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没人说得清今年是什么年。
县衙门的告示写民国，城隍庙的香火箱刻洪宪，巡捕房的公文用西历，堂口的名册上还供着宣统八年。有回我问账房先生，今年到底哪年？
账房先生说："你管哪年干什么？工钱又不是按年发。"
我一想，有理。
我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扛大包，扛了十年。
十年什么概念？就是我从一个能站着绝不躺着的后生，变成了一个能躺着绝不站着的赖子。江湖人称皮赖子。我不挑理。赖怎么了？赖子活得长。
十六铺这地方，白天归青帮，晚上归巡捕房，洋人的船一进港，青帮巡捕房一起靠边站。我在这地方混了十年，就悟出一条真理：谁横不横，不看拳头，看后头站的谁。洋人后头是炮舰，青帮后头是堂口，我后头——
我后头没人。
阳春面摊子上，王寡妇下面的时候，给我多摆了一副碗筷。
我说：“我没带人。”
王寡妇头也没抬：“有人给你点的，账结过了。”
我顺着她的下巴尖看过去。摊子上坐满了扛大包的，个个埋头呼噜面，谁也没往我这边看。码头这地方，一碗面四个铜板，亲兄弟都要明算账，天上掉馅饼的事，我皮六活了二十五年，一次没赶上过。
我又问：“谁点的？”
“一个老头。”王寡妇把面往我面前一墩，热气腾起来，“穿黑褂子的，先来的，坐你那个位子，要了两碗面。我面刚下锅，他到江边遛弯去了，说一碗归他，一碗归你。钱给的是银角子，不用找。”
“人长什么样？”
“老头不都一个样。”王寡妇擦着手，忽然压低声音，“就是脸色不太好。青的。我干了十年面摊，送走的客人比见过的官老爷多，那脸色，我见过，那是知道自己日子快到头的人的脸色。”
她说完转身去招呼别桌，留我对着那副空碗筷。
我把那副碗筷推到一边，端起自己那碗，刚挑起来一筷子，摊子边上多了个人。
黑褂子，瓜皮帽，帽檐压得低，看鞋是双千层底的新布鞋，看手是双老年人的手，青筋绷在皮上。他往我对面一坐，把那副碗筷又拉了回来。
“六啊。”他说，“吃面。”
我听声才认出来，是陈老头子。
青帮里挂名，我排六十四，前头六十三个，我谁都巴结不上，就这位老头子，从我拜码头那年起，每月初一十五让我给他跑腿送一封信，送到城隍庙门口糖粥摊上，不给钱，管我一顿阳春面。送了五六年，送到后来，他连信都不写了，还是管我面。
我说：“老爷子，今儿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
“记那么清干什么。”他把那副碗筷摆正，空碗空筷子，摆在正中间，“今天这碗面，不是给你吃的。”
“给谁的？”
“给一个该吃没吃着的人。”
我没接话。码头上混久了，知道什么话该问什么话不该问。陈老头子这号人，前清过来的遗老，帮里辈分高，脾气怪，手里过过的银子能铺满十六铺，如今窝在南市一个小堂口里养老。他找你说话，你听着就行，接一句，他能绕你三个弯。
我埋头吃面。猪油香，葱花绿，汤上漂着两滴虾子酱油，是王寡妇的正经手艺。
“老爷子这几天出门了？”我扒拉着面，随口问。
“出了一趟远门。”陈老头子腰板挺得笔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那姿势不像吃面，像上朝，“去了趟南京。”
“南京有什么生意？”
“看一个工地。”他说，“大工程。几万两银子砸下去，修一个死人的宅子。六啊，你见过给谁修宅子修那么大的吗？”
我说给皇帝修陵。他说对，可这回不是皇帝了，皇帝没了，旗也换了，修陵的还是照皇帝的规矩修。我听不懂这里头的弯绕，就没接话。陈老头子也不解释，他就是找个由头发感慨，前清过来的人都这毛病。
陈老头子看着我吃，看了半天，忽然说：“六啊，我要托你办个事。”
“您说。”
