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听雨又把那页信纸从电话本里抽了出来。台灯底下，灰蓝色的毛边还是老样子，那几个残笔她闭着眼都能描出来。她看了一会儿，没再像昨天那样攥着它站到天亮，只把它顺着原来的折痕放回纸箱，压在电话本底下。
桌上那封收件人写着裴长征的信封摊着，没有邮戳，没有寄件人，边缘起了毛。她把信封拿起来，指腹贴着封口压过去，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蹭不到。这只信封在箱底躺了八年，她从前只当它是随风随手留下的废纸，如今却成了她手里唯一通往活人的路。她没再犹豫，把信封折也没折，径直放进外套的内袋，拉上拉链。
锁门时她自己都觉得荒唐。退休第二天，清晨六点出门，为的是一封自己也不知道要送去哪里的信。东风巷三号，裴长征。这个名字她念了一路，念到公交站台的雨棚底下，念出一嘴潮气。
头班车人少，她挑了车尾靠窗的座位。昨夜那场雨没下透，车窗上还挂着零星的雨痕，风一过，水珠斜斜地拉出几道细线，像纸面上被洇开的字迹。她看着看着，八年前那通没接上的来电，就从雨痕里浮了上来
她记得很清楚，那天清早她在病房给病人换药，白大褂口袋里手机震了三下，停了。屏幕上那格时间＿＿七点十八分＿＿她低头看过一眼，又把它塞回口袋，等手上的事做完，她回拨过去，那头通了，响了很多声，没有人接。从那以后，他的电话再没响过。
她当时没往深处想。如今再看，才觉出一点不对味的地方：他一向是晚上到站报平安的人，短信开头总是一句“今天到站很顺利”；清晨的来电，本就是反常。更反常的是那页信一一写在凌晨，落款是八月，就是那个清晨之前。凌晨写信、清晨拨电话，那几天他过的像是与她错开的钟点。她忽然第一次想：那通她没接上的电话打来时，他不在她以为他会在的那个城市、那套作息里。她说不上来他在哪，但"天亮”这两个字，也许隔着好几个时辰。
“东风巷到了。”报站声打断了她。听雨起身下车，雨后的老城区一股灰土和湿沥青的气味，路边的梧桐叶子落了大半，贴着地面一片一片地烂进泥里。她顺着门牌往巷子深处走，东风巷拆了一半，墙上一溜鲜红的“拆”字，从巷口刷到巷中。
三号比她想的好找。门框还在，门板却换成了卷帘门，门口堆着几箱矿泉水、几摞黄纸钱，侧边挂一块手写牌子，杂货。铺子不大，货架一路顶到里墙，光线暗蒙蒙的，只柜台上一盏白炽灯亮着。一个穿旧棉袄的阿婆坐在矮凳上剥毛豆，抬头看她一眼，又低下去。
听雨在门口站了站，把外套内袋里的信封摸出来，又放回去。她向来不习惯求人问路，更不必说向一个陌生人打听名字。她在卷帘门边立了足有一会儿，才开口：“请问，原先住三号的人，现在还在吗？”
阿婆没抬头：“三号的住户早搬空了，这屋我开店有六七年了。”
“那您听没听过裴长征这个名字？”听雨问。
阿婆剥豆的手停了。她没有立刻答话，撮起一把毛豆皮扔进脚边的塑料桶，这才正眼看了听雨，目光从她脸上滑到胸前，又滑回脸上：“你找老裴？”
听雨心里一动，点了下头：“他以前是不是住这儿？”
阿婆没有接话，反是上下打量起她来，半晌，问出一句：“你是来讨那封信的？”
这话来得没头没尾。听雨愣了一息。那封信？她本能地要追问，嘴唇动了动，又咽了回去。她站在陌生的铺子里，面对一个戒备的老太太，追问只会把门关上。她别开视线，看见货架上摆着成排的瓶装水，便说：“我买瓶水。”
阿婆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报了个数。听雨扫码付了钱，拧开喝了一口，没有走，在门口那张矮凳边站着，像是歇脚。阿婆也不撵她，继续剥豆，两个人隔着半袋毛豆各有心思。巷子里有风穿过来，卷着纸屑滚了几圈，远处有人砸墙，一锤一锤，闷响传过来。
听雨喝完半瓶水，终于又开口，这回声音放低了些：“我这儿有一封信，收件人写的是裴长征，地址就是东风巷三号。放了八年，一直没送出去。我想着他要是还住这儿，就把信交到人手上。”
