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多，韩正阳拿到了第一份整理完整的关系表。
四个名字横着排在纸上，下面依次列着出生年份、户籍变动、婚姻、工作关系、房产和车辆，另附银行流水及已经核实的社会关系。年轻刑警把近期交集都标了出来，标记却不多。一夜死在同一栋楼里的四个人，近几年的生活，比想象中疏远。
于志强和孙建军偶尔通电话，次数不多；赵永胜的号码出现在其中两人的通讯录里，实际联系很少；高福生与另外三人的来往更淡。至少从手机和常用社交软件看，他们不像一个常聚的小圈子。
日子也各过各的。于志强断断续续做过好几种小生意，孙建军靠相对固定的工作和零散收入生活，赵永胜来往的人少，高福生则像楼里随处可见的退休居民。近一年的通话、转账和常去地点里，暂时未找到四人近期共同参加的聚会，也没有哪个陌生账户同他们都有频繁往来。
没有共同生意，没有近期大额资金往来，诉讼、债务和明显纠纷里，也找不出一件把四个人同时牵进去的事。
家庭情况同样查过。于志强同家里算不上和睦，却没闹到需要警方介入；孙建军夫妻一直住在一起；赵永胜离婚早，同前妻已经少有来往；高福生的子女在外地，逢年过节回来。
每家都有些不愉快，可单独看哪一件，都接不到另外三个人身上。
表格做得完整，不等于事情已经查完。纸上有些地方写着没有，有些写着暂未发现，韩正阳看时分得很清楚。住在一栋楼里，碰面就能说的话，未必留在通话记录上；眼下没有找到，也不意味着以后不会有。但忙到这个时候，至少还没有哪条近期关系，值得把另外几条都放下。
韩正阳把表格从左看到右，又翻回前面。若只查最近几年，四个人确实像陈宇轩起初说的那样，不过住得近，彼此认识。共同点太普通，连楼下晒太阳的老人，也能找出一群符合的。
变化出在户籍上。
年轻刑警推过来几张打印材料：“四个人以前都在一个地方。”
迁移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往前追，却有一段清楚地重叠着。二十多年前，他们的户籍地址都落在银海老城区靠海的同一个村。后来城区扩张，行政区划几次调整，旧村拆迁，原址并入城区，村名也逐渐从新地图上消失。海珠新村，就是当年几处安置小区之一。
这本身不算反常。一个村拆了，几十户乃至上百户集中安置，多年后仍住在附近，并不稀奇。韩正阳留意的是四人的年纪：于志强五十，孙建军五十一，赵永胜四十九，二十多年前都是二十多岁。高福生年长，当时已经三十多。
年轻刑警顺着他的目光解释，前三人基本在村里长大，高福生中间迁出过一次，后来又迁回来，在那里同样住了多年。
韩正阳问起于长海，对方从材料里抽出另一张。
老人的资料厚一些。早年做过基层干部，后来长期担任村长，拆迁前后还参与过村务和安置协调，年纪大了才退下来。
韩正阳在“村长”两个字上停了一会儿。昨夜听见这个名字，他首先记住的是死者父亲。现在，四名死者的原籍指向同一个旧村，其中一人的父亲，又在那个村当过多年村长。有些问题，便不能只围着最近几年问了。
他合上材料，让人调拆迁安置名单、老户籍底册和能找到的村干部资料。四人的工作经历、船只登记、海上作业证，凡与那个村有关，也往前查。
“先查到哪一年？”年轻刑警问。
“他们二十岁左右。现在的来往查不出交集，看看以前在干什么。”
时间一下退回二十多年前。上午还主要查最近得罪过谁，到了下午，调查第一次真正离开了二〇二三年。
陈宇轩回海珠新村时，刚过两点。
入口的记者比上午多。这里没有真正的大门，几个人便守在路边，见人出来就上前问。他绕到另一侧，仍被一个拿手机的年轻女人拦住。
对方说只是了解一下情况，紧接着便问，他是不是昨晚见到过可疑人员。
陈宇轩脚下一停。
他上午离开刑警队，还只知道记者在附近等着。现在连那次碰面，也已经传出来了。
“谁跟你说的？”
女人没回答，把手机递近些：“听说当时凶手跟你面对面，他没伤害你，是这样吗？”
陈宇轩看她一眼，继续往里走。身后又追来一句：“他为什么没杀你，你自己有没有猜测？”
