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楠在实验小学教美术，第五年。
办公室在二楼走廊尽头，四个老师挤一间。她的桌子靠窗，桌上堆着学生作业本和彩色卡纸。窗台上摆着学生送她的手工花，歪歪扭扭的，她一直没扔。
年级组长赵老师坐在她对面。五十多岁，烫着小卷发，最爱做媒。办公室里谁没对象，她比谁都急。
“姚楠，你二十八了。”赵老师把一沓作业本推到一边，身体前倾，“我这边有个小伙子，公司职员，家里有房，人老实。见见？”
姚楠没抬头：“赵老师，我……”
“你别‘我我我’了。你妈上回特地跟我说，让我帮你留意，她急得不得了。”
姚楠手里的红笔停了一下。她右手手背上有一道浅白色的旧疤，细长的一条，从虎口延伸到食指根部，是母亲留下的。
那是六岁时她妈用圆珠笔戳的。那天她把自己的作业本从弟弟手里抢回来，弟弟哭了。她妈拿笔戳她，说“你手贱是不是，弟弟哭了就是你的不对”。笔尖扎进肉里，出了血。她没哭。她只是看着那道口子，想：我做错了什么。
后来那道疤长好了，留下一道白线。每次她看见它，她都会想起那个问题。我做错了什么。她想了二十二年，没想明白。
她妈确实急了。每次回家，她妈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对象”。第二句话是“还是你弟优秀，都有女朋友”。第三句话是“你这条件，有什么好挑的”。
她说：“那……见见吧。”
赵老师笑得眼睛眯起来：“这就对了。我跟你说，龚磊这个人，我见过。踏实、不抽烟、不喝酒、家里有房。你嫁过去不用吃苦。”
姚楠点头。她想起她妈说过的话。“谁能要你这样的，能嫁出去就谢天谢地了”。
见面安排在周末，一家茶餐厅。
姚楠到的时候，龚磊已经坐在那儿了。他穿了一件白衬衫，头发梳得整齐，看见她，嘴角动了动，说“你好”。她坐下说“你好”。
他们聊了一个小时。龚磊问她家里几口人。姚楠说“爸妈，一个弟弟”。听罢，龚磊扬了扬眉毛，说“我家里就我一个，我爸妈都退休了，有退休金，房子在城东，两室一厅”。
姚楠听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她不是很喜欢他，也不是很讨厌他。她只是觉得，这个人条件还行。
回家后，她妈问她“怎么样”。她说“还行”。她妈说“那挺好的”。她说“好”。
她从来没有想过，她想要什么样的人。她只知道，她妈说好，那就好。
他们谈了一年。一年里，龚磊每周约她吃一次饭。她选餐厅，他说“随便”。她选了一个，他说“太辣”。她再选一个，他说“太贵”。她再选一个，他说“远”。最后他定了一个。她跟着去。
她过生日，龚磊忘了，下班去百货商店买了一个迷你瑞士军刀，说这个实用。她没用过一次。
她有时候觉得哪里不对。但她说不出来。她问她妈，她妈说“男人都这样”。她问赵老师，赵老师说“龚磊多好啊，你别挑了”。后来她不问了。
一年后，龚磊说“我们结婚吧”。她说“好”。她妈哭了，说“你终于嫁出去了”。她爸说“龚磊不错，有房”。她弟说“姐，你结婚，给我多少红包”。
婚礼很简单。在酒店办了十桌。她穿了白色婚纱，是租的。龚磊站在她旁边，笑得很标准。司仪问“你愿意吗”。她说“愿意”。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愿意。她只是觉得，她应该说愿意。
婚后龚磊说要买婚房，她把自己的二十万块转给他，那是她卡里全部的存款。他说“写备注太见外了”。她没写。婚房的房产证她没见过。
她搬进新买的婚房，离龚磊父母住的房子很近。她以为这就是过日子。她不知道，别家的日子不是这样的。结婚一年，她瘦了十斤。
