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半年前说起。
大一下学期，我拿下校级立项，进了学院的开放实验室。
进组第一天，我就认识了许思甜。
她不是我们组的人，却是实验室的“常客”。
公共仪器排着长队，她能径直插到最前面。
耗材柜的钥匙，在她腰上叮叮当当挂着一整串。
组会她一次没到过，可组里每一张成果合影，她都稳稳站在正中央。
我的样机排了三个通宵，预约单第二天就被划掉，理由是“科创部例检要用”。
我的立项书核心思路被整段搬走，连图表配色都没换。
我拿着两份材料去找她对质。
她笑吟吟地拍拍我的肩：
“知夏，学术嘛本来就是互相启发的，别这么小气。”
还有一次，我凌晨收尾。
第二天一早，超净台上多了一滩没人清理的菌液。
组长追责，第一个问的就是我。
因为门禁记录上，那一夜进出实验区的只有我。
我说不是我。
许思甜恰好路过，笑眯眯补了一句：
“知夏，做人要敢作敢当呀。”
那天，全实验室的人都在看我。
有人看笑话，有人躲眼神，有人低头假装洗器材。
没有一个人，替我说一句话。
我去找导师，导师揉着眉心，声音压得很低：
“她是学生会分管科创的副会长，跟学院不少老师都熟。”
“忍一忍，得罪不起。”
好，我忍。
但我的忍法，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不吵不闹，不哭诉不发一条朋友圈。
我把每一次插队、每一次挪用、每一次挤兑，连时间带地点，一笔一笔记进本子。把每一个实验，做成一页页能跟仪器日志逐格对上的铁证。
半年，两本记录本，写到了最后一页。
有人私下问我：你为什么不解释？
我说人会撒谎，数据不会。
我等的从来不是一句道歉。
我等的是一个场合。
所有证据摆在一起、所有问题一次问完、谁都跑不掉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