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我没去城隍庙后巷。
我去扛包了。那天工钱特别高，码头上到了一批英国的细洋布，扛一件给平时双份的钱。我扛了一整天，扛到肩膀肿起来，心里就一个念头：多挣一角是一角，万一真有什么事，手里有钱，心里不慌。
你看，人就是这样。真有个东西追着你的时候，你反倒要跟平常一模一样，好像只要扛包的步子不乱，那个东西就找不着你。
收工的时候，日头刚落。我坐在货箱上啃冷馒头，豁嘴刘凑过来，欲言又止。我说有话就说。他搓着手，说六哥，昨儿夜里你又说梦话了。
“我说什么？”
“你说，”豁嘴刘学得惟妙惟肖，压着嗓子，“别抬，别抬，我还没死呢。”
我手里的馒头停在半空。
那天夜里，报应来了。
先是冷。跟铜牌进被窝那天一个路数，从脚心往上爬。我把被子裹成筒也不顶用，牙关磕得咯咯响。然后是沉，人沉进床板里，明明醒着，眼皮抬不起来，手指头一根都动不了。
我听见院子里又响起那个声音。吱嘎，吱嘎。
那口黑棺材又来了。这次它不是路过。它停在我门口，棺材板轻轻磕我的门，梆，梆，梆。磕完三下，停了停，又磕了一下。
隔壁赵二麻子家刚办完白事，门板上的白纸还没撕。这会儿那边也有动静，纸幡簌簌地响，像有人贴着两家共用的板壁听了一会儿，又走开了。
四下。
我躺在床板上，浑身的汗把褥子都浸透了，脑子里就剩陈老头子那句话：三下别应，四下更别应。
棺材在门外等了很久。久到我听见巷子里打更的走过去，梆子声一声远一声。然后，棺材动了，吱嘎吱嘎，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烧得起不来，浑身烫得能烙饼。豁嘴刘熬了碗姜汤灌我，灌到一半，我“哇”一口吐出来，吐的全是黑水，腥的很，和阴沟里泡过三天似的。
烧退了之后，我摸出枕头底下的铜牌。
正面那个“代”字底下，朱红字还在：收张王氏魂，限三日。只是“三日”两个字淡了，底下新添了四个字，也是渗出来的红色——
记过一次。
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半晌。读过两年私塾的豁嘴刘凑过来看，说六哥，这是记过啊，跟铺子里伙计犯了错掌柜画押一个意思。
我说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的是，谁给我记的。
豁嘴刘说到底什么事你没办。我说你别问了。他也没再问，码头上的规矩，不该问的别问，问了自己沾上。
当天下午，我照着王寡妇说的，去了城隍庙。
城隍庙在方浜中路，我熟得不能再熟。庙门三间，石狮子一对，门槛被人踩得中间凹下去一个坑。往年香火旺的时候，初一十五挤不进去，如今世道乱了，信洋教的信洋教，信科学的信科学，庙里的泥菩萨落了厚厚一层灰，香炉里三炷冷香插着，香灰积成了小塔。
庙门口果然有个糖粥摊。
我先在庙门口站住了。
城隍庙我进过不知道多少回，从来都是送了信就走，从没仔细看过。这回我跨进山门，站在天井里，仰头把那几尊泥像一尊一尊看过去。正殿供着城隍爷，红脸，蟒袍，泥胎裂了口子，用石灰补过，补丁比码头要饭那老太太的布衫还厚。两厢站着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无常爷的舌头是泥做的，垂到胸口，上头挂满了蜘蛛网。功德箱立在香炉边上，箱子上的锁锈成了疙瘩，漆皮剥落的“洪宪元年”四个字还能认出来。
香案上三炷冷香。我摸了摸口袋，摸出两个铜板，想想又塞回去了。我跟菩萨做买卖，从来都是现钱现货，这回来路不明的差事，先不烧香，免得菩萨以为我认账。
