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市的七月，热得像一口蒸锅。
萧亚娇站在厨房里，额头上的汗珠沿着法令纹往下淌，滴在砧板上，洇开一小片水渍。她在切冬瓜，刀锋碰到砧板发出单调的“笃笃”声，和窗外蝉鸣混在一起，搅得人心烦意乱。手机就搁在调料架旁边，屏幕朝上，她切两下就瞟一眼。
没有消息。
葛秋生的微信头像是一张侧脸照，戴着墨镜，背景是某处海边的落日。她给他发了十七条消息，从“秋生，茶餐厅的装修款什么时候转过来”到“秋生，你在哪”，最后一条是凌晨三点发的，只有三个字：“接电话。”
消息发出去，前面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萧亚娇盯着那个感叹号看了很久，手里的菜刀慢慢放下来。她拿起手机，颤着手拨了葛秋生的号码，听筒里传来的女声机械而冰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空号。
一百二十三万。那是她卖掉老房子的钱，那套在荔湾区住了二十年的两居室，前夫留给她的唯一东西。去年秋天葛秋生找到她，在陶陶居请她喝早茶，虾饺端上来的时候他说：“亚娇，我欠你的太多了。当年我妈嫌你家里穷，逼我跟你分手，我懦弱，我认了。但现在我退休了，儿子也成家了，我想补偿你。”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泪光。
萧亚娇记得自己当时手在发抖，三十年过去了，她以为自己早就忘了这个男人，忘了那个在珠江边牵着她的手说“等我”的少年。可他坐在对面，头发花白，眼角的皱纹里全是疲惫和忏悔，她的心就软了。
“我这些年攒了点钱，”葛秋生说，“想在珠江新城开个茶餐厅，做怀旧港式点心。亚娇，你跟我一起干吧，算你入股。”
她信了。
她把卖房子的钱分成两笔，一笔存了定期留给孙子，一笔——一百二十三万——全部转给了葛秋生。第一次转账是在去年冬至，最后一次是三个月前，他说装修超了预算，差十八万，她说“好”，第二天就去银行把定期的利息取了出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先是电话打不通，她以为他忙。然后微信回复越来越慢，从秒回到隔夜回，再到不回。她去他说的茶餐厅地址看，那里还是一栋毛坯房，连招牌都没有。物业说这铺位从来没租出去过。
她站在那栋空楼前，头顶是三十八度的烈日，汗顺着脊背往下流，她却没有感觉。手机响了，是儿媳妇常丽琼。
“妈，敬平说您把卖房子的钱借给什么初恋了？”常丽琼的声音从听筒里溢出来，尖锐得像碎玻璃，“一百多万？妈，那是留给小宝上国际学校的钱啊！您怎么能——”
“我会要回来的。”萧亚娇说。
“要回来？人都找不到了怎么要回来？”常丽琼的声音又拔高了，“敬平，你跟你妈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儿子史敬平疲惫的声音：“妈，报警吧。”
“报警有什么用？”常丽琼抢过电话，“钱都转走了，肯定转到境外了！妈，您都五十六了，怎么还跟小姑娘一样好骗？那男的三十年没联系你，一出现就是要钱，您看不出来吗？”
萧亚娇听不下去了，把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她坐在阳台上，看着珠江新城的灯火。七月的热风扑面而来，她却觉得浑身发冷。那棵养了七年的茉莉就放在阳台角落，叶子蔫蔫的，花瓣落了一地。她想起葛秋生来家里那次，看着这盆茉莉说：“你还养着茉莉啊？当年咱们学校后山有一片野茉莉，你总去摘。”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
她信了。
凌晨两点，萧亚娇从阳台上站起来，走进卧室。衣柜最底层有一个旧旅行袋，灰色帆布，拉链坏了一边，用别针别着。她把这个袋子拽出来，打开衣柜门。
