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老徐真的带了茶叶蛋。
他把两个蛋放在我桌上，用个塑料袋装着，烫呼呼的。我刚到化妆间，围裙还没系上。
“吃。”他说，“趁热。”
“我吃过了。”
“吃了也得再吃。年轻人不多吃点，手会抖。”
我看看他，没再推，剥了一个。蛋壳煮得刚好，一捏就裂，蛋白带着酱色，闻着香。我咬了一口，蛋黄粉粉的，有点噎。老徐又递给我一个搪瓷缸：“喝口水。”
我接过来灌了一口。是红茶，泡得浓，有点苦。
“谢谢。”我说。
老徐没理我，低头翻今天的安排表。“上午三个。一个正常死亡，家属预约了整容。一个车祸，男，三十五，脸上划伤不严重。还有一个老太太，刚送来，得先做防腐。你负责前两个。第三个我来。”
“好。”
他把表递给我，又看我一眼：“昨天的活儿，你弄到十一点多。以后别那么拼。死人不赶时间。”
我嗯了一声。
“还有。”他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你妈的事，我听说那个小法医在打听。”
我捏着茶叶蛋的手停住了。
“跟我没关系。”我说。
老徐叹了口气。那声气叹得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要是真有事，你就跟我说。别一个人闷着。”
说完他走了。
我坐了一会儿，把剩下的茶叶蛋吃完，喝茶，然后去洗了手。手上的茶味一时半会洗不掉，淡淡的，闻着像小时候过年。我妈以前也会煮茶叶蛋，放糖，放酱油，放几片姜。煮好以后捞出来，用剪刀在蛋壳上敲出细密的裂纹，再泡一晚上。
她死后，我再没吃过家里做的茶叶蛋。老徐的蛋煮得不算好，但热。
上午的第一个活，是个大学退休教授。六十七岁，心脏病，走得很突然。家属来了一屋子，几个儿女围在门口，不进去，只在外面看。有一个女儿，四十来岁，一直在接电话，声音很大，好像挺忙。我隔着玻璃看见她靠在走廊墙上，一手叉腰，一手举着手机，嘴里说着什么“房子”“手续”，脸上的表情分不清是烦还是累。
我转回来，给老人修面。
他头发全白了，眉毛也白了大半。脸有点浮肿，但不严重。我给他涂了层薄薄的润肤霜，等皮肤软一点再上粉。老人下颌线很正，鼻梁挺，年轻时候应该长得不错。我给他画了眉毛。眉毛不能太浓，也不能太平。他原生的眉形还在，我就顺着那个形，一笔一笔地描。
就在快结束的时候，我不小心让指尖擦过了他的太阳穴。
画面来了。
我眼前一晃，看见了一扇窗。窗台上放着一盆天竺葵，花开得很小，粉红色。窗外是灰白的天空，像要下雨。窗边的藤椅上坐着一个人，背影佝偻，看不太清脸。是个老太太。她好像在打盹，头一点一点的。
画面很短。我回过神的时候，手里的眉刷还悬在半空。
我放下眉刷。天竺葵。藤椅。老太太。这是教授的最后一瞥。就这么三样东西，再没了。
我走出化妆间，找到教授的女儿。她还在打电话，看见我，匆忙地跟电话那头说了句“回头再说”，把手机塞进包里。
“怎么了？是我爸的脸……”她声音里有一点慌。
“不是。”我停了一下，“你们家里，有没有一扇窗户，窗台上有盆天竺葵。旁边有张藤椅。”
她愣住了。过了好几秒，她点头：“有。在我爸书房里。那盆花还是他养了好多年的。冬天就搬到窗台上。”
“你妈呢？”我问。
她更意外了：“我妈住在我这儿啊。怎么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不能告诉她，你爸最后一眼看见的是你妈在藤椅上打盹。我没有办法证明这件事，也没有必要让她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想确认一下。”我说，“你爸生前有没有什么特别放不下的事。”
她的眼睛闪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在眼眶里转，被她飞快地压下去。
“他老说，想把那盆花搬到我妈那儿去。说每天打开窗户，看见花，就想起我妈。可一直到走，都没来得及搬。”
说完她低下头，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很快，像不想让别人看见。
我回到化妆间，把剩下的妆补完。这次我没有再碰他的脸。化完后，我站在台边看他。一个老人，白头发，白眉毛，干干净净地躺在那里。我给他把中山装的领子拉了拉，摆正。
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画了小女孩的报纸。教授的窗台那一眼，和那个女孩的笑脸叠在一起，像两张被同时塞进脑子里的照片，一个特别安详，一个特别明亮。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报纸折好，塞回口袋。
中午吃饭的时候，门卫老赵来找我。他个子矮矮的，黑，笑的时候露出一口黄牙。他给我带了几个小橘子，说是老家亲戚寄的，吃不完。
“沈念啊，昨天那个小法医又来了。”老赵小声说，“在门外。他说找你。”
我嚼着嘴里的饭，没说话。
“我看他那人不坏。长得也周正。就是来的次数有点多啊。”老赵嘿嘿笑了两声，“你说他是不是……”
“他找我是为了案子。”我打断他，“别瞎说。”
老赵也不恼，把橘子放我桌上就走了。我吃了两个橘子，皮剥得很薄，橘络也撕得干净。我妈以前给我剥橘子也这样，说橘络苦，小孩子不吃苦。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江弛正靠在那辆黑色摩托车上，低头看手机。他今天穿了件藏青色的夹克，没拿那个文件包。看见我出来，他站直了。
“给你带了个东西。”他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照片，递过来。
我接过来看。是一张已经褪了色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小女孩，梳着两个羊角辫，站在一棵柳树下。她笑得很开心，缺了一颗门牙。
“查出来了。前天晚上在城东一个社区附近有失踪报警。一个叫周春花的女人，说她女儿李苗苗失踪了。我们调了系统里的人口信息，这孩子符合你说的特征。”江弛说，“照片是三年前拍的。”
我看着照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这个女孩，就是那个女人最后一眼看见的人。她还在吗？她认识那个女人吗？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春花呢？”我问。
“还在城里。她女儿丢了以后，她天天去找。”江弛看了我一眼，语气轻了一些，“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应该是周春花写的，字迹很轻，歪歪扭扭的：
“苗苗，妈妈等你回家。”
我把照片还给他。
“走吧。”我说。
江弛点头，从车上取下两个头盔，递给我一个。我接过来。那顶头盔有点大，我扣上带子，感觉整个脑袋都被包在一个陌生的壳里。江弛跨上车，回头看我：“坐稳。”
我坐上去，手没地方放。他拉过我的手，放在自己腰上。我僵了一下。
“抱紧点，路颠。”他说。
摩托车发动起来，突突突地响。风从耳边灌过去，带着汽油味和路边小吃摊的油烟味。我把脸躲在他背后，不知道该想什么。他骑车不慢，但稳。我听见他后背上闷闷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车拐进了一条窄巷子，两边是老式居民楼，墙皮剥落，电线横七竖八地挂着。巷口有个卖烧饼的摊子，一个中年女人在翻饼，看见我们，抬头望了一眼，又低下头去。
我忽然觉得，那个小女孩可能真的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想到这里，心里发紧。
因为我知道，死人最后看见的人，不一定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