庙门口果然有个糖粥摊。
一辆独轮车，一只木桶，桶上盖棉垫子，车把上挂一盏马灯。卖粥的是个老太婆，头发花白，满脸褶子，一件灰布衫补丁摞补丁，就和我我刚说的要饭老太太，坐在小杌子上打盹。
我走过去，还没开口，老太婆先睁了眼。
“来了。”她说。
“你认识我？”
“认识你五年了。”她揭开棉垫子，舀粥，“陈老头子的信，送到我摊上，送了五六年。你当我那碗阳春面是白管的？”
我心里那点疑团轰一下散了一半，又立起另外一半：“陈老头子人呢？”
“躲事去了。”老太婆把一碗粥墩在我面前的小桌上，“躲得过躲不过，看他的命。先顾你的命。”
粥是赤豆糖粥，熬得起沙，红糖的甜香直往鼻子里钻。我一天没正经吃饭，肚子里咕一声。可我看着那碗粥，没动。
“昨儿有人敲我门，三下，又四下。”我说，“前两天还有口棺材在我门口转悠。老太太，你是明白人，你给我句明白话，我皮六到底惹上什么了？”
“你没惹上什么。”老太婆说，“是差事惹上你了。”
“什么差事？”
“你枕头底下那块牌子，看清楚了吗？”她慢慢搅着粥，“那是个‘代’字。阴司的鬼差，如今走的不剩几个了，编制空着，活没人干，只好到阳间来雇活人。雇来的，不算正式工，叫代理。牌子上的差事，就是你的活计。干，有干的好处。不干，”她拿勺柄点点我的胸口，“你刚刚尝过了。”
记过一次。
我低头看自己这双手。昨天还能扛六十包面粉，今天端个空碗怕是都会抖。
“张王氏的魂，”我哑着嗓子问，“为什么是我去收？阴差呢？勾魂司呢？城隍庙里正殿供着的判官爷呢？”
“泥像。”老太婆头也不抬，“供了六百年，泥像。”
“那我不干。”我说，“老太太，我把话放这儿，我皮六在码头扛了十年大包，给青帮跑腿送信了五六年，我吃过最大的亏是赌牌出千差点被人剁了半根手指头，可我从来没给人白干过活。这差事没头没尾，没名没分，我不干。”
老太婆不恼，也不劝，就看着我。
看了半天，她把那碗糖粥又往我面前推了推。
“六啊，”她声音忽然软下来，软得跟我死去多年的奶奶一个腔调，“你以为这差事是你要来的？是你爹留下来的。”
我浑身一震：“我爹？”
老太婆不答。她拿起勺子，把桶里的粥搅了三圈，热气腾上来，糊了她一脸。
“我爹是谁？”我追着问，“你怎么认识我爹？他还活着吗？”
“你这孩子，话真多。”她把勺子往桶沿一磕，“二十五年了，老婆子我这粥摊，给多少阴司的人递过这碗粥，你是话最多的一个。”
“老太太——”
“粥要凉了。”
我盯着她。她那张脸在打盹和睁眼之间是两副模样，睡着的时候是个穷苦老婆子，睁着眼的时候，眼珠子黑得不见底。我爹这条线，她看来是打死不说的了。我换了个问法：“那我当了这个差，能查出我爹是谁吗？”
她这才笑了笑，皱纹挤成一团。
“你能查出什么，”她说，“得看你敢查到什么地步。”
“吃了这碗粥，”她把勺子搁在碗沿上，“你就是阴司的人了。吃了，病就好。不吃，”她顿了顿，“下回敲门的，就不是棺材了。”
我看着她。马灯的光在她脸上晃来晃去，晃得那些褶子一半明一半暗。庙里的穿堂风吹过来，吹得马灯苗子直打摆，她的影子投在庙墙上，黑黢黢一团，比人大多了。
我端起那碗粥，三口两口扒拉下去。
粥一进肚，一股热气从胃里散开，顺着四肢百骸走了一圈，走到哪儿，哪儿就暖了。我长出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憋了很久。
“张王氏的魂，限日已经过了。”我说，“记过也记了。现在怎么办？”
“记过是记过，活还得干。”老太婆收拾碗筷，头也不回，“今夜子时，城隍庙后巷。她家里停了灵，魂魄没走，你去领她。”
“领去哪儿？”
“牌子会告诉你。”
