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老周的床沿上坐下来，把日志摊在膝盖上，从头看。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晴。接班。老陈交接。守夜的规矩，他教的：厅门别关死，留条缝。”
原来这规矩，也不是老周发明的。规矩比人老。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雨。三号厅灯管坏，换。夜无事。”
头几年，都是这种流水账。灯管、水管、谁家的遗体、烧纸的家属。翻起来很快，日子平得像馆里的走廊。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八日，阴。第七下响了。不巧我犯了腰疼，老陈替我值的班。”
下一页。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九日，晴。去老陈家道谢。他家里人讲，家里没有姓陈的。”
我把这一页翻过去，又翻回来，看了三遍。
再往后，隔了一个多月。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雪。配了把新钥匙。红绳是她缠的。她讲，铜的压不住，得缠点活气。”
她。
日志里第一次出现“她”。没有名字，没有来历。老周写了十八年日志，提到她的时候，从来不写名字。
像名字是个忌讳。又像，不用写——反正知道的人，自然知道。
“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阴。她走了。走前讲，等他数清楚七下，就去槐树底下等她。”
我在这一页停了很久。
槐树。殡仪馆后院那一棵。我一直记得，那树是我刚来那年亲手栽的，细得跟竹竿似的，如今枝桠都够到二楼的窗了。
可这本日志，是二〇〇七年写的。
那棵槐树，那年就该在结籽了。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六日，雨。来了个应聘的，姓陆，二十三，话少。八百一个月，没还价。我跟他讲，又来啦。他愣了愣，没接话。”
又来啦。
日志里，老周自己写的。他说了，也记下了。他知道，早晚有人会翻到这一页。
“二〇一四年三月八日，晴。小陆这孩子，三年了，夜里连咳嗽都没有。稳。”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雨。查出来了。就在这几天。箱里的东西，都是留给他的。”
字已经不成样子了，一笔要描两三回。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雨。钥匙一百七十四把，都缠了红绳。新配的那把，托所长转给他。”
这是我手里的那把。缠红绳的黄铜钥匙，所长从抽屉里推给我的。
老周死前十天，配完了他这辈子最后一把钥匙。
最后一页，没有日期。
“第175次守夜，别数到七。”
我把日志合上的时候，里头滑出来一样东西，飘到地上。
一张照片。
我捡起来。照片上是殡仪馆的后院，那棵槐树。树下站着个年轻女人，的确良的衬衫，辫子搭在肩上，冲着镜头笑。
拍照的人站的位置，就是老周守夜时站的位置。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两个字，圆珠笔写的：
“等我。”
我不认识她。
可我捏着照片的手，自己抖起来了。
抖得很匀，很熟。
像干过很多回一样。
我把日志用蓝布包好，连同钥匙，塞进背包最底下。出门前，掀开堂屋的白布又看了一眼。
灰底下的八仙桌上，摆着两副碗筷。
一副的碗口朝上，一副扣着。
扣着的那副，落满了灰。
朝上的那副，干干净净。
我锁上大门，没回头。
回到殡仪馆，是第二天傍晚。班车进山容易出山难，我在县城歇了一夜。
老赵正在门口抽烟，看见我，愣了。
“小陆？你咋才回来。”
我说路上耽搁了。
他掐了烟，眉头拧着，看我像看个生人：
“耽搁？你上周三走的，今儿都……”
他掰着指头数，数着数着，自己先含糊了：
“……都一个多礼拜了吧。”
我周三走的，县城歇了一夜，顶多周五就该回来。
我们俩谁都没再说话。
晚上，值班室就我一个人。
我把背包锁进柜子，鬼使神差地，调了监控回放。
我不在的这些天——
每天夜里，两点十七分，画面里都有人。
深色工装，坐在我那把椅子上，背对镜头，一坐一宿。天蒙蒙亮，起身，走出画面。
我一天一天地往后翻。
一天没落下。
我把日志从柜子里又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就着台灯又看了一遍。
第175次守夜，别数到七。
我从柜子里拿了包泡面，撕开，倒水，盖上盖。
等面的这三分钟，我把手机闹钟定在凌晨两点十六分。
比第一下敲门，早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