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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结束后，我离开了京市。
走之前周泽劝我留下。他说以我的能力和资历，在京城任何一家律所都可以横着走。而且他刚成立了新所，想把创始合伙人的位置留给我。
我说不用了，我想换个地方。
他没再多问，只是帮我订了张去南方的机票。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傍晚，南方的冬天没有京市那么冷，空气里弥漫着湿润的植物气息。
我拉着行李箱走出机场，打车去了一个我提前在网上租好的小公寓。公寓不大，四十平，带一个朝南的小阳台。推开窗能看见远处的江面，江上有货船缓缓驶过，汽笛声闷闷的，在暮色里拖出一道余音。
我在这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城市里住了下来。
起初的几个月过得很简单。早上起来煮粥，去菜市场跟老板娘讨价还价，午后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书，晚上沿着江边散步，偶尔给周泽发条消息汇报一下动态。没有案子，没有客户，没有电视镜头，也没有谁的名字会突然跳进脑子里。
但过了第三个月，我开始觉得哪里不对劲。
不是不好，是空落落的。
八年前我从法学院毕业，几乎是抱着法典睡的。后来进了律所，六年没休过一次年假。再后来接陆振霆的案子，一打就是七个月。那场官司之后我一战成名，然后认识了陆砚深，一头栽进了爱情和毁灭并行的洪流里。折腾了整整三年。
这八年，我所有的人生价值都是靠“打官司”来实现的。打赢一场，我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打赢了又输了，我就觉得自己变成了笑话。但那都是基于别人对我的定义，而不是我自己。
现在的我，不知道除了打官司之外，自己还擅长什么。甚至不知道，除了“苏律师”这个身份之外，自己到底是谁。
这个念头让我有些慌。
周泽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对着阳台上一盆新买的栀子花发呆。
他问我在南方过得怎么样。我说还行。他问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我说没有。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苏晚，我这边有个案子，想请你当顾问。
“什么案子？”
“一个商业欺诈案。被告是个做医疗器械的小公司，被大厂恶意收购，合同里设了坑，对方索赔三点五个亿。公司创始人是个女的，孩子才两岁，现在快撑不住了。”
“为什么找我？”
“因为对方请的律所，是陆家的前法律顾问团队。”
我握着手机的手顿了一下。
“他们是故意的。”周泽继续说，“那个团队里有几个律师，当年在陆振霆的案子里被你打得满地找牙。现在听说你走了，出来耀武扬威，想把那个小公司往死里整。”
“苏晚，我知道你需要时间。但她真的没有别人了。”
我看着那盆栀子花，叶子被阳光照得透亮。
“把案卷发给我。”
被告叫陈盈，三十岁出头，整个人的状态很糟糕。我来见她那天，她抱着孩子坐在出租屋里，桌上堆着速溶咖啡和没拆的尿不湿。孩子在哭，她也顾不上哄，眼眶红红地跟我说她的经历——三年前创业，前两年都在亏，好不容易第三年做出了几个专利产品，拿到了融资的苗头，就被人盯上了。
大厂来谈收购，她本来不想卖。但对方提出了一个她无法拒绝的对赌条款：如果收购后两年内无法完成既定业绩，对方就以原价返还股份；如果能完成，她不仅保留创始团队的决策权，还能拿到高额分成。
她信了，签了。
结果对方拿到技术专利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撕毁了对赌协议。合同里的“原价”被精确地定义为入资时的审计价格，而那份审计报告被人做了手脚，把估值压低了五倍。对赌条款中的仲裁地也被悄悄改成了对方法务总部所在的城市。她拿着这份合同和对方一比，几乎毫无胜算。
“苏律师，我是不是很蠢？”她说完这些后抬起头看我，怀里孩子终于哭累了睡着了，她说，“我以为签了合同就是安全的，我没想到合同本身就是陷阱。”
“不蠢。”我关掉录音笔，“真正蠢的是那些拿专业知识欺负老实人的人。而你只是选择相信了一次。”
她愣了一下，然后忽然捂住脸，哭得浑身发抖。
我把她带回了我住的公寓。
她抱着孩子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翻开厚厚的案卷材料。那些似曾相识的合同陷阱，那些巧立名目的格式条款，那些藏在附则里的文字游戏，像是把我拽回三年前那个婚房里——看着满篇的“甲乙双方”，发现自己被暗算的手法几乎一模一样。
我看了整整一个通宵。
第二天早上，陈盈醒来的时候，我把一份初步的法律意见书放在她面前。
“赢面很大。”我说，“他们的陷阱设计很精巧，但有一个致命弱点。”
“什么弱点？”
“他们太自信了。”
自信到，以为没有人能看懂那些藏在小数点后面的把戏。自信到，以为这个世界上的老实人都活该被欺负。他们犯过的错，和陆砚深一模一样。
而我已经为看懂这些错，交了足够昂贵的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