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命揣着铜牌的第二天，后半夜，又有字在铜牌上浮现出来了。
摸到枕头底下那块牌子，就着窗户纸透进来的月光一看，正面那个“代”字旁边，浮出几行红字。不是刻上去的，是从铜皮里头渗出来的，颜色像隔夜的新血。
字不多，我认不全，连蒙带猜：
洪宪二年，三月初七殁，张王氏。住城隍庙后巷。收魂一具。限三日。
我在床板上坐了半天，把这句话从头到尾捋了三遍，捋出一个意思：张家有个姓王的老太太，今年死的，住城隍庙后巷，让我把她的魂收走，三天之内。
我当过差吗？没有。我见过鬼吗？不好说。我娘生我那天就没了气，我是从棺材里抱出来的，瞎子婆婆说我这号人，半只脚踩在阳间，半只踩在阴间，从小见得着些别人见不着的。可看见归看见，给我管饭吗？不管。
天没亮我就去了城隍庙。后巷我熟，送陈老头子的信送了五六年，巷子多长，几个弯，哪儿有野猫，我闭着眼能走。巷子两边是齐胸高的风火墙，墙根底下常年阴湿，青苔绿得发黑。大早上的，巷子里一个人没有，走到头，一户人家，门板关着，门缝里飘出烧纸的烟味。
我在巷口站了一袋烟的工夫，没敢进去。
不是怕。是觉得这事不该我去。收魂有收魂的规矩，城隍爷座下的阴差黑白无常，那是庙里泥塑的正经神仙，轮得着我一个扛大包的皮六？
我在巷口蹲到了天亮。
天蒙蒙亮，巷子里有了动静。先是纸马铺卸下门板，掌柜的打着哈欠把一沓黄纸摆到柜台上；再是倒马桶的老妈子，一路骂着走过去。我凑到纸马铺跟前，递了根烟，跟掌柜的搭话。
“老师傅，跟您打听个人。这巷里是不是有位张王氏，年初没的？”
纸马铺掌柜拿眼角斜我：“你是她什么人？”
“远房亲戚，刚从乡下来。”我撒谎不打草稿，“她家里还有什么人？”
“一个儿子。”掌柜的往巷子里努努嘴，“在洋行做事，穿西装，坐黄包车，一年到头不回来两趟。老太太活着的时候，逢人就念叨儿子出息。出息是出息，就是不怎么认娘。”
“老太太怎么没的？”
“开春没的。”掌柜的说，“说起来也怪，没病没灾，头天晚上还出来倒了一回水，早上人就凉了。街坊都说老太太有福气，走得干净，没受罪。”
干净。我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嚼。我亲娘走得也干净，生完我一口气没上来就凉了。我们这种人家，干净两个字，是拿来糊弄活人的。
“那丧事办得怎么样？”
“寒碜。”掌柜的撇嘴，“一个儿子，一堂白幡，吹打都没请，三天就出了殡。街坊背后都戳脊梁骨。倒是头七那几天，有个穿洋装的小姐来过两回，在灵前站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哪门子亲戚。”
穿洋装的小姐。
我谢了掌柜的，走出两步，又回头问：“那小姐长什么样？”
“天黑，没看清。”掌柜的想了想，“就是瘦。风一吹就倒的那种瘦。”
我顺着他铺子里的货看了一眼。纸人纸马摆了一墙，童男童女，眉眼都是拿毛笔点的，一个个冲着我笑。角落里立着几个新扎的纸人，还没画眼睛，白生生的脸上只有两个空洞，就像东头给人算命的老瞎子一样。
“这几个是给张家的？”
“不是。”掌柜的说，“这几个是给姓周的大户预定的，说要扎得像真人。如今的主顾，口味越来越刁。”
他见我还站着不走，又补了一句：“客人要买什么？纸钱路引，本铺应有尽有。看人办事，价钱好商量。”
路引两个字我记下了，说不清为什么。我摆摆手，说改日再来。
回到十六铺，我把铜牌的事跟我拜把子的兄弟豁嘴刘说了半截，没说字，就说捡了块牌子扔不掉。豁嘴刘正蹲在码头边啃烧饼，听完把烧饼往怀里一揣，说我给你看看。
