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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立刻起身。
“这份附件谁能看到？”
项目负责人说：“目前只有评审组和客户指定联系人。”
“先把具体名单从我的权限里移除，保留匿名编号。”
他提醒我：“你是秦朗的父亲，也可能最清楚他的情况。”
“正因为我是父亲，才不能让我的身份成为越权理由。”
我提交关系申报，要求独立顾问处理个人账户，自己只看权限、版本和审批日志。
客户同意了，但暂停我本次项目的一半绩效费。
我签字确认。
这不是退让，是先把孩子从我的职业筹码里拿出去。
系统随即撤销了我的明细权限，保留只读审计视图。每次有人导出或修改，我都能看到操作编号，却看不到具体学生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我把隔离确认邮件抄送给合规负责人，没有抄送许薇。她是涉审公司的员工，不该从我这里提前拿到调查安排。
项目负责人把原定的两小时访谈拆成了两场，一场谈权限设计，一场由独立审查员核对用户范围。我留下来整理字段映射，逐项标注哪些信息属于必要审计、哪些应该从工作底稿中删除。
凌晨一点，手机亮了一次，是秦朗的学校群通知。我没有点进去，只把手机翻面，继续核对日志时间。
下午，许薇在公司楼下等我。
“你把秦朗的名字报给客户了？”
“我只申报关系，没有把他的个人信息交给任何人。”
“你就是想让我在公司待不下去。”
“如果我想报复，就不会要求独立审查。”
她盯着我手里的文件夹，目光停在合规确认页上。我把封面转向她，让她看见标题，没有把内容递过去。
“连我也不能看？”她问。
“尤其是你。你在运营部门，也在审查范围里。”
她像是被这句话刺了一下，嘴角绷紧，最后把手收回口袋。
她的手机响了。
贺景川在电话里问她：“审批单上的风险标记，为什么被改成已完成？”
许薇脸色变了。
我没有继续听，转身回到会议室。
日志显示，测试环境的家长端权限没有关闭，供应商曾批量导出数据。
最早的提醒来自三个月前，提交人是知途运营部门。
而那份提醒的审批人，正是许薇。
那不是一张能直接证明谁泄露数据的截图，而是一条完整的变更链：先有人提交风险提示，后有人把状态改成“待补充”，三天后又被改成“已完成”。两次操作使用不同账号，后一条备注却引用了前一份复核结论。
我把原始日志编号交给独立审查员，请对方从客户侧重新调取。自己留在工作底稿里的只有时间、版本和权限变化。
我把证据链分成技术事实、供应商行为和管理审批三栏。
每一栏只写能证明的内容，不替任何人加罪名。
晚上，岳母给我发语音。
“你要是还想见秦朗，就退出这个项目。”
我问她：“这是许薇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
她没有回答。
十分钟后，秦朗发来一条消息。
“爸爸，你是不是要害妈妈？”
我看了很久，回他：
“我在保护所有使用这个系统的孩子，包括你。”
消息发出去后，许薇把我拉黑了。
许薇申请把秦朗转到外家附近的学校。
理由写得很完整：父亲工作不稳定，无法保证接送，母亲更适合承担主要照护。
申请表的附件里，还附了秦朗的一张手写说明：“我想跟妈妈住。”字迹很用力，最后一个“住”字压破了纸背。
唐敏提醒我，别去问孩子是谁教他写的，也别在家长群里发任何解释。我们只按程序回应学校，免得把孩子变成两边争输赢的证据。
两天后，岳母发来一段十几秒的视频。秦朗坐在餐桌前，背后是没收拾的碗筷，照着她的话说：“我想跟妈妈住，爸爸工作不稳定。”
录到最后，他的目光越过镜头，像在等谁点头。镜头外有人问：“那你还想不想爸爸来学校？”秦朗刚张嘴，视频就停了。几分钟后，岳母重新发来一段剪短的版本，只有那句“我想跟妈妈住”。
我没有把完整视频转发给任何人，也没有追问秦朗是不是自愿。唐敏只让我回了一句：涉及孩子的意愿，请由调解员单独听取。
唐敏让我把三年的日历整理出来。
幼儿园报名、医院缴费、疫苗记录、家长会签到、每天的接送定位，一项项都在。
我不想把这些当成控诉妻子的武器，可如果我不提交，纸面上就只剩她的工资和我的辞职记录。
调解员问：“你为什么不在三年前继续工作？”
我说：“当时孩子每周发烧，妻子刚进入晋升期。我们约定由我先承担。”
许薇低着头。
她没有否认约定，只说：“我也没有逼他。”
她说这句话时，拇指反复刮着纸杯边缘。杯口被她捏出一道浅浅的折痕，她像是察觉到了，才把手收回桌下。
我看着她。
“你没有拿刀逼我，但你哭着告诉我，女人不能失去事业。那也是家庭里的压力。”
调解员没有评判，只把双方说法写进记录。
晚上，秦朗给我打电话。
“奶奶说你连稳定工作都没有。”
“你觉得呢？”
他沉默了。
我没有把项目合同和费用截图发给他。孩子不需要先用钱判断父亲。
“我已经接了一个项目。你可以等事实出来再判断。”
他忽然问：“你为什么不跟妈妈吵？”
“因为大人吵赢了，孩子也不会变轻松。”
那边传来岳母的声音。
“时间到了，挂电话。”
秦朗匆忙说了句再见，电话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