上午韩正阳也问过。那时是为弄清案子，现在从一个陌生人嘴里出来，倒像他遇上了什么稀罕事，谁都可以凑近打听。他走出几步，后面已经有人低声议论，说凶手可能认识他，也可能本来就是自己人。
他没回头。距离案发才十几个小时，他自己还没弄明白的事，别人已经替他想出了几种说法。
那女人问话时，已经把陌生男人叫成凶手，连一句是不是都省了。陈宇轩本来可以纠正，说警方还在查，自己也只见过两次。可手机就在面前，他忽然不愿多说一个字。不知道哪一句又会被单独拿出来，传到下一个人那里，变成他已经承认的事。
进单元门，楼道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辨不出哪层传来的。昨夜封过的区域大部分已经撤开，个别地方仍不能靠近。一楼原来挤着的电动车挪走一半，墙上小广告没变，电表箱上多了新封条。地像刚拖过，墙边的水迹一直延伸到楼梯口。
住户比平时安静，门里却并非没人说话。
上到二楼，他听见半掩的门后在谈昨晚。四个名字说出来，不必解释是谁，对方就能接下去。哪家的人，沾着哪门亲戚，从前住哪里，仿佛都是早知道的事，只需提醒一句。
再上一层，两位老太太站在门口，看见他，同时停了话。其中一个问上午是不是去公安局了。他含糊应声，对方便没再问，让他最近自己注意。走过去不远，身后的谈话又续上，声音更低，只隐约听见“老陈家”。
陈宇轩这才觉出，楼里人所说的熟悉，远比他以为的深。
从前听见老陈家，他会自然应声，知道是在叫自己。今天再听，却不确定后面接着的究竟是什么。也许只是问他一个人住着怕不怕，也许还在谈爷爷。他没有停下去听，走到家门口，那几句话便被隔在下一层，只剩一个他熟悉、又并不全懂的称呼。
母亲中午那句话一直留着：你爷爷他们那一片的人，后来好多都搬到那几栋楼了。
回屋后，他没有开电脑，第一次认真看了看这套房。
老木柜内侧有几道擦过的铅笔印，还能辨出是数字；厨房墙上留着重新打孔以前的钉眼；阳台窗框比别处旧，像换窗时单单漏了这里。家具用了近一个月，东西也亲手收拾过，如今看着，却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从没留意。
书柜底下压着几本旧书，旁边是装螺丝和小零件的塑料盒。搬来时嫌占地方，本想一起扔，后来见柜子空着，又塞回去了。他抽出盒子，看一眼，照原样放好。
这些当然不是线索。留下几颗螺丝、几本书，还有磨白的柜门把手，并不能让爷爷忽然变成一个藏着秘密、等孙子来查的人。老人住了几十年，家里自然会有这些东西。
可几十年的生活，陈宇轩知道的也实在不多。他从前一想到爷爷的过去，便只是老人以前的事，遥远、模糊，没有必要一一问清。昨晚死掉的四个人，却可能早就在那里，在同一段他完全不了解的年月里。
他又给母亲打电话，这次不问案件，只问那个村。
母亲有些意外，说小时候不是带他去过附近么。他不记得，她便说，那时他小，后来又变得快，先修路，再拆房，等他上学，旧模样就没剩多少了。
那里从前比现在看着离海近，路也窄，有的人家门口就是土路。夏天腥味重，晒网晒鱼的多，风一起，院里的衣服得赶紧收。母亲说这些时不费力，像还知道每条路往哪儿走，陈宇轩却很难想出画面。她口中的海边，和他从窗外看见的海边不是一个样子。酒店、宽路、夜里的灯牌，他都认得；可让他从这些东西底下想出土路和院子，就像要凭几句话记起一段根本不记得的童年。
他等她说完，问爷爷认不认识于长海。
“哪个于长海？”
“以前当村长的。”
“那能不认识吗？一个村住了几十年。”
语气同楼里的老人一样，仿佛这根本不需要问。陈宇轩接着报出四名死者，母亲对前两个明显有印象，后两个想了片刻，说好像也是那里的人。至于与爷爷来往怎样，她讲不清，年轻时就少管父辈的事，结婚后更不常回村。
“怎么忽然问起这些人了？”
陈宇轩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警察在查。”
母亲安静片刻，再开口时又担心起来：“那跟你爷爷有什么关系？人都去世这么多年了。”
“现在没说有关系，就是问问以前的事。”
她听完没放心，只让他少掺和。他笑了一下，说自己什么也没做。这倒是真的，没去问过邻居，也没调查什么。可放下螺丝盒以后，他一直在想，想爷爷，想那栋楼里的人，自己也停不住。