他把铜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又拿牙咬了咬，说：“纯铜的。六哥，上头当铺能换十五个铜板。”
“归你，换去。”
“真的？”
“真的。”
豁嘴刘当着我的面把铜牌揣进怀里，下午就上了当铺。
他回来的时候天擦黑，手里捏着十五个铜板，脸色却不太对。我多嘴问了句，他说六哥，邪性。柜上掌柜的起初只肯出五文，他把铜牌往柜面上一放，掌柜的盯着看了半晌，加价到十五文，还说了一句怪话。
“什么话？”
“掌柜的说，这东西他不敢压。”豁嘴刘学给我听，“他说，柜上收的是货，你这东西是差。货能赎，差赎不了。他让我告诉你，趁早应了，应得越晚，利钱越重。”
我当他在编瞎话唬我。豁嘴刘急了，说掌柜的说完就把牌子锁进了铁柜子，铁柜子外头还压了一摞《金刚经》。结果晚上，牌子在我枕头底下躺着，还带着当铺柜台的木头味。
豁嘴刘脸都白了，说六哥你这是惹上什么了。我说我要知道我惹上什么就好了。
我又去找陈老头子。
堂口的人说，老头子前儿个就走了，去哪不知道，归期不知道。我问留话没有，堂口的人摇头，摇到一半又想想，说留了一句，给你的。
“什么话？”
“他说，让你别找他了。”
这话不对劲。陈老头子每月初一十五管我面，一管五六年，说断就断，还捎一句别找了。我站在堂口门口，秋日的太阳晒在后脖颈上，晒得我后脊梁一层一层起疙瘩。
晚上喝黄酒的时候，我把这话学给豁嘴刘听。
豁嘴刘抿了口酒，忽然压低声音：“六哥，有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上个月，堂口里一个醉老头跟我唠叨，说陈老头子年轻那会儿，不是青帮的人，是给道台衙门当差的，当的还不是一般的差。”豁嘴刘的声音压得更低，“说是给城隍庙当差。帮里头老人都知道，就是没人敢提。”
“给庙当差？”我嗤笑，“泥菩萨还会发工钱？”
“所以说没人敢提嘛。”豁嘴刘把酒干了，“那老头说，陈老头子这辈子，明面上替帮里做事，暗地里一直替另一头做事。两头都领钱。这种人在帮里有个说法，叫吃阴阳饭的。”
我捏着酒碗，半天没说话。酒是劣酒，辣嗓子，可我后脖颈那层疙瘩又起来了。
陈老头子，城隍庙，糖粥摊，每月初一十五一封信，送了五六年。我原先只当是老头子的怪癖，如今串起来一看，一根线从我拜码头那年起，就没断过。我不是碰上了什么事。我是早就在事里了。
“六哥，”豁嘴刘给我续上酒，欲言又止，“明儿你要是去那个后巷，我陪你去？”
“不用。”
“那我到时候在你巷口等着。有事你喊一嗓子。”
我看了他一眼。豁嘴刘这个人，赌钱出千，借钱不还，浑身的毛病能写满一张纸，可他知道哪件事该陪着兄弟。我端起酒碗跟他碰了一个，什么都没说。
接下来两天，我没去城隍庙后巷。
我照旧扛包，照旧赌牌。头一天输了两角，心里窝火，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睡到半夜，院子外面响起一阵声音，吱嘎，吱嘎，像很多人抬着很重的东西，一步一步，踩在泥地上。
我一个翻身爬起来，扒着窗缝往外看。
月亮地里，一口黑漆棺材，正自己走路。
棺材四条腿不会动，动的是棺材板，整个棺材跟一条大黑鱼似的，贴着地皮往前滑。滑到我隔壁赵二麻子家门口，停住了，棺材盖无声无息掀开一条缝，一只手从里面往里头探了探，又合上，棺材接着往前滑。
我屏住气看了一路。那口棺材滑过整条巷子，最后拐进黑暗里，消失了。
第二天，赵二麻子没出工。巷子里当天就传开了，赵二麻子后半夜死在烟馆里，抽死的，才三十七。下午，他家门板便上了白。