“替我收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东西还没到。”他把帽檐往上抬了抬，露出一双眼，眼皮耷拉着，眼珠子倒亮，“到了，自然有人来交给你。你收着，别问是什么，别给人看，等我来取。”
我说：“老爷子，您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东西谁送来？送到哪儿？您几时来取？”
“问得好。”他点点头，“所以我也就说了跟没说一样。”
我看着他。老头子今天有点不对。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就是那双眼睛，平日耷拉着跟睡着似的，今天睁得溜圆，眼白里爬着血丝。他点了一碗面自己不吃，摆一副空碗筷，说些收东西敲门的怪话，句句不像他。
“老爷子，”我压低声音，“是不是出事了？”
“没事。”
“没事您躲什么人似的？”
他不答，伸手把我的右手抓了过去，翻过来，摊开。我掌心那块铜钱大的黑胎记露在桌面上，黑得发亮。他盯着看了很久，看得我心里发毛。
“这记号，”他说，“跟了你二十五年了。”
“打娘胎里带的，怎么了？”
“没怎么。”他松开手，“好生收着。这东西比你的命值钱。”
他把一张纸条压在空碗底下，起身就走。走出两步，又回头。
“六啊，”他说，“最近晚上，有人来敲你门，你别应。”
“敲几声？”
“三下。”
“要是敲四下呢？”
陈老头子隔着帽子挠了挠头皮：“那就更别应了。”
他走了。人影一闪，融进码头的人流里，跟一滴水进了黄浦江一样。
我把纸条抽出来。就一行字：收妥之后，烧一张纸钱，城隍庙后巷口。
字是毛笔写的，笔画抖，写的人手不稳。我把纸条揣进怀里，把那碗没人吃的阳春面连汤倒在了摊子边的沟里。
“造孽。”
斜对面一个驳船队的老汉直摇头。这老汉姓什么没人知道，都叫他水伯，在码头扛过三十年的包，后面去了驳船队，一辈子没娶，认的字比我还少，就认得一个道理：糟蹋粮食，天打雷劈。
“水伯，这碗是敬死人的。”我说。
“敬死人的也是粮食。”水伯把他的面汤喝了个底朝天，拿筷子敲敲碗沿，“六啊，你命里带的东西，比你肩膀上扛的沉。老头子我看得出来。扛得动扛不动，看你自己的造化。”
说完他挑着扁担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半天没动筷子。
那天上午我扛了四十件洋布，下午扛了六十包面粉，临收工又轮到一批英国洋纱。
扛包这活，说起来就是一根扁担两条腿，可里头的门道多。哪家的工头吃人不吐骨头，哪家的账房按月结账不拖欠，哪批货里头夹了私盐碰不得，这些门道够写一本书。我在十六铺混了十年，混成个人精。青帮的通字辈在码头收份钱，一月两角，美其名曰平安钱，我不入流，排在六十四，轮不上我孝敬大头，可月例的角子一个不能少。收钱的歪嘴张三跟我熟，每次收完钱都拍拍我肩膀，说六哥，安心扛你的包，十六铺有你一张铺板。
安心。我心里清楚，这张铺板是人家赏的，哪天人家不赏了，我连铺板带人一起滚进黄浦江。
那天下午我扛包走了神。
一包一百二十斤的洋纱，我扁担上肩，走到跳板中间，脑子里全是陈老头子那几句话，脚底下一软，整个人晃了晃。要搁平时，这一晃顶多挨工头两句骂，偏偏那天跳板另一头是新来的帮工，见我晃，他也慌，两人一乱，洋纱包擦着跳板边滑出去，差一尺就掉进江里。
工头把我拽上岸，劈头盖脸一通骂，扣了我半天工钱。我没还嘴。不是我脾气好，是我心里那点事，比工头的骂声沉得多。
收工的时候天擦黑，黄浦江上漂着一层铁锈色的光，汽笛一声一声，像谁在江底咳嗽。
收工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两碗面。
该吃没吃着的人。陈老头子这话我咂摸了一路。做我们这行的，话不说全是规矩，可他看我的眼神不对，那眼神不像托事，像交代后事。我越想越烦躁，在巷口买了两个烧饼，啃了一个，另一个揣怀里，留着明早垫肚子。
