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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律师函寄到单位的那天，信封厚得像一份新员工培训手册。
诉求写得很清楚：删除相关内容，公开道歉，赔偿名誉损失。
贺子昂又发了一段剪辑视频，只留下我说“分手是她提的，我接受了”，配文说我为了报复前任，偷录商业秘密。
我把视频和律师函一并交给了法律援助律师。
“别跟他们在网上对骂。”律师说，“把原始文件和发布记录保好，能通过程序说清的，不要在评论区说。”
我照做了。
第二天，单位门口多了两个自媒体账号的主播。
他们举着手机问我是不是靠女朋友进了税务局，又问我有没有拿举报当分手补偿。
保安把他们挡在门外，我从侧门进了办公楼。
同事没问我录音的事，只把一摞待办材料放到桌上。
最上面贴着“请按时完成”的便签。
我把外套挂好，先把工作做完。
那天下班时，网上已经多出一张所谓的“录音笔购买记录”，说我早有预谋。
律师查证后发现，照片连型号都对不上。
我没有发帖拆穿，只把证据交给律师，等正式渠道处理。
贺子昂还把我在单位门口被围堵的照片发进群聊，配文说“看他还能撑多久”。
一名同事把截图转给我，问要不要投诉。
我把截图留存，照常填完手上的表格。
“你真不生气？”同事问。
“生气也不能替我完成工作。”
他把手机收起来，没再劝我去网上回击。
单位也正式通知我：
因我与苏晚晴存在私人关系，我不得接触相关事项，不得查询涉案资料，所有材料交由其他承办人员处理。
我在回避说明上签了字，把录音原件按要求交存，留下一份接收凭据。
领导只问了我一句：“你有没有用工作权限查过他们？”
“没有。”
“之后也不要碰。”
“明白。”
我把工作电脑上的相关页面关掉。
那几家公司叫什么，我不需要从内部系统再看一遍。
该怎么查，由承办人员决定。
律师函附带的礼物清单，把那张银行卡里的余额也列成了我收取的现金。
我让律师注明：卡已在生日宴当晚退还，卡里七万三千二百元没有动过。
苏晚晴只发来四个字：到此为止。
接着，我把她送的手机、手表和衣物逐项列清，能退的退，不能退的按购买凭证结算。
另外转给我的培训费和教材费，我按付款记录单独列了一项，把合同、发票和转账凭证一并发给律师，委托他协商返还安排。
贺子昂的剪辑视频继续传播。
评论区有人问我是不是拿了苏家的钱，我只公开了一次银行流水和退还记录，随后关掉了留言提醒。
“他怎么还不说话？”贺子昂在直播里笑，“是不是没拿到下一笔封口费？”
我没有回应。
我知道他们想把这件事重新变成一场游戏：谁先发火，谁就输了。
几天后，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
“周先生，我是苏氏财务部的许倩。我手里有些东西，但不会发给你。
如果你愿意，我想知道正规的提交渠道。”
我回了她一个地址和流程说明。
最后加了一句：材料不要交给我，直接提交给有权受理的部门。
她过了很久才回：“如果我交了，他们会知道是我。”
“提交材料前，可以先咨询律师，确认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回，“我不能替你保证结果。”
消息停在这里。
苏氏新闻稿仍在说集团经营稳健。
可隔天，集团旗下一个项目的供应商在法院门口举着欠款清单。
镜头扫过一排红色公章，新闻字幕写着“多家合作方申请财产保全”。
没有哪一条新闻提到我。
这很好。
调查不需要一个失恋的人站在镜头中央。
律师随后帮我向平台提交了侵权投诉。
几条把我说成“拿税务岗位敲诈前女友”的视频被下架，贺子昂没有道歉，只换了个账号继续发消息。
我把他的账号也拉黑了。
不是怕看见，是没必要每天给他一次重新登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