“那我该怎么领？”我把最难堪的问题问出来，“我又不是阴差，没个行头。难不成我冲棺材作个揖，说张老太太您跟我走？”
老太婆收拾东西的手停了停。
“六啊，头一回当差的人，都跟你一样，先琢磨行头。”她把独轮车扶正，看了我一眼，“行头是给活人看的。死人不需要看行头，死人只看一样东西。”
“什么？”
“路引。”她说，“路引到了，魂就知道往哪儿走。你只管到地方，剩下的，牌子教你。”
我回棚屋睡了一觉，踏实觉，一个梦没有。醒来天黑了，我摸出铜牌，正面朱红字变了——
补差：城隍庙后巷张王氏，子时，领魂归司。
我把铜牌揣进怀里，出门前想了想，又从床底下摸出那半块过年剩下的咸鱼，用纸包了带上。老辈人说，见着新丧的人家，手上带点荤腥，冲撞不了。
一路上我都在琢磨这事儿该怎么开场。按理说，收魂得有阴差的行头，皂衣、高帽、锁链，再不然一盏灯笼一根哭丧棒。我有什么？一块铜牌，半块咸鱼。见了张王氏的魂，我第一句话说什么？老太太，对不住，麻烦您跟我走一趟？
想到这儿我自己都乐了。乐完又发愁。这差事连行头都没有，十有八九不是什么正经差事。
城隍庙后巷，夜里跟白天是两个地方。白天是阴湿的青苔，夜里那点青苔全黑了，风火墙把月光切成一条线，线里飘着烧纸的灰。巷口蹲着一只野狗，也不叫，就那么在月光里坐着，看我过来，起身让开路，尾巴夹着，溜进黑影里不见了。
巷子只有一户人家亮着灯，白纸灯笼挂在门檐下，灯笼上一个大大的“奠”字。
我贴着墙根摸过去，刚走到那户人家的后窗底下，就停住了。
屋里有人。
不是守灵的亲属。后窗没糊严，缝里有光漏出来，还有一股香味，不是檀香，是那种洋人才用的香水味，甜得发腻。
我凑到窗缝上往里看。
灵堂设在正屋。白布幡，长明灯，一口薄皮棺材停在两条长凳上，棺材前头摆着供果。一个老太太躺在棺材里，穿戴整齐，脸上盖着黄表纸。
长明灯的火苗只有黄豆大，绿莹莹的，照得满屋子人的脸都没有血色。
棺材边上，站着一个女人。
穿洋装，剪短发，身段窈窕。脚上一双小皮鞋，黑漆皮，鞋跟敲在青砖上笃笃响。我活了二十五年，这么穿的女人，我只在洋行的橱窗画片和马路对面的白俄舞女身上见过。
她弯着腰，正伸手给棺材里的老太太合眼。她的手做得很慢，很轻，先把老太太的眼皮抚下来，又把她额前的头发抿到耳后，最后从怀里掏出一块白手帕，垫在老太太的手腕底下。
做这些事的时候，她嘴里轻轻念着什么。我竖耳朵听，听不懂，不是中国话，调子软软的，一句一顿，像唱歌。
念完了，她直起身。
月光和灯光一起落在她侧脸上。隔着一道窗缝，隔着一层黄表纸的反光，那张脸只给我一个侧影。可就那一个侧影，我贴在墙上的整条脊梁，刷一下就麻了。
那女人忽然侧过头。
她看不见我，我藏得严实。可她偏偏就朝着我这个方向，看了过来。
眼神从我脸上刮过去的那一瞬间，我差点把怀里的铜牌捏碎。
那眼神我认识。
我跟她是双胞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双眼睛，我怎么会不认识。小时候村里人分不清我们兄妹，瞎婆婆就拿这个打趣，说六啊，你照照镜子，镜子里就是你妹。
可我不敢认。她要是小妹，就该跟我一般大，该跟我一样在码头上扛包，在闸北的泥地里睡觉，而不是穿着洋装，踩着皮鞋，站在一个陌生老太太的灵前，念着听不懂的洋文。
我想喊。嗓子眼里像塞满了烧纸的灰，半个字都吐不出来。
洋装女人收回目光，转过身，冲着灵堂的正门，用那种软绵绵的洋文调子，轻轻说了一句话。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可我怀里的铜牌，烫得像块烧红的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