回到闸北，棚屋区的路比白天还黑。我住的那间，门板用铁丝拧着，屋里一张板床，一个木箱，箱子里两件换洗衣服，一块过年剩下的咸鱼。隔壁赵二麻子在抽大烟，烟味顺着板缝飘过来，我躺在床上数房梁上的蜘蛛网，数到第七张，睡着了。
后半夜，冷醒的。
不是天冷的冷。十月的上海，再冷也冷不到被窝里来。这种冷是从脚心往上爬的，顺着骨头缝爬，爬到哪儿，哪儿就发麻。先是麻，麻到后心窝，又转成疼，一跳一跳，跟有人拿冰锥子往我脊梁骨上钉钉似的。
我迷迷糊糊翻了个身，手往枕头底下一伸，摸到一个东西。
硬的，凉的，巴掌大一块。
我睁开了眼。
枕头底下压着一块铜牌。正面一个字：代。字是阴刻的，笔画里积着黑，摸上去跟摸冰块没两样，可攥在手心里，它又慢慢热起来，热得手心发胀。
我掌心那块胎记，跟着也烫了一下。
我叫皮六。苏北盐城人。我娘生我的时候咽了气，我从棺材里被瞎婆婆抱出来，养到十五岁，一个人扒火车来了上海。这些事我从不跟人提，提了就没人跟我搭伙扛包了。在十六铺，我是个嘴碎、手快、能躺着不站着的皮赖子，白天扛包，晚上赌两把小牌，欠王寡妇四碗面钱，谁也不欠我。
瞎婆婆是个独眼婆子，苏北黄河故道边上住着，方圆三十里管她叫瞎神仙。她把我从棺材里抱出来的时候，我爹已经没了三个月。村里人说，我这种从死人肚子里出来的娃，叫尸生子，半人半鬼，养不活的。瞎婆婆不信这个邪，拿米汤把我灌活了。她教我认头几个字，教我见了庙绕着走，教我一件事：看见什么不对劲的东西，装没看见。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这样的命，看见就是招惹。
我十五岁那年，村里闹饥荒，她把我送上南去的火车，自己留在了故道边上。走的那天她拉着我的手，说了句我到现在都没琢磨明白的话。她说，六啊，你往人堆里走，往亮处走，别回头。
我盯着手里的铜牌看了很久，想起来陈老头子纸条上的那句话：收妥之后，烧一张纸钱，城隍庙后巷口。
东西到了。
我把铜牌翻来覆去地看。背面五个小字：阴司勾魂司。
窗外有人敲了三下门。
梆，梆，梆。
我没应。
敲门声停了一会儿，又响起来。这回是四下。
我坐在床板上，铜牌攥在手心里，烫得跟刚出锅的烙铁似的。门外的动静很轻，不是手敲的，倒像是有什么东西，一下一下，拿脑袋磕在门板上。
磕到第七下，停了。
停了之后，有个声音贴着门缝说话。那声音又沙又慢，像个几十年没开口的人：
“开……门……查……牌……”
三个字三个字地往外挤，挤得我后槽牙发酸。我把被子拉到下巴，盯着门板上透进来的那一道月光，一动不敢动。小时候瞎婆婆说过，夜里叫门的，应了声就算应了差事，想推都推不掉。
门外等了一袋烟的工夫，那声音叹了口气。
脚步声起来的时候，我又出了一身白毛汗。那不是两条腿走路的声音，也不是四条腿。倒像是有什么东西贴着地皮滑走了，跟一张纸从门缝里抽出去一样。
我再也没睡着，睁着眼睛熬到天亮。天亮之后我第一个念头是：陈老头子这顿面，真他娘的贵。
第二个念头是：这牌子怎么扔。
当天我就试了。趁扛包的间隙，我把铜牌甩进黄浦江，甩出去老远，眼看着它落水，连个水花都没多冒。
第二天一早，它在我枕头底下躺着，干干爽爽，上面一个字都没少。
我不死心。第二天夜里我把它埋进棚屋后头的烂泥里，埋了一尺深，上头还跺了三脚。第三天早上，它在枕头底下躺着，带着泥腥气。我又把它挂到城隍庙的山门上，挂得高高的，我想这回总成了，泥塑的菩萨跟前，邪物不敢近。
第四天早上，它还是在枕头底下。这一回，铜牌干干净净，连泥点都没有，那个“代”字在晨光里泛着幽幽的青光，像是在笑话我。
我认了。打那天起，我把铜牌用红布包了，贴身揣着。躲是躲不掉了，那就揣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