母亲让他这几天别住海珠新村，回家或者去朋友那里都行。陈宇轩答应考虑，挂了电话，却没收拾行李。他还坐在沙发上，手机握了一会儿才放下。母亲不知道的，并不比他少多少。原先想着打个电话，总能问出些前因后果，结果只弄清了他们确实认识。至于认识到什么程度，平时有没有来往，电话打完，还是没有答案。
四个人昨晚刚死，继续独自住着，当然不能让人安心。他知道母亲有道理，也不是觉得自己胆子大。只是到了现在，那个人已不再是一次偶然经过。警方问爷爷，母亲说旧村，越多知道一点，“回去”便越难解释。
男人当时看见的，究竟是陈宇轩，还是从这扇门里出来的老陈家的孙子？
下午四点多，于长海来到刑警队，重新做笔录。
他并非以嫌疑人身份到场。除了是于志强的父亲，他还是目前能找到的、熟悉旧村情况的人之一。
七十二岁的老人过了一夜，像又老了些。身上仍是那件深蓝夹克，衬衫领口皱着，坐下先问儿子的遗体什么时候能处理。听说还要等法医的工作，他点了点头，没有再催。
问话还未开始，韩正阳先等了片刻。老人坐在那里，背仍挺着，等到问起于志强，才将目光移过来。儿子的名字已经在材料里出现很多次，说到哪一项，旁人便能翻到哪一页。可坐在桌子另一边的人，最先想知道的，仍是什么时候能把人领回去。
韩正阳先问近期生活，家庭、工作、欠债和冲突，几件事逐一谈。于长海说得慢，条理清楚。于志强做过几种生意，后来不怎么折腾了，没听说经济上有特别大的窟窿。脾气不好，年轻时打过架，到这个岁数，应该也没有非要他命的仇家。
说到打架，他停了停，最后只说：“那时候都年轻。”
韩正阳没接这句话，等近期的关系讲完，才摆出另外三人的照片。
于长海看一眼便说都认识，以前一个村的。如今各过各的，住得近，见面打招呼，于志强与他们也差不多。
“就是普通邻居，没有别的来往？”
老人抬眼看他：“一个村出来的，说普通也普通，说熟也熟。以前才多大个村子，谁不认识谁？”
话没毛病。韩正阳听着，却留意到他没区分这几个人。村里再熟，也有走得近和走得远的，有一起干活的，也有只认得脸的。于长海用一句同村，把几个人都带了过去。
韩正阳把时间往前推，问年轻时是否常在一起。
“那会儿年轻人不都混在一块儿，赶海、打牌、喝点酒，谁家有船，跟着出去。志强跟建军、永胜是一起出过海的。高福生比他们大，不是一拨。”
说到这里，几个人之间总算有了分别。
韩正阳把这段记下，没有急着接下一个问题。年轻人常在一起，与这三个人一起出过海，是两种宽窄不同的说法。前一句可以涵盖半个村，后一句至少说清了几个人。他要往下问的，正是这种老人觉得平常、三两句便能带过的事。
韩正阳接着问，现在为什么又住得这样近。于长海说，拆迁分房就是这么分的。同批安置进附近几栋楼，原来房屋的面积、人口多少，抓阄和互换，都影响最后住处。他做过村长，也不能随意指定谁家去哪栋。
韩正阳没有认为是他安排，更没往这个方向追。拆迁后保留下老邻里的关系，本就是常见的事。要查的不是住得近的原因，而是在这样一群彼此熟悉的人里，为什么偏偏死了这四个。
“除了同村，还有没有共同经历？年轻时一起干过什么，或者合伙做过生意？”
于长海没有马上答，想了一阵，说：“村里的男人，出海、修船、打零工，那几年能挣钱的都干。你要问他们几个一起做过生意，那没有吧。”
那个“吧”说得轻。韩正阳抬头，老人似乎也知道答得不确定，慢慢靠回椅背。
“二十多年前，事太多了。哪一次跟谁出去，挣了多少钱，我不可能都知道。”他说到这里停住，脸上的疲倦显出来，“韩警官，我儿子昨晚才死。你现在问那么久以前的事，我真记不清。”
韩正阳让这句话落下，没有催。
一个刚失去儿子的老人，讲不全二十多年前的事，完全说得通。迟疑也好，回答笼统也好，都不能单独当作隐瞒。要分清哪些忘了，哪些不愿讲，还得拿其他材料来对。
他换了问题，提起陈宇轩的爷爷。
于长海原本靠着椅背，听见名字，身体轻轻动了一下。幅度很小，随后说认识，也是一个村的。
韩正阳问得具体些，他才接着说：“老陈不爱惹事，跟谁都能说几句。志强他们毕竟是年轻人，不算特别熟。跟高福生，也就是认识吧。”