那些真丝旗袍挂在里面，粉的、蓝的、墨绿的，每一件都是葛秋生陪她挑的。他说“你穿这个好看”，她就买了。现在她看着这些旗袍，只觉得刺眼。她一件件扯下来，扔在地上。旗袍堆成一座小山，像一具被剥了皮的什么东西。
最后，她拽出一件洗得发白的棉麻衬衫，一条黑色长裤，塞进旅行袋。拉链坏的那边用别针重新别好，袋子鼓鼓囊囊的，像一只受伤的动物。
出门前，她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住了大半辈子的家。墙上挂着全家福，史敬平一家三口笑得很开心，她站在儿子旁边，也在笑。照片里的她穿着那件墨绿色旗袍，葛秋生说“你穿这个好看”。
她伸手把相框翻了过去。
凌晨四点，萧亚娇出了小区。保安亭里的保安在打瞌睡，没有看见这个头发花白的女人如何走出了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地方。她走了很久，走到地铁站，首班车还没开。她就坐在台阶上等，旅行袋放在脚边，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把牙刷，一瓶降压药，还有钱包里剩下的两千三百块钱。
手机里有十六条未接来电，十二条是史敬平的，四条是常丽琼的。她一条都没有回。
首班地铁来了，她上了车。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早起的上班族，低着头看手机。她坐在角落里，看着车窗外的城市慢慢醒过来。珠江新城的高楼一栋接一栋，玻璃幕墙反射着初升的太阳，亮得晃眼。
她在广州南站下了车，排队买了一张去格尔木的火车票。售票员问她：“硬座还是卧铺？”
“硬座。”
“要坐四十多个小时。”
“没事。”
萧亚娇拿着车票，在候车厅里坐了一个小时。手机又响了，是史敬平。她看着屏幕上儿子的名字，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最终还是按了拒接。
然后她关了机。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开动了，窗外的风景从珠江三角洲的繁华渐渐变成湘西的丘陵，再到甘肃的戈壁。车厢里挤满了人，汗味、泡面味、烟味混在一起，闷得人喘不过气。萧亚娇缩在靠窗的硬座上，额头抵着玻璃，看着窗外。
她想起三十年前，也是七月，葛秋生送她上火车。那是她第一次离开珠江，去外地打工。他站在站台上，追着火车跑了几步，大声喊：“亚娇，等我！我攒够钱就去找你！”
她没有等到他。
她等到的是三年后他结婚的消息，新娘是厂长的女儿。她把那封信看了十遍，然后烧了。灰烬落在珠江里，流走了。
火车过了兰州，戈壁滩一望无际，太阳把铁轨晒得发烫，车厢里没有空调，只有几台破旧的风扇吱呀吱呀地转。萧亚娇两天两夜只吃了两碗泡面，其余时间都在昏睡。梦里全是葛秋生的脸，笑着的、说谎的、最后变成那个红色感叹号。
到格尔木时是黄昏，夕阳把整个城市镀成金色。萧亚娇站在车站广场上，第一次感到茫然。她不知道昆仑山在哪个方向，不知道该怎么走。她只知道要往高处走，走到没有人的地方去。
她在广场上坐了很久，直到一个开货车的藏族汉子经过，问她去哪。她指了指远处的山。汉子说：“昆仑山口，两百公里，五十块。”
她上了车。货车在109国道上颠簸了四个小时，天色暗下来，气温骤降。萧亚娇把衬衫裹紧，还是冷得发抖。司机指了指前方：“到了，前面就是昆仑山口。”
萧亚娇下了车。海拔四千七百米，空气稀薄得像被抽走了什么。她深吸一口气，胸口却像被堵住了。风从雪山那边吹过来，冷得刺骨，她裹着单薄的衬衫，嘴唇很快就冻紫了。
可她不想停。
她开始往山上走，脚下的碎石硌得生疼。天完全黑了，星星大得吓人，密密麻麻地压下来。她走了很久，走到喘不上气，走到腿像灌了铅。风越来越大，像刀子刮在脸上。
然后她听见了脚步声。
“前面的人，等等。”
那声音低沉而疲惫，带着某种被生活重击过的沙哑。
萧亚娇转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