亮。
天一亮，我就去灶户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