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他的微信弹出一条消息。一张电子请柬，红底金字，配着喜庆的音乐。文案很短："下个月结婚，有空来喝喜酒。"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有工地轰鸣声，他说在赶工期。我问他紧不紧张，他在那头笑了一声说再不结人家就跑了，房子先租着住，以后慢慢来——我听得出来他语气里的疲惫，但他还是笑着说的。
婚礼在十二月十**，星期六。县城的凯莱酒店。
他挂电话前顿了顿，补了一句："陈岩，别随太多，意思意思就行。"
我说心里有数。
我去银行取了六万。柜台小姑娘看了看那沓钱的厚度，又看了看我。回到公司，财务看见那沓钱问我取这么多干嘛，我说老同学结婚随礼。她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口。
婚礼那天早上六点我在虹桥登机，一个半小时飞到省城，打了顺风车往县城走。两个多小时车程，窗外从高楼变成矮楼，再变成大片枯黄的农田和零星的村落。县城变化不大，主街还在，只是记忆中的新华书店变成了手机专卖店，老理发店变成了连锁品牌。街上的梧桐树比记忆中粗了一圈。
凯莱酒店在新区，一栋六层楼的建筑，外墙贴着白色瓷砖。门口停着十几辆车，车身上都贴着红双喜。大门上方拉着横幅："热烈祝贺张伟先生与李婷女士喜结良缘"。旁边挂着两串气球，被十二月的冷风吹得东倒西歪，好几个已经瘪了。
收礼台铺着红布，桌上摆着礼金簿几支笔一摞红包壳一盘花生瓜子。后面坐着一男一女——烫着短卷发的大姐，穿酒红色棉袄；戴老花镜的大叔，握着笔准备写礼单。
我前面排了三个人。第一个中年男人，工作服上有油漆点，随了六百。第二对年轻夫妻，随了一千。第三个姑娘穿白色羽绒服，随了八百。
轮到我。我从羽绒服内袋拿出那沓用纸条捆好的现金，放在桌上。
大姐剥花生的手停住了："现金，收吧？"她点点头问我多少，我说六万。她手里那半颗花生掉在了桌上。她又问了一遍，声音高了半个调。然后低头看了看那沓钱，又抬头看了看我——灰色羽绒服，黑色休闲裤，旧运动鞋。她大概在想这身打扮的人怎么能掏出六万。
她撕开纸条数了两遍，确认无误后把钱拢了拢，放进脚边的蓝色帆布包里，拉好拉链："写名字。"
我拿起笔，在金额栏写"陆万元整"，在签名栏写下自己名字。放下笔时身后传来压低声音的议论——有人小声说六万，有人问谁啊，有人说不认识面生得很。
我没有回头，径直走进宴会厅。
宴会厅摆了二十二桌，舞台背景是粉红色喷绘布，印着张伟和李婷的婚纱照，修图修得有点狠——张伟的脸磨皮磨得快认不出来了。我扫了一圈，没往前坐，在靠中间偏后的位置坐下，剥了一颗水果硬糖放进嘴里。
刚坐稳，旁边落座一个人叫我名字。我转过头，看见一张圆脸，三十出头，发际线退到了头顶中段，穿着黑皮夹克和格子衬衫。认了好几秒——王磊，高中同学，最后一排靠门的座位，存在感靠上课接话茬和下课吹牛刷出来的。