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宁是花店里醒得最早的人。
每天早上六点，天还蒙蒙亮，她就爬下阁楼的窄梯，给花台上的桶换清水，把昨夜开败的花挑走，再按照当天的订单扎花束。三月末的清晨凉意重，她裹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得起球，系着围裙在花丛间穿行，手被花刺和冷水磨得粗糙，但她不觉得苦。
做这件事的时候，她觉得妈妈还在。
苏惠是个温柔到骨子里的人，说话轻声，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扎花的时候嘴里总哼着歌——一首老歌，"晚风中有你有我，还有一双手……"苏晚宁小时候听不懂词，只觉得旋律像河水，慢慢流过心口。
后来苏晚宁长大了，才知道那首歌叫《晚风》，于是花店就叫了"晚风"。
八岁那年，父亲苏建明离开了。没吵架没撕破脸，只是某天早晨醒来，他那个位置的床铺是平的，枕头上连压痕都没留。桌上一个信封，里面一张卡和一封短信——"对不起，我撑不下去了。卡里三万块，省着用。"
苏晚宁没哭。她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但没折断的小树，对闻声出来的苏惠说："妈，没关系，我们两个人也过得好。"
从那以后，她再没叫过那个人"爸"。
母亲用那三万块和借来的两万，盘下了这间门面，开始做花店生意。南街巷的街坊帮了很多忙——徐伯馄饨铺的灶借她热饭，秦婶帮她缝店里的帘子，老李头搬花盆从来不要钱。这条巷子是苏晚宁的第二个家，每扇门后都是熟悉的脸，每块青石板上都有她从小跑到大的脚印。
三年前苏惠病倒的时候，苏晚宁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广告公司实习。她辞了职回来照顾母亲，同时也接手了花店。半年后母亲走了，她把所有的悲伤都压进了日常的忙碌里——扎花、送花、进货、记账、修花架、刷墙壁——好像只要手不停，心就不会碎。
但这三年到底不容易。
实体花店被电商挤压，南街巷又不在主街上，过路客少，全靠熟客和周边小区的订单撑着。苏晚宁学插花、学花艺设计、开通同城配送，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每个月算账的时候，利润薄得像纸，但她的店没关过一天。
叶知秋不止一次劝她："晚宁，你把店关了去找份工作吧，凭你的能力，在哪不比这挣得多？"
苏晚宁摇头："这家店是我妈留下的，只要我在江城一天，它就开着。"
叶知秋知道劝不动她，就不再劝了。
——
拆迁通知下发后的第三天，苏晚宁第一次仔细看了那份告知书。
晚上十一点，花店打烊后，她坐在阁楼的小桌前，台灯昏黄，告知书摊开在面前。
告知书措辞规范冰冷——"根据《江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被征收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搬迁……""逾期未搬迁的，依法强制执行……"
补偿方案附在后面：住宅按面积折算，每平米一万二；商铺每平米一万八，另加搬迁补贴两万。苏晚宁的门面七十平，照这个算法，补偿款大概一百二十六万。
一百二十六万。
在江城够买一套偏远地段的两居室，或者付个首付买套像样点的。但商铺呢？南街巷的位置虽然偏，可这条巷子有老城的烟火气，有十几年的熟客，有隔壁叶知秋的咖啡店、对门徐伯的馄饨铺——这些是钱买不来的。
而且这是妈妈留下的店。
苏晚宁把告知书翻到最后一页，签名栏空着，等着她落笔。
她盯着那个空白看了很久，然后把告知书折好，放进抽屉，关上灯躺下了。
黑暗里，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
同一时刻，城的另一边。
盛恒大厦顶层的公寓，沈时予坐在落地窗前的地板上，背靠着玻璃，腿曲着，指间一根烟燃到一半。
他很少坐沙发。沙发太软，像妥协。
凌晨一点半，城市的灯光稀了，远处江面有船笛声，悠悠的，像谁在喊一个太远的人。
手机亮了一下，是陆承言发来的消息："南街巷那边动静不小，居民联名信都递到集团了。你悠着点，别搞成强拆上新闻。"
沈时予看了，没回。
他把烟按灭在随身带的铁盒里——不用烟灰缸，那个铁盒是祖母留下的，装过他小时候的玻璃弹珠。烟头塞进去，和那些早已不在的弹珠挤在一起。
祖母。沈时予闭上眼，脑子里浮现那个矮小硬朗的老太太，围着围裙站在灶台前，回头冲他喊："时予，吃饭了！"
他十二岁那年母亲去世。之前的日子其实已经不太好了——沈伯年常年出差，偶尔回来和母亲吵架，声音隔着卧室的墙传出来，像钝刀子割肉。母亲走后，沈伯年把他送去祖母那里，一住就是六年。
那六年是他人生里最安稳的时光。
十八岁考上大学，离开祖母家，回到沈伯年身边——那时候沈伯年已经和顾敏华结婚了，家里多了一个继母和一个比他小八岁的异母弟弟。沈时予住在那个家里，像一块放错了位置的拼图，形状对不上任何缺口。
他没闹过，没抗争过。只是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冷，像一棵在背阴处长的树，活着，但不高不茂。
烟抽完了，窗外的夜色浓稠。沈时予站起来，把铁盒揣进兜里，走回卧室。
明天还有一场会，关于南街巷项目的推进方案。集团要的是效率，是利润，是那张规划图上标得明明白白的商业综合体。他要把这条三百米的老巷子从地图上抹掉，换成停车场、商场、写字楼——所有现代城市该有的东西。
沈时予躺下去，盯着天花板。
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今天下午看过的一张照片——巷口歪着身子的老槐树。
那棵树的姿势，倔强得很像某个人。
他翻了个身，把那个念头压下去，闭上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