她从内袋把信封掏出来，没有递过去，只摊在手心里让阿婆看。阿婆眯起眼睛，看了信封上的字，又看了她一会。那目光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一半是试探，一半是掂量。她放下手里的毛豆，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手，声音比方才松了些：“你这个人，说话倒不像来闹事的。那封皮，你摸了多少年了，边都起毛了。”
听雨低头看，信封边沿确实已经被她摩挲得发白起毛，一道折痕深得像要把纸劈开。她没留意自己什么时候把它揉成这样。
“可我帮不上你的忙。”阿婆话锋一转，“老裴八年前人就没了。这屋里他的东西，一样也没剩下。”
“没了”两个字悬在空气里。听雨想问是怎么个没法，是走了，还是死了，又觉得这话由一个外人问出来太唐突。阿婆却像看穿了她，自己接下去说：“你别想岔了。他这个人，是死是活，我这把年纪也说不清。那年秋天他还在巷子里进出，入冬就不见了人影。房租欠了四个月，屋里东西一件没动。有人说他跑了，有人说是出了事，派出所来问过两回，没下文。这屋空了两年，我才盘下来开了铺子。”
她说着，抓过那把毛豆又剥起来，像说完了，又像还有话压在壳底下。听雨握着那瓶水，没有走，只把信封收回内袋里，也没有继续追问。她谢了一声，转身往巷口走了两步。
“哎。”
听雨停下来。
阿婆坐在矮凳上，半天没说话，最后像是跟自己拗完了劲，低声丢出一句：“老裴的东西，是他走后第二年冬，让城南一个收旧货的瘸子整车拉走的。那瘸子常年在旧货市场摆摊，谁家清屋都喊他。老裴屋里剩的几箱书，还有几个本子，沉甸甸的，他连价都没还，一股脑全拉走了。”
“书和本子？”听雨慢慢走回来。
“旧账本，还有厚厚一沓写满了字的纸。”阿婆说完又补了一句，“老裴那个人，一辈子记性就好，什么都往纸上写。这屋里的墙皮都烂了，他那笔字还跟印在脑子里似的，端正得不像个四处打短工的人。”她说着摆摆手，像要把什么旧灰尘掸掉，“我也不知道那瘸子在城南哪个摊子。你去旧货市场打听打听，收旧书的，缺一条腿，老主顾都喊他刘瘸子。”
听雨站了一会儿，说：“多谢阿婆。”
她走出去几步，阿婆又从背后喊住她，声音低了些，像怕隔墙有耳：“姑娘，老裴那封信，年前也有人来问过。那人找到我门上，开口就问老裴有没有留下一封信。我说没有。他走的时候，脸色不大好看。你要真想找那封信，只怕信早就落到别人手里了。”
听雨回头，铺子的白炽灯照着剥了一半的毛豆，阿婆已经重新低下了头，没有再看她。她心头忽然泛起一股说不上来的凉意，像被人从暗处打量过一回。她原以为这封信是她一个人的秘密，是她和随风之间没有走完的那条路。现在她才知道，这条路早就有人走过。
往回走的路上，她把那只信封攥在手里，指腹一遍遍压过那道折痕。信封两侧各有一道齐齐的压痕，两痕之间的距离，恰好是一张叠过的信纸的宽度。八年前这信封里曾经放过东西，后来不知被谁抽走了，只剩个空壳子跟着纸箱回到她手上。当年那只寄到她楼下传达室的纸箱，装着随风的旧物，装着垫箱底的报纸，装着这封被人拿走内容的信。那个封箱的人，和抽走信纸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她想着，把信封举到路灯底下。纸面透光的地方，能看见几道更浅的折痕交叠着，像一个人反复叠起又打开过它。
公交站到了。她坐下来，把信封贴着胸口放回内袋。远处有车灯由远及近，照亮一地湿漉漉的梧桐叶。
明天一早，去城南旧货市场。她把这个去处默念了一遍，像记一条新的上班路线。一个收旧书的瘸子，姓刘。老裴的那些账本，账本里记着的人，还有那封被人抽走的信，也许都还堆在他某个角落的纸箱里。
车来了。她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东风巷的巷口，黑漆漆的，像一张合拢的嘴。
晚间新闻说今夜有雨。她坐在车窗边，手伸进内袋，指腹又碰到那两道折痕，平滑而实在，像一条干涸了八年的河床。她顺着它，去找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