龚磊家吃饭晚，八点才吃。她六点就饿了。她不敢说。她等他家吃。龚磊家抠。热水要省，肉要省。她洗碗用冷水。冬天手冻得通红。她不敢说。她说了，婆婆说“费电”。
龚磊每个月发工资前一天，会给她发消息。“今天累不累”，“明天想吃什么”。她当时觉得他体贴。第二天他来接她下班。顺路去银行。他取她的工资，存到他卡上。他说“你不会理财，我帮你管”。她信了。
她每次花钱都要报账。买卫生巾也要说。他同意了，她才能买。
她胸口开始疼。一开始是偶尔。后来是天天。她以为是胃不好。她去医院查。医生说“你心脏没问题。你是气的”。
她不知道她在气什么。她以为是她自己不够好。她看着手背上的疤。她想：可能我做错了什么，不然为什么我妈戳我，不然为什么龚磊这样对我。
那天半夜，她起来上厕所。床头柜上他的手机亮了，弹出一条消息，“亲爱滴～我想你了～你老婆睡了吗？”她站住了。
姚楠手在抖，没有叫醒龚磊。她坐在床旁，看着手机消息，坐到天亮。
她想了一夜。她想起这一年的婚姻。想起相亲时他说“那挺好”。想起结婚时她说“愿意”。想起她每天做饭洗碗用冷水，想起她每次花钱报账，想起她胸口疼。
姚楠想：龚磊从来没有爱过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听话上交工资的家庭保姆，是个适合结婚的对象。而她只是听她妈的话，听赵老师的话，她觉得龚磊条件还行，就嫁了。
天亮了。龚磊起来，看见姚楠坐在床边没在烧饭，转头看见自己手机，说“你动我手机？”
姚楠说：“它自己亮的。”
龚磊说：“你不要无理取闹。”
龚磊给他妈打电话：“妈，姚楠又发疯了。你们来一下。”
她看着他打电话。她没有哭。她想起她妈说“你终于嫁出去了”。她想起赵老师说“你别挑了”。她想起自己说“好”。她说了一辈子的“好”。她不想再说了。
公婆来了。公公说“男人在外面应酬很正常”。婆婆说“一天天的，就不能懂点事，闹就滚出去”。她说“婚房我出了二十万”。婆婆冷笑：“这是我们家的房子，房本上是我的名字，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看向龚磊。龚磊低头玩手机。公公伸手给自己倒了杯水，默默看着。
她站起来。她走进卧室，拿出行李箱。她收拾东西。她只拿了自己的衣服。几件旧的，中性的，灰色的，黑色的。她想起自己十四岁那年攒了三个月的早饭钱买了一条粉色的蓬蓬裙，被她妈拿细树枝抽，被她爸当街踢。从那以后她只穿“中性”。
她拉着行李箱走到门口。龚磊说：“离了我你连房租都付不起。”
她没说话。她转身走了。
她走出小区。外面在下雨。她站在雨里。她给母亲打电话。“妈，我离婚了。想回来住几天。”母亲说：“你弟在睡觉，小声点。你弟最近心情不好，你别回来添乱。”她挂了。她给弟弟打电话。姚祖说：“姐，你离婚分到多少钱？”她说“没分到”。姚祖说：“那你回来干嘛。”
电话挂了。
她站在雨里。口袋里八百块。她给闺蜜方芳打了电话。方芳说“你来我这”。
她坐在末班车上。最后一排，靠窗。雨打在玻璃上。她低下头，看见手背上那道白线。她想起六岁的自己。她想起自己问“我做错了什么”。没人回答她。
她把手翻过来，看着手心。手心粗糙，是洗碗洗衣服洗出来的。她六岁开始洗碗。洗了二十二年。她为弟弟洗，为父母洗，为龚磊洗。她洗了二十二年，没人为她洗过一次。
她想：我做错了什么。
她想了一路。没想明白。
车到站了。她下车。她站在方芳家楼下。灯亮着。她上楼。方芳开门，没多问，只说“你住着，不急”。给她一碗热粥。她喝了。她用冷水洗了碗，她习惯了。
她躺在床上。她看着天花板。她想：我哪里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