韩正阳记下，没追着老陈问。到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陈宇轩的爷爷属于这四名死者的那个圈子。同村是同村，不能因为陈宇轩碰见过陌生人，就把爷爷一并算进去。
谈话快结束时，他问旧村如今还在不在。
于长海摇头：“早没了。”
位置当然还在，房子拆光了。问多久没回去，他想了一会儿，说现在那边都是路和楼，也没什么可看的。说完往桌边望了望，视线在于志强的照片上留得最久，才移开。
老人被送出去，年轻刑警关门回来，没急着判断他有没有问题，只说：“他一直说一个村的。”
韩正阳嗯了一声，把照片重新排列好。
也许只是老人的说话习惯。对那一代人，同村本来就能解释许多事，打招呼、串门、借东西、一起出海，都用不着说得太细。可这份他们觉得不必解释的熟悉，恰恰是办案的人所不知道的。
桌上四张脸，近几年的生活并不相同，联系也淡。往前推二十多年，于志强、孙建军、赵永胜年纪相仿，在一个村长大，都有长期海上生活和劳作经历；高福生虽年长，也是旧村里的长期居民。
陈宇轩的爷爷在那里，于长海也在那里。
韩正阳拿了张白纸，在中间写下旧村子的位置，再把六个名字写在周围。纸上只有六个人，当年村里却有几百户。同村这个范围仍太大，大到几乎每个名字旁边都能再添出一串人。
他们还得找下一层关系。
六个名字写在同一张纸上，容易让人觉得已经接近了什么，实际还差得远。四名死者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同时遇害；于长海是家属，也是旧村的知情人；老陈则是从另一条问询里带出来的。几种关系不能因为写得近，就当成已经互相连上。
六点左右，老户籍和部分拆迁安置资料陆续传来。有些是扫描的旧表，字迹发灰，核对姓名和门牌得靠近些看。工作人员把四人的原住址标到旧村平面资料上，发现于志强、孙建军、赵永胜住得不远，高福生稍远，于长海的家在另一侧。
韩正阳放大地图，让人查出陈宇轩爷爷的旧址。新的标记很快落上去，也在那附近。
几处位置没有围成什么能说明问题的图案。只是一个普通旧村，屋挨着屋，巷子往海边去。标记挨得近，也只说明住得近，不能替他们讲出过去的事。韩正阳没有在名字之间连线。图上仍然有许多未被标出的人家，他们也从同样的巷口出入，同样靠海生活，昨晚却没有出现在死亡名单里。靠海处有简易船排和维修点，再外面就是滩地。这份资料年代久，有些后来修成的路，图上还没有。
韩正阳沿旧路看了一遍。那些人曾从窄巷里进出，知道谁家有船，谁家的孩子同谁吵过架。后来修路，拆房，村子没了，一部分人搬进海珠新村，旧邻居被重新排进楼层和门牌。地址换过，彼此知道的事却不会一并清空。
他想起凌晨进楼，看见外墙上密密麻麻的防盗栏，当时首先留意的是几处现场的位置。现在拿旧地图来对，才发觉那栋楼里的关系，远在楼建起来之前就有了。
旁边的年轻刑警翻出一张纸，递到他面前。
是一份较早的人员登记表，于志强、孙建军、赵永胜的名字在同一页。既非拆迁材料，也非户籍登记。标题模糊，能辨出与村里的海上生产人员有关，三人名字后面都有记录，高福生不在这一页。
韩正阳拿起来看了一会儿。
刚才听老人说年轻时的事，赶海、喝酒、出船，都在一段话里，仿佛每天如此，哪一次也不值得记。眼前的纸却把三个名字留在同一页上。要核实的不再只是泛泛的交情，而是这些记录对应什么船、什么活，后面还有没有同样的登记。
这不是指向命案的证据。沿海渔村，同龄男人参加海上生产，本来寻常。但材料至少给了一个可以继续核查的落点：三人过去不只住在同村，确实一起做过事。
他让人接着查相关船只、作业队和登记资料。
外面天黑了，窗玻璃映着屋里的灯。旧村平面图仍摊在桌上，几个名字圈在不同地方，前三人近，高福生远些。陈宇轩爷爷也在图中，暂时没有任何线能把他与另外几人接起来。
韩正阳看了一阵，在纸边写下：他们以前就认识。
笔停住，又把“认识”划掉。同村的人当然认识，这话已经没有多少用处。
他重新写了一句：
他们以前在一起做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