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边当江即白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江即白没有开大灯，只留了桌上一盏台灯。灯罩的边缘缺了一小块漆，是他刚独立办案那一年磕的，一直没换。
律所行政曾经提过几回，说要给他换个新的，他都回了同一句话："不用换，就这样挺好的。"
五年了，他每晚都会看着那一小块缺口，就仿佛他的那颗已经沉寂的心……
江即白快速处理完最后两封邮件，合上电脑，却没有走。
窗外，雨还在下。敲在玻璃上的声音比白天密了些，噼啪，噼啪，一阵一阵，像某种不肯罢休的追问。
他就坐在椅子里，听了一会儿雨，然后才把目光移向桌面右手边——最下面那个抽屉。
那个抽屉是上了锁的。
律所里没有人知道里面放着什么。行政每年做物品登记，问到那个抽屉，他只说："私人物品。"语气十分冷淡，不带任何可供揣测的余地。只要问过一次的人，都不会再问第二次。
他从钥匙串最里面取出一把小钥匙。
钥匙串上挂着车钥匙、门禁卡、办公室钥匙，叮叮当当的一串，这把小钥匙缩在最里面的缝隙里，安静地躺了五年，几乎和钥匙圈长在了一起。它太旧了，旧到和这串崭新的钥匙格格不入。
可他一直带着。
这五年期间，他也曾换过三次钥匙串，可每一次它都没落下过。
当他拿起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
今晚开它，其实是不合规矩的。他给自己定过规矩——只在特定的日子打开它。每年的某一天，或者赢下某场特别难的官司之后。像某种隐秘的、无人知晓的仪式。
今天不是那些日子里的任何一个。
而他今天只是见到了她。隔着一张长桌，隔着无数日日夜夜的思念，最后只能叫了那声"林小姐"。
锁舌弹开的声音很轻，咔哒一声，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楚。
抽屉拉开，里面没有文件，没有合同，没有任何与"君衡最年轻合伙人"这个身份相称的东西。
只有一个旧铁盒。
铁盒的漆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底色。他把它拿出来，放在台灯的光圈里，动作很慢，像法医在移动一件易碎的证物。
盒盖掀开，最上面是一张已经过期了的优惠券——"慢递"咖啡馆的，集满十杯送一杯。
十个空格里，盖了九个章。红色的印泥，圆圆的，一个挨着一个，排得整整齐齐。
第十个格子空着。
空白得干干净净，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话。
那时候他们常喝这家。她说等集满了，就去换那杯免费的，"白喝的咖啡最香"。他说好。后来章盖到第九个，她就走了。这张卡片在他钱包里放了很久，放到来回摩挲的边角都起了毛，他才把它从钱包里取出来，放进这个盒子。
像是终于承认，有些东西带在身上，是走不远的。
再往下，是一张剪报。
某年全国青年设计大赛的获奖名单，巴掌大的一块，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剪得很齐，连毛边都修干净了。三等奖那一栏里，"林未晞"三个字被人用铅笔极轻地圈了一下。
圈得很小心，笔锋收得极轻，像是怕弄皱了纸，又像是怕圈重了，就泄露出圈它的人有多郑重。
那年她拿了三等奖，哭得一塌糊涂，说自己没发挥好，对不起熬的那些夜。他安慰她的时候，顺嘴说了一句没关系。
其实他想说的是：你知不知道，因为这张三等奖的名单上有你的名字，我才有机会把这张报纸买回来，剪下来，圈出来——林未晞，你已经很好了，好到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
而这些话他一个字都没和她说。
那时候的他总以为还有时间。总觉得来日方长，总觉得"下一次"这三个字，是可以无限续用的。
最底下，压着一张电影票根。
午夜场，靠过道的位置。票根已经发黄了，纸脆了，边角磨出了毛边，却又被抚得很平——那种矛盾的样子，一看就是被人拿起来过很多次，又每一次都小心地抚平、放回原处。
江即白用指腹碰了碰那张票根。
指尖下的纸薄得几乎没有了分量，他却放得很轻，很轻。
那天也下雨。
散场的时候她没有伞，他把伞往她那边倾了一路，自己半边肩膀湿透了。把她送到宿舍楼下，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雨声太密了，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都堵在了喉咙里。
到了楼下，她说："江即白，今天谢谢你。"
他说："顺路而已。"
其实不顺路。城西到城东，横穿整个云城。他把这句话咽下去的时候，舌根是苦的，像含了一整路的雨。
那时候他就在想，下一次，他一定告诉她。
告诉她什么呢？告诉她他伞一直往她那边斜？告诉她他记下了她喝拿铁要双份糖？还是直接告诉她——林未晞，我好像，没有办法只跟你做朋友？
他想了一路，措辞换了一版又一版，想好了最稳妥的那一种。
可是没有下一次了。
没过多久，她就走了。走得干干净净，没给他留任何"下一次"的机会。他准备好的那些话，一个字都没用上，最后在时间里放了五年，放到他自己都快记不清最初的措辞了。
江即白把东西一样一样放回去。
优惠券在最上面，剪报垫在中间，电影票根压在最底下。顺序和五年来的每一次都一样，他不会弄错，也不敢弄错。好像只要这个顺序还在，他们之间的情谊就没有彻底散去。
锁上抽屉的时候，他的动作很慢，很稳，像他经手的每一份案卷。
然后他撕了一张便签，写着
明天的待办事项。
一、并购案补充条款核对。
二、华裳服饰尽调进度跟进。
笔尖在纸上顿了顿。
第三条，他写了三个字——
林未晞。
写完，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灯下，那笔迹是他自己的，横平竖直，沉稳有力，是上千份法律文书磨出来的笔迹。可那三个字却是不属于他的。那是别人的名字，是别人的五年，是一段他没有任何立场再去触碰的过去。
他写她的名字做什么呢？
约她出来？以什么身份，什么名义？
问她一句"这些年好吗"？
五年前的那个雨夜，这句话他都没问出口，五年后又凭什么？
笔尖悬在纸上，悬了很久，墨在纸面上洇出一个极小的黑点，像五年前她写到他名字时，洇开的那一片。
最终，他还是拿起笔，把那三个字划掉了。
一笔，又一笔。
横，竖，撇，捺，一个字一个字地划。划得很重，笔尖几次戳破纸面，透到下面一层便签上，留下深深的刻痕，像某种不能示人的、徒劳的挣扎。
第二天，助理来收拾他的办公桌的时候，看到那张便签，只看到第三条被涂黑的、无法辨认的痕迹。黑色的墨迹层层叠叠，根本看不出来下面原本是什么字，也看不出划掉它的人，当时究竟用了多大的力气。
没有人知道那下面原本写的是什么。
就像没有人知道，业内从无败绩的江大律师，五年里一直锁着一个抽屉。
那个抽屉里没有证据，没有法条，没有任何能赢下一场官司的东西。
只有一个没有追上的背影，和一场早就终审了的、不许上诉的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