我听着这些议论，后背发凉。那口棺材去探门的那一夜，是他死的前一天。它去看过了，记下了，到时候来取。就像戏园子后台的点卯，点一个，走一个。
第二天我赢了回一角五，收工早。我在江边上站了一会儿，江水浑黄，往海里流，我蹲下来洗了把脸，想起我小妹。
皮小妹是我亲妹子，双胞胎，跟我前后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她晚我半盏茶的工夫落地，所以她是妹，我是哥。我十五岁跑出来的时候，她留在苏北跟着瞎婆婆，一别十年。洪宪二年春上，苏北闹春荒，家里断了粮，她一个人扒煤车来上海投奔我。临走前她把家里最后半袋地瓜干塞在包袱最底下，自己啃了一路的草根。这些是她到了之后跟我说的，她当时说得轻描淡写，可我听得心里跟刀绞一样。
我记得接她那天也是这样的黄昏。十六铺接客的码头，挑夫的号子、黄包车的铃铛、轮船的汽笛搅成一锅粥。我从人堆里一眼就看见了她：瘦得只剩一双大眼睛，头发上全是煤灰，站在跳板边上不敢动，怀里死死搂着那个补丁摞补丁的包袱。
我挤过去，喊了声小妹。
她看见我，先是笑，笑着笑着眼泪下来了。我带她去吃阳春面，加了一块焖肉。她舍不得吃，把肉夹给我，说哥你扛包费力气。我又夹回去，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肉掉在桌子上，她捡起来吹了吹，还是吃了。
吃完面，我领她去码头边的炒货摊，买了包糖炒栗子。她攥在手里，烫得两只手来回倒，舍不得吃。我拉着她的手往住处走，码头上另一趟船靠岸，接客的人潮猛地一涌。
就在那片人潮里，一个转背，手空了。
前后不过眨眼的工夫。我嘶着嗓子喊她的名字，喊到嗓子出血。栗子撒了一地，被无数双脚踩进泥里。有个看行李的说，好像看见个年轻姑娘追着什么人往北去了。
人没了。
我在十六铺找了半个月，码头、客栈、巡捕房、同乡会，能问的都问了。我往北边找了三天，闸北、虹口、北火车站，逢人就比划。后来为什么不找了？
不是我狠心。是我忽然想明白一件事：她要是活着的话，她这人鬼精，打小就比我聪明，比我能吃苦，她会回来找我的。她要是没了，我找个死人的本事，还没有。
这半年，我把这个想明白的道理翻来覆去地嚼，嚼到麻木。白天扛包，扛得比别人都猛，好像肩膀上的重量能压住点别的什么。
那天我在江边坐到月亮升起来，才往回走。路过阳春面摊子，王寡妇收摊收了一半，看我一眼，说：“皮六，你今天脸色不对。”
我说：“面钱记着呢，跑不了。”
“谁跟你说面钱。”她把抹布往肩上一搭，“昨儿夜里，有个老太太来打听你。”
“什么老太太？”
“卖糖粥的，说在城隍庙门口摆了二十年摊。”王寡妇收拾着碗筷，“她说她认识你。还说，你欠她的东西，该还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回到棚屋，我把枕头底下那块铜牌摸出来，就着油灯看。朱红字还在：收张王氏魂，限三日。
字出来那夜算起，满打满算，就剩明天一天了。过了明夜子时，我就算误了差事。
我把铜牌翻过去，背面那个“代”字底下，空空的，什么都没刻。可我盯着它看久了，总觉得那五个小字“阴司勾魂司”在往下沉，沉进铜皮深处，像有只手在底下拽。
油灯的火苗无风自动，往西偏了偏。
我吹了灯，躺下，睁着眼睛。窗外江上有汽笛声，一声，又一声。听着听着，我听出点别的意思来。
那声音不像汽笛。
像催工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